1997年：大国关系发生深刻调整，国际政治新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十年八年之后，当人们回头看看冷战后国际关系是怎样变化时，也许会把目光盯在1997年上。这一年，可能会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冷战思维在外交实践中不得不进一步消退，国际政治新思想、新观念愈益深入人心的一年。
1997年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国关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调整。中、美、俄、日、欧首脑一个接着一个的互访、签订协议，令人目不暇接；且各大国双边关系某些方面呈良性互动的态势。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美关系的发展。江泽民主席10月26日至11月3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12年来两国首次的正式首脑会谈’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就扩大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两国关系不仅基本上回到正常化的轨道，而且确定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新目标。令世界所瞩目的这次成功的访问，使中美关系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说，江访美前，美中双方都认为会谈只不过是单纯的象征，只不过是恢复了互访（中方不见得是这么估计的）。江访美后，另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美关系“今年取得的成就超过以往8年的总和”。
当江泽民尚未结束访美的时候，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11月1日至2日访问了俄罗斯，同叶利钦总统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松树”别墅进行了“不系领带的会谈”。这次非正式会晤打破了日俄关系长期僵冷的局面，叶利钦称这是“双边关系的真正突破”。两国拟按“叶利钦一桥本计划”，开展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的合作。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商定争取2000年以前缔结日俄和平条约。
细心的人也许会注意到，]1月2日，当江泽民主席在美国洛杉矶欢迎他的千人宴会上即兴表演京剧的时候，桥本首相和叶利钦总统正在叶尼塞河悠闲地并竿垂钓。国际政治舞台上好一派风和曰丽的景象。
这只不过是大国首脑外交紧张活动中的瞬间潇洒。
江泽民回到北京，席不暇暖就忙着接待刚结束俄日首脑会晤匆匆来访的叶利钦。这是江、叶进行的第五次中俄首脑会晤，也是1997年两位首脑的第二次会晤。上次是半年前，江泽民主席访俄，并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0叶这次访华，双方除就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达成一系列协定外，最重要的成果则是双方郑重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勘界的所有问题业已解决，中俄东段已勘定的边界（约4200公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准确标示。1996年确定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1997年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中俄首脑会谈刚刚结束，11月11日，中国总理李鹏便登上访问日本的飞机，当晚即与桥本首相会谈。此次访日是根据两个月前桥本首相访华时，两国首脑达成的每年一次首脑互访的协议进行的。访问使双方进一步增进了解，扩大共识，确认要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实现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
上述中、美、俄、日之间关系的调整发生在20来天之中。这一年中大国关系的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还有：
3月，美俄首脑会晤于赫尔辛基，就北约东扩问题展开交锋并达成妥协。俄与北约签署了相互关系基本文件，默认北约于1999年首批接纳波、匈、捷三国人盟，换取了正式参加西方七国集团、参与欧洲安全事务等权利和美国增加对俄经援的实惠。
5月，法国希拉克总统访华，发表了联合公报，强调建立中法全面伙伴关系，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
9月，为落实1996年签署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美日就“防务合作指针”达成新的协定，强化和更新了双方军事同盟关系。
12月，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正式生效，双方关系也进人一个新的阶段。
在大国关系发生重大和深刻的调整过程中，冷战思维在外交实践中进一步消退，国际政治新观念和新思想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越来越深人人心。
所谓的冷战思维在冷战时期不仅西方某些国家有，东方某些国家也有，最主要表现为：在国家关系中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划分敌我友，干涉别国内政，不尊重各国人民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企图以各种方式（和平的、武力的）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搞集团政治和军备竞赛、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或称雄于地区，或争霸于天下；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不平等对待小国弱国；动辄拉开架式，搞对立、对抗、对峙，企图以武力和武力威胁去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国际争端。
国际政治新观念和新思想是同上述思维相对立、相区别的，是作为其对立物产生的。这种新观念和新思想主要包括不结盟，不拉帮结伙；平等相待，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互相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对话协商等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寻求和平与安全，平等互利等。
在1997年大国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中，反映出某些国家的少数人仍然坚持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观念，如美日加强军事同盟，北约东扩，对别国动不动就搞制裁、遏制政策；但也表现出一些反映新观念和新潮流的特点。除了突出经济外交这个最主要特点之外，又如：
——不搞集团政治，当平等的伙伴。继1996年中俄成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后，1997年，中法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中美确认要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中国与加拿大等国建立“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俄国与法国的“优先伙伴关系”等。“伙伴”成了外交文件中频频出现的时髦字眼。伙伴关系反映了一种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共创未来的新型国际关系。
——求同存异，面向未来。求同存异已成为国与国之间正确处理分歧的好办法。中美关系本来存在着如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一系列分歧，如果中美首脑会谈围绕这些分歧展开，那恐怕只能争吵不休，难有结果。正是江泽民主席在访美国期间，正式把$同存异列为发展中美关系的指针之一，才使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局面。李鹏总理同桥本首相会谈，则畢把中日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分歧，还有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的分歧暂时搁置起来，而他在日本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五原则之一便是“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日俄关系之所以能够打开僵局，出现新的突破，也是日本奉行新的政经分离的对俄关系新原则，即放弃了“不解决北方四岛领土问题就不能进行经济合作”的旧方针的结果。中俄1998年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勘界的所有问题业已解决”，也并不等于一点分歧也没有，而是把黑瞎子岛等三个有争议的岛屿的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
