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尖锐地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建立一个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体现苏维埃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的政治体制，则是这个新课题中的重要的、在当时甚至有决定性意义的组成部分。
解决这个任耷，确无现成的具体方案，只有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前进。这是一个不断实践、反复认识的过程。从十月革命前建立髙度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设想，到国内战争开始以后苏俄政治权力向集中的方向转变，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发展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努力，到列宁病重期间提出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在这短短六七年却又颇为曲折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本文试就苏俄政治体制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某些经验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设想与政治权力的集中
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十分推崇巴黎公社的经验和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经验的总结。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指出它表明了“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恩格斯后来总结说，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该同公社一样，立即尽量除去旧国家的祸害的“最坏方面”，即通过实行选举制、撤换制和对所有公职人员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两个正确的办法”，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构想的无产阶级国家管理制度也是“人民管理制”、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让“所有的人”参加国家管理的制度。“让群众自下至上地直接参加整个国家生活的&；丰建设”，“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呀弯吟冬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坪弯印冬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年坪冬都不能成为‘官僚’。”
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苏维埃俄国政治体制的建设就是朝着使所有人都来参加国家管理的基本方向进行的。布尔什维克党庄重地宣布政权属于劳动群众及其代表苏维埃。1918年1月，由列宁起草的、经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政权应当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个宣言后来同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宪法一起构成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
在实践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以极大的热情和巨大的努力，来唤起和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新国家的管理工作。列宁在1918年3月党的七大上强调指出，“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的机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个党所能实现的”。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选拔了大批优秀的工人和士兵进人国家机关，并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当时的外交、内务、劳动和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就是分别由海军中的优秀战士、在十月革命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普梯洛夫工厂先进工人、冶金工人、海员和河运工人参加组织的。在苏维埃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关中，工人占有很大的比例。
但是，实践越来越表明，在俄国立即实行或者在较短时间内做到所有的人都来参加国家管理和监督工作是不现实的。
国内战争开始以后，苏俄政治体制的建设发生了由建立高度民主政治的理想和初步尝试，向着权力集中、民主受到相当程度限制的方向转变。这一转变，主要表现在下列六个方面：
第一，从人民管理制向着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转变。这是最重要的转变，是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的落后性，还不具备人人参加国家管理的前提。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俄国是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在革命前，9一49岁的居民中竟有72%的文盲。在革命后初期，这种情况也未有重大变化，到1920年，识字的人也不到1/3.在非俄罗斯民族中，文盲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大了。据统计，十月革命前，塔吉克人、亚库特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中文盲竟分别占全体居民的99.5%、99.3%，99.3%、98.4%、98.4%！这说明，即使国家的管理工作被简化到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俄国当时也无法实现人人都参加管理。
俄国的落后性还表现在长期的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使人民群众没有可能受到普遍的民主政治生活的熏陶和训练，造成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特别是占俄国人口80%左右的农民群众还缺乏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如1919一1922年，农民参加苏维埃选举只占选民的22%、有时只占9%。
正是由于俄国的落后性，使得实际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工农只是极少数。列宁曾说道，“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并组成我们的力量的工人阶层，其人数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几乎常常必须依靠为数极少的先进工人来管理我们的国家”。
1919年3月在党的八大上，列宁作出了重要结论：“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这一结论表明，苏俄政治体制还不是“人民管理制”，而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即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体制。
第二，从多党合作掌权向一党执政的转变。二月革命前，俄国政党林立；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只有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小资产阶级政党才存在合作不合作的问题。建立什么样的政党体制，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从某种现成的公式出发，而是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和社会主义革命利益出发的。
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一口号本身就意着要建立一个包括一切革命民主党派在内的苏维埃联合政府。但是，在苏维埃中占据多数，势力很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采取了对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方针，使苏维埃曾经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品，建立革命民主政党联合政府的尝试没有成功。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同其他民主党派联合掌权的同时，也“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
