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初，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同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举行的“亚太地区国家、民族与国际关系”的学术讨论会上，我发言谈“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俄罗斯政局”，关口末夫教授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决定和影响着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因素是什么？我当时回答说，主要是四种因素：俄罗斯传统的扩张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大国的地位；政权的性质；俄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前两种因素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后两种因素是变动性较大的因素。这当然是就近年来的俄国而言。这后两种因素之所以变动性较大，是因为从苏联解体以后，俄国处于向另外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期中，社会剧烈动荡，政局变化难测，前景模糊不清。俄罗斯向何处过渡？谁将主宰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如何发展？何时摆脱危机？种种问题，谁也难以肯定回答（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是越来越清楚，答案越来越明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要看改革的发展和结果。因此，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的变化就同其改革的发展和命运密切相关。世界上许多人一直很注视着俄罗斯改革局势的发展，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因此，我们研究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不能不十分注意动荡不定的俄罗斯；研究俄罗斯对外政策不能不注意其国内的改革。
一、俄罗斯的改革进程与其对外政策的变化这里讲的“改革”是指80年代中期以来，即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来苏联（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改革。苏（俄）对外政策有重大变化也是从此时开始的。下面我们来看看每个阶段改革的发展与其对外政策变化的关系。
1、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
戈氏的改革最初的动因是国内问题。他看到国家已处于危机前的状态。首先是担心保不住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他由此而提出加速发展战略，而后提出进行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再后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作为改革“新思维”，首先是于1986年1月从外交政策方面提出的概念。可见苏联的改革与其对外政策是分不开的。
戈氏之所以首先从对外政策上阐述“新思维”是因为苏联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大国霸权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的错误的对外政策造成的。它的争霸天下的对外战略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使苏联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主要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使苏联不得不长期执行大大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使苏联把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军事部门，使自己背上日益沉重的“援外”（如援阿富汗、越南、古巴）包袱。这个对外战略还严重阻碍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因为“优先”发展战略需要管理权力的高度集中。所以，戈氏的“新思维”首先从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方面提出是有原因的。
“新思维”放弃了苏联的对外扩张主义，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对外政策的改变目的在于为苏联国内的改革争取适宜的国际环境，腾出手来搞国内的改革和发展经济。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中，常常消极地妥协、退让，为美国和西欧推行“超越遏制”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原因，虽然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苏联的解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战后持续40多年的东西方对峙、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最终瓦解，多极格局开始形成。
2、俄罗斯改革过程中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与叶利钦“亲西方”外交政策的调整。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社会逐渐形成左、中、右三派政治势力。右翼政治势力是主张并急进地推行西方式的自由经济模式、急进地实行私有化政策的急进变革派。他们是叶利钦总统和政府的主要支柱。左翼政治势力以共产主义政党为代表，他们以恢复社会主义、恢复苏维埃政权、恢复苏联为其政治目标。中间派政治势力是从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原“民主派”分化出来的。他们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其首领是曾经握有相当大权力的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副总统鲁茨科伊。在“8·19”以后的近两年中，右翼政治势力和中间派政治势力围绕着权力这个中心，就经济改革的方针、方式、建立什么政治体制和制度而展开了激烈的、逐步升级的斗争。至1993年10月，叶利钦以武力结束了这场争斗。在这场斗争中，双方不仅在内政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在外交政策上主张也很不一致。叶派在外交上着眼于寻求西方援助来推进国内的改革，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俄罗斯通向世界经济大门的钥匙，因而“面向西方是惟一理智的选择”。叶的外交政策在颇大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国内“回归欧洲”的思潮。