之所以能够“求同存异”，是由于面临这世纪之交，各大国均在构筑有利于本国发展的环境，寻求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的最佳位置。
冷静想来，各国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在维护和平、谋求发展这一主题上，确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着眼于共同利益，着眼于未来，这种战略共识和历史责任感，便成了求同存异的重要基础。
——相互制约，良性互动。这个问题，我们留等后论。
国际关系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体系，是一盘棋，移一子而牵动全盘。我们要研究的是，1997年大国关系这种深刻而重大的调整是怎样发生的？良性互动的态势是怎样形成的？在大国关系的复杂网络中，是什么环节启动这次调整的？
中俄关系的发展是启动和推动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因素
中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着当今世界格局和中俄各自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制约。这是一种互动关系。
为什么说中俄关系的发展是启动1997年大国关系的重大调整的关键性的、重要的环节和因素？这得从冷战结束说起。
在冷战结束前后这段时间里，大国中变化最大的是苏俄和中国：一衰一兴，一降一升。俄罗斯失去了其前身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综合国力骤降。面积只相当于原苏联的3/4，人口只有原来苏联的一半左右，军力约等于原苏军的2/3.GDP连年滑坡，1996年只相当于1990年的一半。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惊叹的成就，GDP每年以10%左右增长，到1995年便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
一升一降，何以越走越靠近？因为降的失去了同自己老对手一另一个超级大国抗衡的力量，被视为二流国家，连一个平等伙伴的地位也争不到，北约东扩差不多快逼到自己的家门口，原来属自己的庭院，如中亚一带，现在外人也伸手插足，进来争夺资源。长期习惯于在这个星球上称雄争霸的俄罗斯怎能咽下这口恶气？必须从东方寻找朋友。中国则由于自己的快速发展而使某些大国心理不平衡。“中国威胁论”一时被炒得沸沸扬扬。国家交往中常遭刁难，自家的事外人也要说三道四，似乎中国不吃下这颗苦果他们就不舒心。于是，中俄双方都面临着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即反对美国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建立单极世界、独家领导世界、主宰世界事务的企图。中俄双方都自觉到，各自的综合国力自然比不上美国，但都有力量，也应该是多极世界中独立的一极。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才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上述情况便是中俄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中俄关系六年多来迈过三个台阶，即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两国关系从苏联解体前已经实现的关系正常化的良好基础上发展到“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正式访俄，双方宣布把中俄关系提高到“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新水平上；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时，双方“宣布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关系的发展不仅是顺利的’而且全面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协作都取得重要成果。特别是解决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长期影响着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边界问题，双方于1997年11月叶利钦访华时郑重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勘界的所有问题已经解决，中俄东段已勘定的边界（约4200公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准确的标示。这是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签订了关于加强边界军事领域互相信任的协定（1996年），关于边境地区裁军协定（1997年）。中俄两国建立了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示范作用。这对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也起到了一种有力的遏制、制约、警示和劝导的作用。
看看1996年4月叶利钦访华，中俄首脑会谈以后西方一些报纸的评论便可说明这一点。
英《每日电讯报》文章认为，中俄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对付西方。
曰《朝曰新闻》文章说“中国邀请叶利钦访华旨在牵制美国”。
美国报纸认为，中俄加强关系是对西方发出的一个警告，“令某些西方国家感到担忧”。
英《卫报》说中俄联合公报声明反对霸权主义是“给美国的一记耳光”。
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俄，美联社文章认为，江、叶会晤“可以看作是毫不隐晦地指向北约和美国”。美国报纸指出，中俄接近旨在与美国抗衡，是为了阻止惟一的超级大国对世界的控制。等等。
不管这种反应是否准确、全面地说明中俄关系发展的意图，但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俄关系的发展对西方所起的影响。
受触动最大的当算美国。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和深人发展，加上中法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等，对美国震动很大。正如香港《明报》1997年11月10H社论说的，“美国当然不希望成为中俄联手对付的目标，在安抚俄罗斯的同时，也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再加上中国如此广大的市场对美国的吸引力，中美关系不可能停留在1996年春天的最低点上。于是有了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建立何种关系的辩论，有了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所取得的出乎一些人意料之外的成功。
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又推动了俄日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日本不仅担心中俄加强关系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因而急切希望打“俄国牌”，还担心“今后美中很可能推进将日本排除在外的美中越顶外交”。
俄罗斯呢？俄国不愿意被美国挤出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市场，并且它还想借发展对日关系对中国起某种牵制和平衡作用。于是，俄日双方均希望打破俄日关系因北方四岛问题造成的僵局；于是有了叶利钦与桥本龙太郎一次又一次非正式会晤，有了俄日关系新的转机。
这样，各大国谁也不愿意在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方面落后，良性互动的局面出现了。
从江泽民主席开始访美，到李鹏总理结束访日，这20天左右的时间里，中、美、俄、日四国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重要的调整，这自然有一个酝酿过程，也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但中俄关系的发展无疑是启动和推动大国关系朝良性的方向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关键环节。
维持当前大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最重要的是中俄两国要把维护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各自外交的一个重点和中心点在当今的世界上，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单极世界，促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定，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自然要靠世界各国，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而最为重要的是中俄两国要把维护和发展业已确立起来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各自外交的一个重点和中心点。
