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地、系统地总结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巴黎公社才存在72天，至今已过去120多年，其经验教训仍有理论和实际意义，人们还在不断地研究它，总结它。一个具有90年左右的历史，有18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一下子丧失了政权，一个具有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头号大国一下子解体，其教训有极高的理论和实际价值，更需要系统地、深人地加以研究和总结。
下边拟从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几对经常碰到的矛盾谈谈对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的粗略看法。
一、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重心、根本任务
能否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成为中心问题引起争论。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伯恩施坦、考茨基和孟什维克都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回驳他们时首先肯定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反对的是认为缺乏这个经济文化前提就不该夺取政权的观点。他认为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这里，列宁强调在搞社会主义中运用政权和制度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看来，不用专政的手段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只是空想主义；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显然，他讲运用政权和制度的力量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服务的。在实践上，他一有机会，哪怕是在战争期间的喘息时机也要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他认为劳动生产率是新的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对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理解上的差异，实际上引出实现社会主义的两种基本思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专政手段，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者无疑是对列宁思想的曲解。单从维护政权这个意义上，列宁就明白地说过：“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坚持得住。”
斯大林倒不是像一种流行的观点所说的那样，只注意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不注意抓发展生产力。他是两个方面都抓得太急了。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立起其经济基础，而重工业是基础的基础。这是唯物主义的。他还反对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拉平的办法搞社会主义。但他不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也过分地热衷于依靠阶级斗争、动用专政手段。当他提出“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的道路来使国家消亡时，他又背离了历史唯物论。他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搞大清洗等，不仅造成大量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而且也由于挫伤、压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而阻碍以至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斯大林在向城乡资本主义发动了全线进攻，主要依靠政权的力量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不久，匆匆忙忙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超越阶段、急于过渡是以降低生产力标准为前提的。后来赫鲁晓夫提出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都是继续了斯大林的错误。在缺乏牢靠的物质和文化基础的条件下宣布建立起的新社会制度，不能不过分地依靠政治、特别是国家机器来维持，因而归根结底是经不起风浪的吹打的。
还必须看到，真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目的。苏联几十年来用了很大一部分力量去搞军科、军工，这在斯大林时期还是可以理解的。在那种国际环境中，不加强军备、国防，难以保卫住社会主义阵地。但后来的事情就不能完全这样来评价了。60年代以后，苏联大搞军备竞赛，同美国争霸全球。它搞的是准军事化的经济，不是服务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服务于他们自称的“世界革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其实是服务于政治目的、军事扩张。人民生活长期被置于服从“国家长远利益”的地位。其结果是国家的军事实力上去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不能与时代同步提高。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由于其方针政策的错误，不仅没有扭转经济的停滞落后局面，而且使生产继续下降，人民生活恶化。
经济没有搞好，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实践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说到底要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离开这个基础，是非失败不可的。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闭关锁国还是坚持对外开放，吸取和借鉴西方文明成果
在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实行对外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指出，大工业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成为世界性的。马克思讲的落后的俄国农村公社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提出的不发达国家可以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走向社会主义，都是放在当时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中来考察的。列宁甚至把问题提到如此高度：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他把问题抽象为一个公式：苏维埃政权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于社会主义。苏联人对这个公式并不陌生，但实行得并不好，使苏联始终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苏联的剧变正是从这种状态中被惊醒一下子走向另一个极端所致。苏联在此问题上的教训使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理论性认识：第一，在当代社会生产力国际化的总趋势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闭关自守绝不可能发达起来。斯大林在20—30年代虽不否认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是“互相依赖”，应“互通有无”，但他过于强调加人世界经济体系就会使苏联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可以不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了。这就把苏联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妨碍了它的经济文化发展。
第二，必须全面估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发展，充分认识两种制度并存共处的长期性。苏联长期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的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缺乏客观的分析和全面的估量。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提法一直被沿用到80年代初。由此而来的是对两种制度长期和平共处缺乏足够的耐心，对对外开放缺乏紧迫感，并凭借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实行进攻性的阶级斗争战略”，到处扩张同美国争霸天下。这一方面影响了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往’阻碍和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这是其国民经济搞不好的重要原因。