反对派（中间派和左翼）则主张在外交上突出俄罗斯的利益，反对倒向西方，指责总统和政府“外交软弱”，过于亲西方，是“卖国外交”。议会甚至强烈要求“亲西方外交”的外长科济列夫辞职。
由于国内反对派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反对和干预，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经援口惠而实不至，又附加许多政治条件，并不把俄当成“平等的伙伴”，与此同时，俄国内经济改革也步履维艰，危机重重，总统和政府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外交政策。1993年4月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规定了俄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维护俄国利益，实行有重点的全方位的外交奉行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仍处于“优先地位”，要实现同他们的“协作和战略伙伴关系”。
发生这次对外政策的调整原因有三：一是实践说明叶的“亲西方”外交并不能为国内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二是由于叶主持的经济改革严重受挫，经济危机加重；三是从政治力量对比来看，尽管叶在政治上似乎比反对派得势、强大，但实际上反对派有相当强大的社会基础，他们在外交政策的主张可以说是理直气壮的。如同1992年6月5日科济列夫在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提问时所承认的：俄国有一个军工集团，他们同我们在对外政策上“有不同的观点”。由于上述原因，总统和政府在苏联解体后初期实行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俄国力阻东欧成为西方势力范围，不让东欧加入北约；积极开展东方外交，叶相继访问了印、韩、中、日；特别是调整了对前苏联地区各国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军事上，俄加强了对这些国家的干预，积极参与调停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在纳卡地区、塔吉克国内、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武装冲突。一直拒绝加人独联体的格鲁吉亚为了寻求支持，结束内战，被迫于1993年底加人独联体。与此同时，俄大力推进与独联体国家的军事合作，于1993年底同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除乌兹别克斯坦以外的中亚4国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获得了继续使用这些国家军事基地的权利，并使俄军继续留驻这些国家得以合法化。在经济上，在俄的倡议下，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于1993年9月签订了经济联盟条约（至年底，已有10个国家正式加入该盟约），从而恢复了这些国家传统的经济联盟。
但是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只是初步的。1993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新议会组成之后，外交政策变动幅度就更大，俄外交政策的轮廓就更清晰了。
3、杜马选举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
在杜马选举中，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自由民主党的竞选纲领把上述俄对外政策中反映出来的国民要求重振俄罗斯，恢复俄的大国地位的情绪变成一面炫目的大国沙文主义旗帜。在自民党的竞选纲领中，宣扬建立强大的俄罗斯，维护俄罗斯人的利益，扩大俄罗斯的版图，认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中亚各国和乌克兰历史上都是俄的领土，都应回归，罗斯。自民党的爱国主义旗号迎合了不少俄罗斯人中不甘心国力衰退的选民的情绪，成为其在竞选中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民党得胜反映出来的对当权者带着很大威胁性的民众情绪促使总统和政府在对外关系中变得强硬起来。上述对前苏联地区的政策措施有一些就是在杜马选举之后采取的。1994年初，由于俄的积极介人，结束了由北约威胁要对波黑塞族阵地进行空袭的“最后的通牒”而引发的“萨拉热窝危机”。俄再次以举足轻重的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引起了西方各国的警惕和担心。美国报纸指出，俄罗斯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法国一政治学家发出警告：俄罗斯还会同西方对抗。日本舆论反应更为强烈：日本《产经新闻》文章说，“大俄罗斯是世界威胁的源泉”，《读卖新闻》报道称“俄罗斯恢复帝国地位的战略开始启动”。
至此，俄罗斯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基本轮廓就更加明朗清晰了。从总体上说，就是由亲西方外交进一步转向东西方兼顾的全方位外交，维护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具体地说：第一，强化同前苏联各共和国的联系和合作，加强对独联体各国的控制，力求确立自己在该地区的独家支配地位，力阻西方对该地区的插手；第二，力图打破西方国家在处理东欧事务中的垄断地位，强调同北约共同解决东欧安全问题；第三，由对西方妥协迎合，乞求援助，转向增强独立自主地位，力求取得与西方世界的平等“伙伴关系”；第四，重视地缘政治，建立周边睦邻带，加强在亚太地区各国的外交活动，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影响。