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取得胜利的时刻，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其常设权力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等民主党派的代表39人。这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权力机构。新的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的15名成员则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新政府成立前后，布尔什维克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遭到动摇不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拒绝。后来随着右翼政治势力组织“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企图的破产，由于布尔什维克党耐心的说服和必要的让步，两党才达成了协议，由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参加政府，担任司法、邮电等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条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人民委员在自己的活动中有义务执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这就出现了由两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也发生了多次变化。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曾由10月26日的29名增至11月底和12月中的113名、112名。布尔什维克则只增至92名、97名，到1918年1月初，才超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数（182：111）。
1918年3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以后，反对签订和约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两党从合作走向公开分裂。1918年7月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改变苏维埃政府内外政策的决议案，在其决议遭到大会多数的否认之后便在莫斯科发动军事叛乱。叛乱被平定后该党瓦解了。1921年3月，几乎所有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苏维埃政府镇压了这次叛乱，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他们的合法地位。1922年6—8月，苏维埃政权对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首领和骨干分子进行审判，此后许多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首领纷纷外逃，其组织也从苏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这年年底，一党独掌政权、一党独存的政治局面便在俄国牢牢地确立下来了。
第三，从强调实行选举制到委任制的普遍实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提出，在我们所要的共和国里，“一切官吏自下而上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根据人民的要求随时撤换”。
但是国内战争开始以后，整个共和国变成一个军营。党政组织的军事化，工作方法上的战斗命令制和组织制度上的“极端集中制”，使任命制普遍实行起来。党的八大确定了党的工作人员的分配全部由党中央委员会掌握的原则，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又提出在特殊情况下，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在原则上是必要的，虽然同时建议在分配工作人员时一般应以推荐代替任命。内战期间，俄共（布）中央向党、政、军、工会等各级机构委派了大批的领导干部。据统计，1920年4一11月间，中央委员会就任命了37547名干部，把他们安排在最主要的、最艰巨的工作岗位上。
普遍实行任命制在内战条件下是必要的，它体现了在特殊环境中党对非党群众的领导作用；但这同苏维埃民主原则是相悖的。内战结束后党的十大决定要“排斥一切委任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然而广泛实行任命制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如1922年党中央就实施了1万多项任命，其中有一半涉及到负责干部。
第四，从“工会国家化”到工会成为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纽带。工会是十月革命后苏俄最重要和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它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如何是民主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就已筹划好革命后要把工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1918年1月，全俄工会一大决议指出，“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日益发展的工会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政权的机关”。列宁此时也提出，“工会正在变为并且应该变为国家的组织”。一年之后，列宁又在全俄工会二大上的报告中说，工会“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工会必然要国家化”。当然列宁同时又指出’“假如工会现在就想自作主张地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那就只会弄得一团糟。”
革命胜利后初期，“工会国家化”实际上也开始付诸实践。当时国家管理机关刚刚建立，尚不健全，资产阶级又实行怠工，而工会则因为十余年的斗争历史，有一个较为健全的组织系统，有一批经受锻炼的工会干部，又是一个已有数百万会员（到1929年已有400多万会员）的组织，因而顺理成章地挑起了管理、尤其是经济管理的重担。但是工人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管理经验、政治思想状况都使这种情况难以继续下去。
1920年底至1921年初，俄共（布）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工会的作用任务问题的争论。列宁等人批评了想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的主张，根据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对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新的结论，指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工会的任务不是管理，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传动装置”。1921年3月，党的十大通过列宁起草的提纲。提纲再次肯定了列宁的上述理论，并规定了工会参与管理和维护工人群众合法权益等具体任务。
第五，党中央的权力向中央政治局集中。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是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随着中央委员会人数的不断增加，党面临的任务的繁重和复杂，由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集体地解决各种日常问题确有困难。
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就曾在自己内部设立职能性机构或核心组织。1919年3月，党的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并规定政治局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作政治决定，处理日常政治问题。这是健全和完善中央领导机构的重要步骤，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党内权力的集中。在八大以后不到4年中，列宁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就有296次，共处理和决定了2851个问题。列宁在党的九大上总结一年来工作时直截了当地说，“政治局解决了所有一切有关国际、国内政策的问题”。有些具体的政务都搬到政治局去解决。
第六，从实际上有条件地允许党内派别集团的存在转到无条件地严禁党内派别的存在。党内可否有派别活动的自由？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党尚无足够的经验和明确结论。党的十大以前，党内实际上是有条件地允许派别存在的。列宁曾在九大上说，“在正确的党内集团之间结成联盟永远是需要的。这应当是实行正确政策永远不可少的条件。”1921年初，他进而认为，“各个不同的派别联合起来（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前），自然是可以允许的（追求选票也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这样做，必须是在共产主义（而不是工团主义）的范围内……”。