第三，既要肯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又要清醒地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起点的落后性。在苏联，对这个“优越性”和“落后性”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出现或“左”或右的偏差。人们长期片面地理解这个“优越性”，不理解经济上、文化上的落后性难免要影响和贬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如它使官僚主义、家长制、个人崇拜等东西复活、滋长，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行；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保留着的封建主义残余和小生产者意识则妨碍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按劳分配等经济制度的实行。脱离现实情况，喜欢从原则上、理论上去理解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很容易陷人盲目性。当苏联某些官僚从苏联什么都是世界第一的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时，其科技总体水平已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了十几二十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否定70年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实际存在的优越性，使苏联从夜郎自大走到崇洋媚外，乞求西方的金钱和药方。连民族自尊心都不要了，更谈不上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在发展经济中更为需要的自力更生精神了。
第四，既要认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又要看到它们之间互相吸收、借鉴和一定条件下合作的可能性。过分地强调前者而忽视甚至否认后者是社会主义国家曾犯过的通病。两种制度的长期对抗、国际环境的险恶、大国的丰富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使苏联的病情更为严重。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缺乏应有认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西方文明成果的性质不作具体分析，把其看成都是姓“资”的，都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对市场经济的大规模批判等，都是典型例子。这样，社会政治、经济某些环节机制的运转难免偏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尽管斯大林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同西方的经济交往方面也有过可观的成绩，但苏联封闭型的体制并没有根本打破过。戈尔巴乔夫则过分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全人类利益的共同性，抹杀了两种制度之间的根本区别及其对立和斗争，于是，全盘西化，“回到欧洲去”的思潮在俄罗斯大地泛滥，苏联的政治、经济全面失控。
第五，要树立各国革命只能靠各国人民自己进行的观念，不要包打天下，更不能称雄争霸。一国建设与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关系如何处理，是苏联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对世界革命发展进程长期存在估计过快的乐观情绪；二是对如何处理各国共产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缺乏实践经验；三是大国沙文主义作怪。所以，从斯大林开始，苏共就犯了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到60—70年代，发展为在国际主义的借口下，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搞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其恶果有三，一是不仅无助、而且有损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影响各国党之间的团结，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二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三是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成为苏联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阻碍因素。这就说明在对外关系中，既要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又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承认各国人民有权也有能力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这对于搞好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三、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是全部全部政治建设、包括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体制建设和改革的中心问题
研究反“和平演变”、苏共丧权的教训，如果绕过这个中心问题，可以说是隔靴搔痒。搞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行，但领导如果脱离被领导的人民群众，那就不成其为领导。
所谓共产党丧失政权，其实就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在“自由选举”中，多数群众没有投共产党代表的票。在近一个世纪中宣传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就其总体上看也应该说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为何落到这般地步？问题在于原则、理论与实际，纲领、根本制度与体制和具体制度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某种脱节的现象。
从苏联的根本制度、从国体上说，它的每部宪法、党纲都标明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党。生产资料则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但在这样的国家里，并不能像列宁在革命前设想的那样，人人当“官”，人人参加国家管理，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是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就存在着一个专门从事特殊职业——从事管理的管理阶层。如何防止这个阶层打着“革命”、“为公”的旗号谋取特权和私利？这需要有一套具体制度和体制。这种制度只能是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的管理制度。然而在苏联，选举制度常常流于形式，委任制被滥用，监督体系十分薄弱。这就难以保证人民的代表、党政干部真正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党政高层领导、特别是有权威的最高领导人，处于权力宝塔的顶端，几乎是不受什么监督和制约的。这是党群关系长期不正常的体制上的原因。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也远未革除这种弊端。苏联的历史告诉人们，迷信和照搬西方民主，或拘泥于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或搞大民主，会酿成政局失控和动乱；但如果在“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漠视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形式，便容易为削弱和破坏民主的行为创造条件，使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现象不受抑制。
解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最突电的是党对农民、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列宁把解决工农业关系问题作为在这样的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经济任务；把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看成是工人政权存亡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斯大林在理论上也这么承认。其实践却同理论相去甚远。一场过急过快的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对数百万农民的流放和对农业生产力的直接和巨大的破坏、在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使农民处于无权地位的农业管理体制，成了尔后数十年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内政治生活一个难以治愈的硬伤。