当然，也必须看到，俄力图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和作用，还不意味着它要恢复原苏联的霸权主义外交，不意味着它想退回到同西方对抗的时代。因为：一是它还没有力量这么做；二是毕竟处于改革的时代，俄国内许多有识之士已意识到历史上由于搞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后果。
二、中俄关系的发展与俄罗斯的改革先简要地回顾一下人所共知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是结盟（军事同盟）关系，是一种友好合作的关系。
第二个阶段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苏关系发生了从友好合作到严重恶化的演变，甚至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问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对中国搞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第三个阶段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苏联不仅布重兵中苏边界，而且派兵进驻蒙古，而且于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后又出兵阿富汗，这就从北、南、西三面对中国形成了军事包围之势，把中苏矛盾推向髙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力图通过谈判来消除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缓和中苏关系，但边界问题谈判9年，未有进展，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
第四个阶段从80年代初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通过谈判、磋商，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进入新的阶段。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被排除了。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应予肯定。
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中关系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其间40年左右就有30年处于不正常状态，甚至是“同室操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按理说，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且不说应该实行“国际主义”’“和平共处”总应该做得到的吧？以前我们没有经验，把一切理想化了。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国家”，还有什么不能商量呢？其实不然，一个国家并不因其宣布是社会主义就一下子同民族利己主义、沙文主义一刀两断。老沙皇的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在俄罗斯社会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种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在“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的华丽的旗号下又增加了人们识别善恶的困难。另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不会因为都是“社会主义”而不存在国家利益的矛盾和争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之所以出现冲突乃至对抗，还因长期以来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应遵循什么原则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只有经过几十年的外交实践，人们才明白其关系准则同样必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中苏关系之所以正常化，一方面是苏联国内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到这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离不开以五项原则为处理关系的准则。
下面着重谈一下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这个时期的中俄关系已不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而是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也不同（尽管俄罗斯尚处于向另一种制度的过渡之中）的国家关系。
总的说，这两年多来的中俄关系发展是顺利的，是一种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没有出现大的困难和挫折，更未发生对抗。
第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希望中国承认其独立。中国政府于1991年12月27日即宣布承认其独立，承认其取代苏联在联合国的地位。双方很快同意以1989年5月和1991年5月中苏两个公报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为中俄关系的指导原则，在五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第二，俄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1992年叶利钦签发了《俄罗斯与台湾关系法》，规定俄台之间只能存在非官方关系，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政治关系，只与台湾发生民间的经济文化关系。1992年12月，叶利钦访华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再次强调“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来往”。
第三，中俄两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新的进展。1992年3月，双方交换了中俄东段边界协定批准书，进人勘界和树界标的阶段，两国边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俄军已撤出蒙古和越南金兰湾。