十月革命之后常常在各个时期的重大问题上，在党内形成各有不同政纲的派别集团。特别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历史转折时期，党内派别斗争炽烈复杂。例如围绕着工会问题的争论就持续了4个月之久，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统一，干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于是，党的十大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揭露了派别活动的危害性，阐明了保持党的统一的必要性，提出对党的缺点的批评、对党的路线的讨论等，“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的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列宁在大会上说，“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这是客观情况造成的，……现在反对派应当结束了，应当完结了，我们已经受够了！”十大的决议，无疑是一项正确的、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决议。
以上六个方面反映了国内战争爆发后苏俄政治体制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同十月革命前列宁的设想相比，权力是朝着集中的方向发展的。
至此，苏俄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便初步建立起来了。把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仅看成是“战争条件下的”是不够的，这个体制与其说带着国内战争时期的色彩，不如说带着过渡时期的色彩。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在1920年12月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概念不是偶然的。苏俄政治体制的“基本结构”和各个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职能在国内战争时期已基本确定下来了。那么，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这个基本框架，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否发生了重大改变呢？是否像经济领域那样，发生了由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那种模式的转变呢？
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与改革政治体制的主张
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苏维埃俄国出现了三大危机：经济危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政治危机——全国到处有农民的暴动，工人也有不满情绪；党内危机——派别很多，争论不休，缺乏统一意志等。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主要是长达7年的战争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也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的错误。政治权力的集中，民主的受限制也是产生危机的因素之一。
面对着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布尔什维克党于1921年春果断决定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此同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首先是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列宁领导下的党有一个优良传统：党内有在一定条件下讨论争论问题、进行批评的充分自由，有正常的民主生活，即使在内战时期，党内政治生活仍很活跃，民主空气仍是浓厚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国内战争时期，党“祖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党组织的集体机关的紧缩”、“党的工作方法总的说来趋于战斗命令制”，这不能不削弱了党内的民主，助长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基于这种情势，党的十大决定用“工人民主制”来代替“极端集中制”。其主要内容一是“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十大决议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要定期、公开召开，并使之成为制度，“有关的党委员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经常报告工作”，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二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为此，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十大在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的同时，又强调了党的集中统一的必要性，规定对党内问题的讨论应当根据党委作出的计划进行，而一经形成决议，就“必须遵守，必须最迅速而准确地执行”。
建立和健全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民主政治建设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向来重视这方面的建设，把它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一个重点来抓。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由于官僚主义和党内不正之风的滋长，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十分重视建立一个健全的、有权威性的党的监察机关和监察制度。
在国内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一次宣布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党内初步建立起独立地行使监察权的机构和制度。而这个机构和制度基本确立起来则是党的十大。这次转折时期的代表大会做出《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专门决议。决议规定监委的任务是同党内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滥用职权行为和破坏党的威信、党的团结现象作斗争。决议规定监委和党委会平行行使职权，并向本级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报告工作；监委会委员有权出席本级党委会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和本级党组织的其他各种会议，并有发言权；监委会的决议，同级党委必须执行，不得加以撤销，如有不同意见，可提交联席会议或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解决。与党委会平行的监委会成立以后，进行了大量的工作。1922年春举行的党的十一大肯定了这一点，认为“这些监察委员会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那些最不坚定的经不住考验的党员发生蜕化变质的危险在日益增长”。大会通过了《监察委员会条例》。《条例》重申了十大规定的监委的职权的各项基本原则，同时就某些问题进一步作了具体的补充规定。这样，俄共（布）党内的监察独立的制度就确立起来了。
加强法制建设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扩大人民民主的重要保证。
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非常重视法制建设，即使在严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中，也没有中断这项工作。因此，在国内战争结束时，已初步形成了苏维埃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审判体系。然而在战时颁布和施行的许多法律、法令以及有关司法机关的法规、条例毕竟不能或不完全能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为此，在1921年8月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的法令中，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及紧接着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再提出加强革命法制问题。这就开始了法制建设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措施有：
