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一
秦王世民坐闾阖门，苏威请见，称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数之曰：“公隋室丞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及至长安，又请见，不许，卒于家，年八十二。
胡注曰：“史言苏威之寿，不若早夭。”陈垣发微：苏威不保晚节，一陷于非义，身名俱丧，天下至今羞称之，又谈及降元的宋臣夏贵，降元四年后方死，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我对这些看法都不以为然。活得长并非苏威、夏贵之罪，国家的败亡更不是他们的罪过。像隋炀帝这样的主人，扶也扶不起来。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臣犹妻也，妻遇夫不淑命运悲惨，臣遇君不明任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所作为。我想，苏威若在唐代，未必比房玄龄、杜如晦差。
与庞大的体制相比，人的力量微乎其微。
一百二十二
武后久视元年，初，狄仁杰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为之立生祠。后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患，人遂毁其像。
陈垣评曰：口碑为上，铜像不足恃也。政潮起伏无定，则祠像之兴废亦无定。巍巍丰碑，数年之间，旋起旋仆者有矣，一时之虚荣乌足羡乎！
我则有两个想法，其一是：是非功过自在人心，树碑立传过眼烟云。记得小学一年级学的第一篇课文是“伟大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你办事，我放心”。现在呢？现在的孩子谁记得华主席是何人？而华主席当年的题词和肖像，哪里还能够找得到呢？所以，我想提醒那些喜欢到处题字、到处挂头像的领袖们，悠着点儿！
第二个想法是：“子不教，父之过”，任你再大的功勋，不肖之子轻易就能毁掉。
一百二十三
安禄山破潼关，唐军中的蕃将火拔归仁等执主帅哥舒翰降。禄山谓火拔归仁曰：“汝叛主，不忠不义。”执而斩之。
大叛徒谴责小叛徒时，往往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安禄山之流，玩弄伦理道德如同扑克牌，出牌的规矩由他自己来制定。
一百二十四
玄宗逃出长安，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留内侍监高力土，使扑灭乃来。
杨国忠之奸险冷酷与唐明皇之仁厚慈悲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明皇还是个有人性的人，难怪后世许多戏曲家演绎他的故事。
我尊重那些尊重别人生命的人。
一百二十五
太子在逃难途中有意掉队，即位于武灵。武灵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
肃宗自立为帝，夺取大权，玄宗焉能“喜”？史书胡说八道。我推测，玄宗此时心境，比闻安禄山反叛还要难受——连儿子也抛弃了他！只是木已成舟，人心离散，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读史书的时候，必须有自己的“定见”，否则越读越糊涂。
一百二十六
肃宗重用房琯。房琯喜宾客，好谈论，时人谓之“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将其比作晋时清谈误国的王衍。房琯将兵收复两京，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惊骇。贼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人而已。
自赵括以下，中国的“纸上谈兵”的读书人层出不穷。因为历史是由士人写的，所以多载宦官乱国、外戚乱国的事例，实际上士人乱国并不亚于以上两者。房琯好用“古法”，四万多战土的生命因此丢在战场上。我不得不警惕今天那些大谈国粹的博学之士。
一百二十七
房琯性高简，时国家多难，而琯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日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商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庭兰以是大招权利。
“无为之官”的危害有时比奸臣还要大。奸臣人皆见其奸，是显在的蛀虫；而像房琯这一类的愚臣，是隐在的蛀虫。
一百二十八
两京收复，上皇北返。上皇在宫南楼，上释黄袍，着紫袍，望楼下马，呜咽不自胜。上皇索黄袍，自为上著之，上伏地顿首固辞。上皇曰：“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欢呼且拜。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请，自扶上皇登殿。尚食进食，上品而荐之。上皇上马，上亲执鞍。行数步，上皇止之。上乘马前引，不敢驰道。上皇谓左右曰：“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左右皆呼万岁。
这是一幕值得仔细鉴赏的戏剧，亏得司马光有一支生花的妙笔。肃宗所有的言行都像个天大的孝子，但也仅仅是“像”——他很清醒自己在演戏。演给臣下百姓看。让万民感到他是以“孝”为核心的伦理的实践者，因而万民该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并且人人都以他为标本，做忠臣孝子。惟有如此，帝国江山才能永远不变色。实际上，肃宗对父亲是又恨又怕的，他是自乱中取得的皇位，怕父亲又来夺回。后来，明皇居兴庆宫，肃宗怀疑明皇与外人交通，不利于己，便令李辅国严加看管，宫中三百匹马仅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他不敢说，其实儿子本非孝子。再到后来，明皇被迫迁居西内，高力士、陈玄礼等旧臣全被遣散。“上初犹往问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问起居。”我想，“上亦有疾”是春秋笔法。
明皇爱好戏剧，自然也是演戏高手，他的技艺远远高于肃宗。例如，为肃宗穿黄袍、避正殿等行动，均心细如发。因为他的生命亦千钧一发间，他不得不来演主角。倘若他真的把肃宗脱下的黄袍穿在自己的身上，我敢肯定：晚上一杯毒酒立刻让他上西天。明皇对左右所说的“为天子父，乃贵耳”的话，鬼才相信。可是“左右皆呼万岁”。肃宗执导的戏，没有玄宗来充任主角是演不下去的。两人配合，于人于己皆有利，故这场戏大获成功。水平之高，今天的人艺名角也望尘莫及。