第四，两国高层领导人频繁互访。1992年12月至1994年8月，俄有55个副部长级以上代表团访华，中国有25个代表团访俄。最主要的是叶利钦、江泽民互访，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互访，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则将于明年访俄，作为对切尔诺梅尔金总理、雷布金议长访华的回访。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94年9月初江泽民主席访俄取得的丰硕成果。此次访问，双方就构筑两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中国外长钱其琢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这种新型伙伴关系既不是对抗，也不是结盟，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符合世界潮流，不针对第三国，不会受两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是可以世代相传的。”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两国的经济、科技合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1992年12月以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两国签署了60个国家和部门间的条约和协定。1992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5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69%，而这一年俄对外贸易总额减少20%左右；1993年中俄贸易总额增加到76亿美元，中国成为俄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达到了中苏友好时期都没有达到的水平。
为什么中俄关系能顺利地正常地发展？这有双方的原因。从俄罗斯方面来讲：第一，发展中俄友好关系，符合执行东西方平衡外交的需要。俄在放弃“欧洲中心主义”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之后，开始实行在东西方保持平衡的政策，而俄认为，“东方”的重点是中国和印度。第二，发展俄中友好关系，符合俄在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地带”战略的需要。俄认为，“由于我国国内改革的命运以及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都直接取决于近邻关系的性质”，“因此就产生了在俄罗斯周围建立‘睦邻’地带的战略目标”。俄的近邻，自然包括与俄拥有4300公里共同边界的中国。第三，俄要进人亚太地区，在这个地区发挥作用，也只有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如俄要南下东南亚、香港等地区，仅从地理位置说，也须通过中国。第四，发展俄中友好关系符合俄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对外开放’加人国际经济合作体系的需要，因为俄中两国发展互补互利的经济合作，从地理位置、两国资源状况、产品结构等方面看，客观基础都是较好的。正因此，俄认为“发展俄中关系在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占有优先地位。”
从中国方面来讲，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极需一个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俄是中国最大、军事上最强的邻国，为国家安全利益计，当然很愿意同俄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俄同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为发挥其在国际上的作用，也需要同俄发展广泛合作的关系；在科技文化、经济贸易方面，中国也很需要发展同俄的友好睦邻关系。
两年多来中俄关系能顺利发展，除上述基本原因外，还由于双方在外交政策的实践中，都尽力避免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而影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都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都愿意尊重对方国家人民选择国内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那么，中俄关系发展前景如何呢？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中俄关系会继续正常、稳定地发展，中俄全面发展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除了上述基础的原因之外，我个人认为，还应该看到，从俄的国际环境看，外交上主要的对手还是西方，麻烦主要还是在同西方的关系上。中国能够平等待俄，中国不可能威胁俄罗斯利益，不可能挑起争端。在近现代史上，中俄关系不正常、甚至军事冲突，无不是由于俄的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引起的。现在俄国内虽然有一股沙文主义思潮，但从总体上说，俄短期内不可能再去搞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我们相信俄罗斯人民的大多数是主张俄中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之所以能够继续稳定发展，还在于两国的科技、经贸合作潜力还不小，目前实现的合作与两个大国的地位和实际情况还不甚相称。如俄在中国贸易伙伴中只排在第7位（1993年），1994年1一7月份中俄双边贸易额还不及中韩双边贸易额的一半。由于俄对亲西方的外交方针作了调整，使俄与西方、特别是俄美关系又出现新的矛盾。在一些国际政治问题上，中俄存在政治合作的可能性。当然必须强调指出，中俄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相反。