进行法律汇编工作。1922年，根据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开始进行了这项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年，全俄中央执委会通过基本财产权利宣言、民法典、刑法典、土地法典，劳动法典、刑事诉讼法典以及法院组织条例、检査监督条例、律师条例等等。1924年1月，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宪法）》。这样便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苏维埃法律体系。
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o1917年12月成立的、由捷尔任斯基担任主席的这个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条件下，实际上拥有可以先斩后奏、完全独立地进行搜捕和枪决的非常权力，成为打击敌人的一把尖刀。但是契卡这种做法也容易误伤革命队伍中的同志。在国内战争后期，契卡就曾错误地打击了一些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稍有不满的人，如一些反对征税过重的中农；它甚至干涉了党内的生活。这种状况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工作重心转移后的新任务。因而，最先由列宁提议，再经中央政治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先后讨论，决定改组其机构，缩小其权限和活动范围，最后在1922年2月，全俄中央执委会作出决定，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他机关，原来契卡所担负的镇压公开的反革命活动、实行政治保卫工作等任务，由苏俄内务人民委员部附设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承担，在地方则由有关苏维埃执委会附设的政治部担任。
上述几个方面，说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对于克服和抑制权力过于集中所造成的种种弊病起着重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国内战争时期已经大体确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并无重大变化，权力过于集中状况也无根本改变，在这里，并未发生像经济领域那样的模式的转换。正因为如此，列宁病重期间才那么惦记着改革政治体制问题。
如前所述，苏俄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便表现出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病。这突出反映在未能贯彻列宁和党一再强调的党政分工原则，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党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在“党和苏维埃机关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关系”，“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搬到政治局来了”。权力过于集中给经济工作和军事工作带来了危害，并使党和国家机关中产生种种官僚主义现象。
苏俄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弓I起了列宁的不安。他在病重期间和临终以前，还在总结政治体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思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集中地反映在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五篇论文和1922年12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在这封信中，开门见山头一句话便是“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的改变”。列宁对改革政治体制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国家机关，加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列宁在其晚年、在其病重期间，极为关注如何维护工人阶级政权问题，把它看成是决定共和国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的生死存亡问题。同时，鉴于当时官僚主义已经十分严重，他又十分强调反对官僚主义、改革国家机关任务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列宁是如此辩证地提出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在五篇“政治遗嘱”中，有四篇论及国家机关的改革问题。其内容包括采取坚决而切实的措施来精简国家机构；对国家机关管理人员实行培训和考试制度，如录用工农检査院的工作人员，必须通过国家机关知识、基本理论、行政管理和公文处理等基本知识的考试；加强劳动组织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科学研究工作，“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书籍和研究这个问题悬赏征求有关教科书等。
第二，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强党的领导核心的稳定性。列宁病重期间，最为担心的就是阶级、党发生分裂的危险。他语重心长地提醒说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预防这种情况”。他建议使中央委员会的人数（由十一大的40名）增加到50—100名，以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他认为人多了，“因某种不谨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在防止分裂问题上，列宁对“掌握着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斯大林是否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表示忧虑，并建议把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
第三，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的监察机构和制度。在列宁的改革国家机关计划中，最重视的是改组工农检査院。因为工农检査院本来就为一切国家机关而设的，其活动涉及一切国家机关；而这时的工农检査院却搞得很糟，没有什么威信，因而健全和完善监察机构和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改组工+检查院。党的监察机关在十一大之后也被削弱，监委的权力和独立性被缩小了。针对上述情况，列宁提出两个监察机构合并起来，使这个新的监察机构拥有与党中央平行的权力，其成员权限也与中央委员大体相等，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有权“审査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列宁强调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不顾情面”地对党中央和政治局的工作提出质问、审査各种文件，并且要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
列宁提出的改革主张中，显然也未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基本原则，但已经涉及问题的核心，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也涉及权力互相制约问题，是切中时弊的。可惜，列宁过早离开人世，其主张和设想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
三、几点看法
第一，权力集中的必要性与列宁的历史功绩。列宁领导时期确立起来的苏俄政治体制，权力的集中是历史事实。如何评价？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看到，权力的集中在当时是必要的。它对于粉碎国内外强大敌人的进攻，保卫无产阶级政权，抵制和战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保证党内的团结统一，保证俄国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向社会主义过渡，起了积极的重大的历史作用。假如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拘泥于形式上的民主，不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实践上和认识上实行一系列重大转变，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呢？