党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从社会发展趋势看，是一个意义越来越重大的问题。问题是如此尖锐地摆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前途的一部分，应该成为党的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呢？还是一支威胁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靠不住的社会力量？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个理论问题在苏联并没有随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者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而得到解决。对“旧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且不说，对十月革命后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斯大林曾正确地强调造就这支队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投资，把它作为“全党最主要的任务”。他认为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当成社会上的“第二等人”是颂扬反动和落后。但由于理论上和体制上的缺陷，苏联的知识分子政治上常常成为政治举动的批判对象；经济上则不能按劳取酬。为什么在苏联剧变中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不支持苏共而成为民主派的中坚力量？恐怕不能由此得出知识分子是靠不住的简单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是“最革命的阶级”，是因为他们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是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前途的社会阶级。用这个科学的标尺来衡量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的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结合苏联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改变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实际存在的不正确的观念。
四、民族关系，特别是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
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民族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苏联剧变中，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瓦解同国家的解体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相结合的结果。民族关系恶化到这一步，有三点很值得重视。
第一，决不能把民族问题、民族矛盾简单地等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二者有密切联系，但前者比后者要复杂得多。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把民族矛盾和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他们把任何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它作为阶级斗争问题，作为反动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压制。民族主义的根源，被笼统地归结为旧社会的影响和国外反动势力的破坏。斯大林将它称为“资本主义残余”。苏联学者说，这种倾向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毫无相容之处，它反映了地主一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利益。其客观结果是在敌对国家面前分裂劳动群众，认为这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弊端——旧习惯、旧风俗和旧传统的余毒，是企图复活民族主义情绪和观念的国外帝国主义宣传影响的结果。在苏联，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一直受到无情的打击，并且政治上不得翻身。据统计，在苏联的“国事犯罪”中，约有3/4是因“民族主义”入狱的。
第二，要坚持各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充分自主权。苏联的几部宪法都规定了各民族自愿联合、权利平等、自由退出的原则，而实际并没有得到贯彻。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强迫合并，对鞑靼人、德意志人等民族的强行迁徙，是对民族平等权利的粗暴践踏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管理体制使各民族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这些都影响着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威胁着多民族国家的不安定因素。苏联的教训告诉人们，必须谨慎地区别各民族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与民族主义的界限；必须在保持中央必要的集中权力与尊重各民族的自主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度”；在实行联邦制国家，还必须正确处理党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与国家结构上实行联邦制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前者而限制和剥夺民族的自主权，也不能因为后者而实行党的联邦化。
第三，要充分估计到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列宁曾认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即民族的觉醒、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民族的统一与融合。后一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的标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是在并没有什么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如何估计这两种趋势在苏联的表现，对于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就有重要影响。但苏联的官方民族理论片面地强调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趋势，没有充分估计到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把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的统一过程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基础、共同的阶级结构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过程，并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在制定民族发展政策上，他们把它简单化为：民族平等—民族繁荣—民族融合。事实上，平等如果被搞成平均主义（这是很容易出现的），先进的民族不满意，后进的民族形成依赖性，因而未必就促进民族的繁荣；而民族的繁荣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民族的统一和融合，因为一些后进的民族也可能由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萌发和加强了民族独立意识，努力谋求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强调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增强了离心的倾向。
由于片面夸大了民族的统一和融合趋势，就很容易采取某些人为地加快这一统一和融合的措施，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与此同时，也容易把另一种趋势、把任何追求本民族的利益的努力视为倒退的、反动的，给予压制和打击’而不是通过制度化和某种机构对各民族合理的利益和要求进行协调和保护。这是苏联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的根源。
五、推进改革与保证社会稳定：在二者之间寻求合理的“度”