第二，中俄关系的发展有其限度，这个“度”就是不对抗，不结盟。有些领域的合作也有客观的局限性和困难。比如，双方发展经济，引进资金、技术，各自的主要对象都是西方，而互将对方置之补充地位。再如，两国都缺乏硬通货，双方都力求保持中俄贸易进出口平衡，贸易额的扩大因而受到限制。1994年1一7月，中俄贸易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8.7%，只有26.4亿美元，相当于同期中日贸易额的1/9.这虽然是暂时的现象，但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第三，中俄关系还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如大量中国人涌人俄罗斯，并带去了许多伪劣商品，引起俄人的不快、不安和不满。又如两国均处于改革时期，在处理国家的系（如经贸问题）上，也会由于制度、政策、规章的不健全不完备而引起矛盾。再如，两国改革方针、思路不同，效果不同，走向不同，如有一方不谨慎，或重新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置于处理国家关系的首位，都可能诱发新的矛盾或争端。还有一个台湾问题。台湾急于寻找新的“国际空间”，四处开展活动，又有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于俄罗斯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俄能否认真遵守叶签发的俄台关系法，还有待继续观察。如俄台关系超出非官方的界限，则会损害俄中关系的正常发展。
三、俄日关系的曲折变化与俄罗斯的改革进程
对日关系在苏（俄）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周围的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是苏（俄）进入太平洋的咽喉。日本又是当今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俄要引进外资、技术，加人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对日关系如何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日本从地理位置上说属东方国家，从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则属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对苏（俄）来说，同曰本关系的重要性具有双层含义。
二战结束后至苏联解体，苏日关系也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1、冷战开始后苏日关系的对抗状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联不仅根据《雅尔塔协定》占领了整个千岛群岛，而且占领了北海道的附属岛屿齿舞和色丹岛。1946年2月，苏联单方面把日本北方四岛拼人苏联版图。从此，领土问题的争端成了半个世纪以来苏（俄）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像过去苏中关系一样，领土问题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硬伤。二战结束后，日本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轴和基石，实行的也是“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使苏日处于对抗状态。
2、苏日邦交的恢复。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对内进行改革的尝试，相应地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重大的改变，把斯大林时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以对抗为主的方针，改为以“和平共处、解冻、合作”为主的方针，而恢复苏日关系是其对外政策调整和和平攻势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日本迫切要求加入联合国也需要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国的支持，因而极需改善日苏关系。1956年10月苏日签署《苏日联合宣言》，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关于领土问题，宣言写道：苏联“同意把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移交日本，但经谅解，即这些岛屿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之间的和约缔结后才实际移交日本”。1960年《日美安全条约》签订。苏认为此约加强了日美的军事同盟，构成了对苏的威胁，声明“只有从日本领土撤走全部外国军队和签订和约，才能按联合宣言的规定交还齿舞、色丹诸岛。”在领土问题上苏日关系又倒退了一步。但苏日恢复邦交之后，两国贸易有较快发展，两届贸易额1965年比1955年约增长98倍，比I960年增长1倍多。
3、勃列日涅夫时期，从政治关系上看，前十年有较快发展，苏对日推行“缓和”、“睦邻”和“合作”政策。但后来苏国内改革停滞，对外加紧同美争霸世界，在对日关系上苏联不仅一再声言“领土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在北方四岛构筑军事设施，增派驻军。日本也采取强硬态度’一度停止给苏联贷款，并把苏当成日本的“防卫对象国”，坚持苏不一揽子归还四岛就不缔结和约的方针，外交上公开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苏日关系日趋冷淡。但这个时期苏日经济关系有了全面迅速的扩大。如两国贸易1970年比1965年增加1倍，1975年又比1970年增加2倍，1982年则比1975年增加近1倍。
在信贷关系方面，从1964年起，苏开始从日本获得大量贷款，据统计，截止1982年底，苏联从日本共获得55亿美元的贷款。
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日关系有所改善。戈上任后，根据其改革“新思维”，积极谋求改善苏日关系。1980年7月戈在海参崴讲话之后，苏日两国签订了若干经贸协定，日本也改变了历次坚持的“政经不可分”的原则。1991年4月，应日本的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了日本，成为苏联历史惟一的一位访日的国家元首。双方签订了联合声明。苏正式承认存在领土问题。双方还正式签署了涉及多方面合作的15个文件。当然北方四岛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苏日关系没有重大进展。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继承国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为削弱。这使日本解除了直接的巨大的威胁；加上日本近年来国力的迅速增长，使它在东北亚的地位，乃至于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从总体上看，上述情况有利于俄日关系的改善，有利于领土问题的解决。因为处于体制转轨和希望尽快摆脱危机的俄罗斯对于日本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的需求理应有利于领土问题的解决。