中国人是自觉的表演者。
一百二十九
司马光强调：“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他痛骂那些陷在安禄山中的官员：“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
我想，司马温公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一类人。倘若他晚生数十年，处于北宋灭亡之时，他自己真能杀身成仁吗？道德杀人与安禄山杀人一样都是杀人。因此，我坚持一点：要人死的道德至少不是什么好道德。
一百三十
代宗在东宫，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壬戌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盗，遣中使存问其家，为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皇帝与黑社会的龙头老大是合二为一的。宫廷其实就是一个美化了的梁山。一面是堂皇的杀戮，另一面是阴险的暗杀。李辅国当然是死有余辜，但代宗杀他的手段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我联想到斯大林暗杀基洛夫的事件来，两者惊人地相似。不过，斯大林比代宗还高出一筹：他不仅策划暗杀基洛夫的全部部属，而且以之为起点大兴冤狱，将一大批反对派送去见上帝。现代极权主义毕竟比封建专制主义有所进步。
一百三十一
禁州刺史李藏用平刘展之乱。其牙将高干与之有怨，诬其反，先以兵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上级验之，藏用将吏皆附成其状。独孙待封坚言不反，被引出斩之。或谓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封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灭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
在孙待封这名低级官吏的身上，我发现了久违的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孙待封对“反”的理解竟然如此深刻：“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这句话，足以概括中国千年动乱中所发生的好些事情。孙待封的选择是刚毅的：“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这样的人，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一百三十二
邓景山为河东节度使。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人一马以赎死，乃许之。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杀景山。
统治者从来就是这样，不把人当人看，在他们心目中，人确实比不上马。将校们杀死邓景山，乃是他罪有应得。他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别人当然也不会将他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
我们的文明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依然是没有对生命起码的尊重，这样的文明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一百三十三
唐代宗大历四年，回纥皆环董晋拜，既又相帅南面序拜，皆举两手，曰：“不敢有意大国。”
胡注曰：此晋使韩愈状晋之辞，其言容有溢美。全谢山曰：董晋庸人耳，韩公为之点缀生色，本来面目希矣。
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骨子里是个偏狭的小人。这则记载出自他的手笔，从中可看出他的文笔有多么恶劣。当时回纥强唐室弱，且以董晋之庸，何能让回纥环拜？除非有郭子仪的才干和人品，方能让回纥敬畏。韩愈以文媚人，以文编造历史，罪莫大焉！这样的行径，与他写谀墓之词互为表里，一脉相承。
一百三十四
唐武宗会昌五年，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始无“道”字，中旨令加之。
会昌五年，即武宗毁佛之年。一面毁佛，一面崇道，统治者的技止此耳。《左传》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至理名言也。
武宗政绩平平，而尊号却堆砌了一大堆美妙、宏大且威严的形容词。我的读法是：所谓尊号、庙号、谥号之类的，先“译”为反义词，方能读出真相来。老子曰：“反者道之动。”我深以为然。
汉语是一种必须“翻译”的语言。“翻译”的过程便是一层一层地剥去充满油彩的京剧脸谱的过程。可惜的是，大多数读书人都不知道读书要“翻译”，结果书读得越多脑子越糊涂。在清末的中法战争中，退缩不前、逃离前线、以致滇军大败的云南巡抚唐炯，被下刑部狱治罪。他在狱中居然还读书作诗，并有“已空万念仍忧国，末了残生且读书”之句。若不知他劣迹的人，大概会以为他是文天祥、史可法一流的人物。他虽然身陷牢狱，依然在诗中忧国忧民，难道不是一个忠义之臣吗？
所以，我再三强调对中国文字的“翻译阅读法”。
一百三十五
唐代宗时，元载专权，恐奏事者攻讦其私，乃请：“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仍以上谕百官曰：“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颜真卿上疏说，如果这样做的话，皇上将“自掩耳目”。然而，他却被以“诽谤”罪贬为峡州别驾。高明的独裁者，并非公开不让人说话，而是建立一种制度，让你说的话不仅没有用、而且还会因为说了真话而使自己受苦受难。
我想起现在的“检举”来。我看到过太多的检举者落到被检举者手里、检举者受到被检举者残酷打击报复的报道。美国“水门”事件中的两个小记者为什么那么勇敢？为什么他们敢于挑战总统？因为有一套严密的制度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百三十六
马璘为节度使，段秀实为其部将。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盗当死，璘欲生之。秀实曰：“将有爱憎而法不一，虽韩、彭不能为理，”善其议，竟杀之。磷处事或不中理，秀实力争之。璘有时怒甚，左右战栗，秀实曰：“秀实罪若可杀，何以怒为！无罪杀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实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实而谢之。