因为中俄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这两国在针对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上协调行动，就是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最有力的抵制和阻遏。
中俄两国都把维护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本国外交的基轴和可能性在于：中俄两国都不能容许美国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搞单极世界。
中俄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双方在总结了几十年来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合乎双方国家利益的正确选择。中俄两国半个世纪以来，有过结成“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同盟关系，也有过紧张对峙、对抗，动刀动枪的关系。历史的经验使中俄两国的外交思维都有了真正的重大变化，都认识到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都郑重表示（体现于几个联合声明中，并经过实践的考验）尊重各国人民自主地选择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从而消除了曾经妨碍两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现在双方都面临改革和发展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中国需要有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俄国需要在自己的周围建立“睦邻地带”。双方经济上又确有很大的互补性。因此，中俄目前形成的这种关系有着较为扎实、牢靠的基础。
建立中俄友好睦邻关系也是中俄国内主要政治势力的共识。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瓦·利哈乔夫和国家杜马副主席弗·雷日科夫强调，中俄之间“现在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了。
中俄现在确立起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又是中俄关系在当前国际格局之下的比较合理、适宜的定位。最重要的根据是，中俄建立这种关系有利于各自同其他大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如建立良好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俄美关系、俄日关系。这两年来的大国关系调整就是说明。
从中国的周边关系来看，维护和发展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这两年来有了良好的转机，但不算稳定，要充分估计到反复的可能。中国在东边、南边还存在一些麻烦，而且在短期内也不可能解决。
从俄罗斯的国际环境看，最大的问题当然是俄美关系。美国对俄罗斯就是希望俄弱而不乱，担心俄的重新崛起，因此对俄的政策主要是弱化和遏制。它也支持俄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改革，那是为使俄融人西方社会。美对俄的重要战略就是要俄退出其“传统势力范围”。近两年来，俄美关系中摩擦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北约东扩已初见成效，对中亚的渗透和插足也已井始，对波罗的海三国，对乌克兰等国又将采取何种政策呢？因而，俄美之间固然也有妥协、协作，但摩擦和小冲突将不断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俄罗斯面临的将是美国的压力，以及美国和西方对前苏地区国家的拉力而引起的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力。俄罗斯清醒的政治家，应该不会把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看成是权宜之计。
在十年八年之内，俄国还不可能重新崛起，中国也仍然属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超级大国，这种基本情况使得中俄两国只有维护目前这种政治关系，才能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的、有分量的一极。以上所述说明中俄两国均须把维护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各自的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和中心点。
另一方面，中俄这种关系仍然是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它不是中俄结盟，反对美国；而是中俄协作，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单极世界。这种关系不仅不是以疏远和损伤各自同第三国的关系为前提，而且是以继续改善和发展中俄各自同美日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它追求的是良性互动，而非恶性循环。客观的国际环境也规定了中俄关系必须限制在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范围内。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俄各自均需同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合作的平等伙伴关系。特别是在经贸、科技方面，俄美关系、俄日关系、俄德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甚至比中俄关系更为重要。这是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布热津斯基先生曾言，中俄在限制美国的优势上有共同利益，“但是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分歧、相互不信任和历史条件造成的反感”，“如果结成联盟，北京将占主导地位，俄国会退居为中国的卫星国”，“中国使俄国黯然失色。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关系对俄国是一种危险。”布热津斯基先生本来对中俄两国了解是颇深的，也颇有预见性。他认为中俄不可能结盟的判断是对的；但认为如果结盟俄国将怎么样怎么样……则是极不准确的。如此褒华贬俄，使人疑是理论家的政治策略。
在一段时间内，中俄之间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是不可能平衡的，政治关系高于经济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中俄两国维护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须消除妨碍中俄关系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使中俄关系存在某种脆弱性。如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不平衡，中央与地方的不平衡。还有一种不平衡，姑且称之为“硬件”优于“软件”。前者指公报、声明、协定等，后者指舆论、思想认识、文化传统、国民心态等。这些不平衡必须高度重视’逐步解决。这里只说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二者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二者的不平衡，中俄两国领导人已有共识，并拟定和采取相应措施加强两国的经贸交流合作。这是完全必要的。毕竟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长期不解决会损害双方的政治关系。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俄经济关系同政治关系的不平衡是两国国情造成的，也是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造成的。在一段时间里，这种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实现各自的外交战略所需要的。不能绝对地、机械地理解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必须相适应。在今天的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非都把经济关系放在首位，美日之间不是还在强化和更新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吗？中俄这几年在发展双边关系中最重大的成果还是在广义的政治领域里，而对这种政治关系的意义给予充分的评价，也有利于促进经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