然而实际比人们的推论要复杂得多。俄国内不同的政治派别和集团在领土问题上意见始终存在分歧。
1992年7月底，在原定的叶利钦访日前一个半月，俄议会和政府就在俄日领土问题上发生过一场争论。为此曾在议会秘密举行听证会。会上各派立场明显不一致。外交部亚太二局局长叶菲莫夫认为，当时苏联接受这些岛屿是斯大林帝国政策的行为，是不公正的。外交部坚持按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的条款处理领土问题。而俄军方则坚持战后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认为在领土问题上向日本让步不符合俄国的战略利益，是不能允许的。有一位议员认为“南千岛群岛”是俄主要的民族利益所在，它的经济价值远远超过得到日本的援助，在军事战略上也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必将降低俄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他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国后和择捉归俄罗斯，齿舞和色丹由日俄共管，主权属两国所有。由于分歧尖锐，叶利钦第二次推迟了访日。
1993年10月初，叶利钦以武力结束了政权机构中两派的尖锐争斗。十月事变刚过去一周，在政局极不稳定的情势下，叶利钦便按原计划对日进行访问，可见其对俄日关系的重视。叶此次访日，签署了俄日关系的《东京宣言》和俄日《经济宣言》。前一个文件提出，在就四岛归属问题的谈判中，双方一致同意应根据历史事实和法律，以凡两国同意而制定的各种文件以及法律与正义原则为基础解决这个问题。叶在日强调“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真正的继承国将信守前苏联签署的所有条约，担负起前苏联所负的责任和义务”。众所周知，被视为中间派的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领土问题上发表了同叶利钦总统不一致的言论。
在1993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狂热鼓吹大俄罗斯主义、极端沙文主义的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大获全胜，反映了俄罗斯人民恢复大国地位、重振俄罗斯的心态和政治情绪。日里诺夫斯基曾称千岛群岛的各岛屿是俄领土，鄂霍次克海是俄内海。显而易见，日氏的言论反映了俄罗斯一直存在的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自由民主党势力的崛起，使原来两国关系上最棘手的问题——领土问题的解决曾闪现的曙光又近乎熄灭。接着，俄日关系出现了一些摩擦和争端。1993年底，俄核潜艇驶入中部日本海，引起了日本的极大警觉；1994年1月，俄抗议日本50艘渔船进人千岛群岛附近的俄罗斯水域。一时俄日关系出现紧张。
50年来的俄日关系，从对抗敌对到恢复邦交到趋于冷淡到有所改善，再到近年来的松动、缓和、又有摩擦，俄日关系的曲折几乎同苏（俄）国内改革浪潮的起伏相对应。产生这一现象当然原因是复杂的。但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其内在的联系：举凡主张实行改革者，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改善对外关系；反之在国内改革问题趋于保守者，思想上更多地接受俄沙文主义传统的影响，是对外关系的强硬派。这在俄日关系表现得尤其明显。所以，俄日领土问题的解决仍将同俄国内政党斗争的结局、改革的命运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军工转产，因为庞大的军事工业是浓厚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过程将不是短暂的。但由于双方互有所求，由于当今世界局势的总体状况和趋向，日俄关系不会恢复到日苏关系曾经存在的全面紧张和对抗，总的趋向还是缓和、松动，在不断扯皮中逐步解决、改善。
前面从俄的改革谈中俄关系和日俄关系。必须提出的是这两对关系的状况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日、俄的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三角关系”，任何两方的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各自同第三方的关系。这里，尖锐的问题是是否会出现任何针对第三方的联盟关系？从近期看来，日俄结盟对付中国？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中日结盟对付俄国？同样不可能。中俄结盟对付日本呢？也是不可能。这首先是由中国对外方针政策的基本原则决定的。其次是由中日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中日关系是东北亚地区稳定、和平、合作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日本领导人强调“对华关系与对美关系同等重要”’日本报界认为必须建立“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为轴心的双边关系，中国则把对日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基本国策，都说明双方互有需要。这种需要远超过双方之间不可避免的某些分歧和矛盾。个别人提出什么“中国威胁论”是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误解、曲解和不理解。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我们只能看到大致的发展趋向。出于意料的事历史上也常常有过。东北亚地区在苏联解体以后的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的趋势是否能继续保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俄、日三方关系的状况。假如三方中有一方走上军国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道路，就会破坏目前这种局面。我们当然相信，饱尝错误的对外政策之苦的各国人民群众和有识人士，是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的。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一再宣布，中国如果强大起来，也决不当超级大国，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也是中国人民发自肺腑的声音。
（1994年9月10日）
（日本）《成蹊法学》1995年第4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