千载而下，我仍为段秀实的铮铮铁骨而折腰。一部《通鉴》中，像这样的人物确实太少了。有几个中国人会拼死捍卫“法”的价值呢？
同时，我又感到几许悲哀。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法的落实只能靠人的品质。而人的品质却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段秀实的所作所为，如果在一个法治化的社会里，仅仅是一名普通法官应有的反应。然而，他却因而名垂千古，尊重法律，尊重人的生命，这样的人方能受后人的尊重。
一百三十七
剑南节度使严武薨。武三镇剑南，厚敛以穷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杀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数戒其骄暴，武不从；及死，母曰：“吾今始免为官婢矣！”
严武就是大诗人杜甫流寓四川时的庇护人。在杜甫的笔下，他俨然是勤政爱民的青天大老爷。为什么这样大的反差呢？因为严武是杜甫的衣食父母，是他的恩公，给他官做，给他草堂住。杜甫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也无独立的政治地位，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完全独立的人格。“诗史”之说，该打个问号。
严武之残酷，令他的母亲也心惊胆战。常人呢？那些在他的治下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任何保障的老百姓呢？读至此，我为蜀人悲。蜀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如同一块奶油蛋糕，苍蝇哪会嗅不到它的香味？从严武到张献忠，这些鲁迅所说的“猛人”残酷地屠戮蜀人，何尝把人当人看？蜀人的富有难道也是一种罪过吗？不然，他们为何一方面对财富怀有刻骨的仇恨、拼命毁灭财富；一方面又如饥似渴地掠夺财富、享用财富？
严武的母亲同样不是什么伟人——史书企图把她描写成有先见之明的女巫。我却认为，她考虑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命运、害怕的不过是遭到“报应”。在她的逻辑里，只要自己能够免于沦为“官婢”，儿子的罪过便可以一笔勾销。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官太太罢了。
史书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这样的人物出来，她们的出现，让我们减轻了对严武们的痛恨。这是御用文人们的伎俩，他们说：统治者中也有好人，也有观音菩萨。该不该相信他们呢？
一百三十八
陇右节度使朱泚献猫鼠同乳不相害以为瑞；常兖帅百官称贺。中书舍人崔祐甫独不贺，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以承天意！”
相信“符瑞”一类的玩意，是中国人最大的恶习之一。从朱泚、常兖之流的唐代高级官员到以柯云路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以及像家中供满佛像、财神、关公等三教九流的神仙的贪官、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这些人一直对此痴迷不悟。我在很久以前就想：在科学发明和文化创造上，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想象力？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原来中国人的想象力都耗费到了捏造“符瑞”上面。于是，在科学发明和艺术创造方面的想象力就很薄弱了。
将自然现象与现实政治相联系，这种思维到底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我欣赏崔甫的独立见解以及他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勇气。但是，他的思路依然是朱泚、常兖的那一套，只是掉了个儿：朱、常以为“祥”，崔以为“祸”。实际上，那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自然现象而已，与政治的好坏无关。
一百三十九
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尝遣中使赐妃族，还，问所得颇少，代宗不悦，以为轻我命；妃惧，遽以私物偿之。由是中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于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徒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
皇帝爱“面子”，为手下人大开行贿、收贿之门。腐败与文化紧密相连，“人情味”越浓的国度里，腐败越猖撅，如意大利、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与“人情”水乳相融的腐败，想清除非一日之功。《通鉴》接着写代宗为消灭此种弊端，对一名受贿的太监邵光超杖六十而流之，于是腐败便消失了。这可能么？反正我不相信。制造病毒的科学家，后来往往丧失对病毒的控制。晚唐政治日渐败坏，实际上就是由皇帝们的一言一行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形成的。刚加完油，又去浇点水，火能灭吗？
代宗为什么纵容腐败呢？代宗当然还有他自己的统治逻辑：他让所有的官员都贪污腐败，都有斑斑劣迹，他就能够把他们都控制在手中。谁不听话，他立即以腐败的罪名严惩之，让宦官和大臣都无话可说，而老百姓们，哪里知道宫廷斗争的内幕，他们听到腐败官员被治罪的消息，都会打心底里赞赏皇帝的英明。
一百四十
及安史乱后，法度松弛，大臣、将帅、宦官竞治第舍，各究其力而后止，时人谓之木妖。
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就是毁在一代代“木妖”的手里！游历山陕大地，见遍地黄土、漫天风沙、千沟万壑、水贵如油，不禁泪下如倾！这里难道就是古代典籍中描写的郁郁葱葱的森林、水波不兴的湖泊的所在地吗？五台山不再清凉，梁山泊早已干涸，北中国的大地上，是累累的伤痕！
毁灭树、毁灭自然环境者，剥夺的是后代人的生命。他们乃是人类的“公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