这里涉及对列宁的评价问题。既然权力的集中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列宁领导创立了苏俄政治体制就是他的一个重大的历史功绩。列宁的功绩还在于，他在领导建设苏俄政治体制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理论和重要原则，如实行党政分工、贯彻集体领导原则等等，对于当时、后来和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均有重大意义。当然，必须看到，这些理论和原则，有的贯彻得好一些，有的实行得差一些，在这里，把“理论上的”和“实际上的”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不能客观地、全面地估价苏俄政治体制和列宁的思想。即使是理论上，列宁也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正确地回答了。比如，列宁虽然提出党政必须分工的正确原则，但他又认为，“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他认为党“掌握着行政管理，就是说，管理着国家”，他一方面正确地指出党不能制定法律，但又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可见，假如把领袖说的一切都说成正确就同要求他一切都正确一样，是脱离历史实际的。
尽管在列宁时期，权力也是过于集中的，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时间，还应算是三十年代中期。那么，同样是权力过于集中，列宁领导时期形成的苏俄政治体制与后来斯大林时期的政治体制有何区别？明显的区别有两点。一是苏俄政治体制是处于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阶段，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从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情况看，如果不是列宁过早去世，民主化程度有可能得到较大的提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有可能得到较大的改变，虽然较短时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改变；而到三十年代以后，高度集权的体制巳经最终确立起来并凝固化了。二是两个时期集权的程度有重大差别。列宁领导时期，虽然从总体上说，权力也是过于集中，但处于权力顶端的党的领导核心，是一个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政治家集团。而斯大林领导时是个人集权。个人集权制是高度集权的极端表现形式。个人集权、个人崇拜、领袖终身制正是这种僵化体制的最重要特征，最难治愈的顽症。
第二，权力集中的基本原因。从上述两个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中，可以看到，形成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个人集权、个人崇拜虽然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而且客观的原因是基础，但是主观因素，领袖个人的素养、品格、作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起决定的作用。列宁领导时期与斯大林领导时期，国内外环境、形势与任务等’并无根本的不同。列宁领导时期，可以坚持集体领导制度，抑制住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但斯大林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与斯大林擅权、专断、粗暴、多疑的品格和作风关系极大。
个人集权制、个人崇拜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基础上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段时期里，权力比较集中，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下列情况是值得深思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17年里，有15年侨居西方，很有民主素养、作风和习惯。他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相互关系学说，在实践上也堪称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的模范，他在十月革命前设想的也正是一种有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所有这些虽然都对苏俄民主政治建设发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但也没有改变在一段时期里权力集中的发展趋势。这说明形成这个权力集中的苏俄政治体制的决定性因素是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俄国的国情，即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和由此决定的过渡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这里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前述的一系列转变大多数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发生的，但是，战争的因素是短期起作用，是作为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的表现形式发生作用的。根本起作用的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例如，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在客观上也要求相应地扩大民主。党的十大在决定转向新经济政策时，也确实决定用“工人民主制”代替“极端集中制”。但是，由于当时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强大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反映这种错误思潮的党内派别集团的活跃，十大又同时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严禁派别活动。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在于，在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容易滋生，需要强调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加以反对和抵制；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强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产生无政府主义倾向，侵蚀无产阶级队伍，威胁苏维埃政权，干扰和阻碍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需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必要的国家强制作用，这就使民主的发展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看来是不发达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点和普遍现象。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正确的理论：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在经济文化方面赶上西方。这里强调政治权力、政治制度对发展经济文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列宁在实践中也深深懂得经济文化落后对政权先进性的影响。他较早就看到，“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因此，落后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要实现社会主义，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经济文化。列宁领导的党，在十月革命后三次作出把工作重心从军事和政治战线转移到经济战线的决定，列宁还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就是主要的政治的论断，他把文化建设作为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提出来。这启示人们，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是以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的弊端不是仅靠改革本身就可以根除的。
这当然不是说，政治民主建设只有等到经济现代化实现以后进行，也不是说，经济搞上去政治就自然而然民主化了。列宁虽然反对在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上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但他同时强调要进行顽强和坚持不懈的斗争，反复地干，不要一遭到失败就垂头丧气；他一方面看到工农文化水平的低下，必须吸收专家参加行政和经济管理，另一方面大力主张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要“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即依靠工农大众。
列宁领导苏俄政治体制建设时间不长，但经验教训是很丰富的，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