这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苏联的剧变在这个问题上也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教训。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在批判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和开始实行干部更新制度，以及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努力，但总的说还没有突破原来僵化的体制，而且还造成了某种不稳定和混乱。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采取了稳定政局的若干措施，对纠正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造成的混乱、稳定社会起了积极作用。在经济体制方面也实行了“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上的稳定在苏联这个阶段的发展中起过很好作用。但勃列日涅夫对“稳定”的片面强调成了社会走向停滞落后的起点。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实际上的被取消，导致干部队伍、特别是高层领导的年龄老化、思想保守、僵化。经济体制方面则连“改革”的字眼也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完善”。“完善”的结果是加强了集中的计划领导，产品经济模式没有触动。加上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影响，形成国民经济的衰退。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已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这段历史，提供了为求稳定而放弃改革，结果为社会更大的不稳定埋下祸根的实例。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社会已处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时候上台执政。此时不犹豫地把改革提上日程是对的。但如何把握既要推进改革又要保持改革本身所需要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二者之间的合理的度，是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戈尔巴乔夫恰恰是在这里失足而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泥潭的。从这个角度具体地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
改革重点的转移。他在经济改革受挫，未能取得实效，经济形势没有好转，经济发展状况出现不好的兆头时，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这样，原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局面被打乱，经济状况则由于人们注意力转向政治斗争而继续恶化。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就无从谈起了。
改革对象的确定。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存在一个由“官僚阶层”所体现的改革的“障碍机制”。于是清除这个“官僚阶层”，既是为整个改革扫除障碍，又是政治体制改革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加分析地把大批干部当成改革对象必然要大规模地撤换干部，于是使改革失去了部分本来经过教育可以依靠的力量。
改革手段的选择。戈尔巴乔夫想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手段来扫除“障碍机制”。他无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在提出这两个口号时，不讲原则，否认限度，使这两个口号成为各种政治势力都可以使用的武器，导致政治思想领域不可避免的失度失控。结果，在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危机深重的大地上诱发出两个东西：一个是迅速崛起的反共民主派，一个是不可遏制的民族分立浪潮；冲击并最终搞垮了两个组织：一个是长期以来作为社会中坚、国家领导力量的苏联共产党，一个是作为社会管理机构的苏联政府。
党的削弱、涣散和瓦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社会舆论上揭露苏共历史错误大大损伤了苏共的形象和威信；“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削弱了党的权力；多党制的认定和出现，否定了党原有的领导地位；民主集中制的放弃造成党内派别林立和实际上的党的联邦化倾向。作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变化使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全面失控，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国家的解体难以挽回。
苏联的教训告诉人们，在推进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二者之间寻求和掌握合理的度，任何片面性都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社会稳定应该是社会矛盾的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得到合理协调的结果。因此，在苏联这样的国家里，稳定必然是改革中、发展中的稳定。改革就是除旧布新，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枣得新的稳定。但改革本身，不可能不打破旧的平衡，不可能不触动僵化体制的维护者的利益，甚至不能不在社会权益的重新调整中触动许多人的旧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旧的思想和习惯，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震荡。因此，改革的成败决定于有无正确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方法。就方法步骤而论，改革必须保证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秩序。为此，必须考虑社会绝大多数人对改革措施的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必须谨慎地、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当然不仅是、远远不是一个方法步骤问题，而是直接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整个改革指导思想的方针、政策的错误。但这并不说明方法步骤问题在苏联悲剧中不占有重要地位。他否认“民主化”、“公开性”的限度，只讲改革是“革命”，否定改革的渐进性和改良的意义。最后在社会全面失控的局面下，他本人的政治行为和思想也失控了。
六、理论与实践：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还是根据实践经验来谈社会主义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持什么思想路线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功的生命线。苏共的失败从思想理论工作来说，是教条主义、“左”的僵化的理论带来的恶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右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正是对教条主义的惩罚。
列宁是实事求是的。十月革命后最初六七年中，正是他领导着党根据俄国国情和实践经验不断地、及时地提出对社会主义的新看法。斯大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作过某些贡献。他的错误是把马列主义的某些原理教条化，把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模式化，并以教科书的形式给后人留下影响很深的僵化的教条。他去世之后，许多僵化的“左”的理论观点长期统治着苏联的理论阵地。
教条主义不是面对事实、面对矛盾、揭露矛盾、用妥善办法缓解和解决矛盾，而是不顾事实、回避矛盾、捂住矛盾，有时竟达到自欺欺人的地步。在民族问题上，典型地反映了教条主义的这个特点。尽管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勃列日捏夫还是异口同声地宣称，苏联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并且是“彻底和一劳永逸地决解了”。由于这种教条主义的理解，因此当民族矛盾明显尖锐地表现出来以后，他们就拿不出切合实际的可行方案和措施。戈尔巴乔夫在其上台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族矛盾的严重性，一方面又高唱“民主化”、“公开性”，于是，民族分立运动一发而不可收拾。苏联的分崩离析正是对他们的教条主义民族理论（如前述）和官僚主义的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的无情的讽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发展的理论。只有开放，才能在同对立面的相互斗争、相互比较中克服和战胜错误的理论和思潮，同时也汲取其他思想理论中新的科学成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成为永远生气蓬勃的科学理论。把马列主义当成封闭的体系，当成绝对正确的终极真理，把其他理论，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其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加分析地一概戴上姓“机”、姓“资”的帽子，最后只有使自己的理论萎缩、老化、僵死。这样就只能搞一家独鸣，只有在一言堂中宣布自己的战无不胜，实际上并没有战斗力。为什么苏联的官方理论在“意见多元化”的思想领域会很快败下阵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中不少理论观点已变成离开权力的支持就站不住脚的理论。搞教条主义只能丧失马克思主义经过一百多年的苦战占领下来的思想理论阵地。
原载《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