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一九零三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三十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一九五零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四十七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各派人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奥威尔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后世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熔为一体，使作品具有了极大的张力。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叟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人，各领风骚。而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他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事，而是直接揭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邪恶以及他们所支配的语言体系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用于“宣传”的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是粉饰现实的工具、也是蛊惑民心的艺术。奥威尔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动物庄园》的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从前，被人豢养的禽畜行尸走肉地生活着。一天夜里，动物们在谷仓中听了雄猪老麦哲所讲的梦，仿佛听了一堂福音传道或启蒙教育，任人宰割的动物从此认清了受人剥削、被人奴役的处境。不久，他们群起暴动，赶走主人了琼斯，自己当家作主，推行“动物主义”。动物庄园建立伊始，全体动物享有平等权利，开始崭新的生活。
然而，正当庄园笼罩在大家庭式的温暖之中的时候，正当动物们任劳任怨、忍受委屈、迁就现实的时候，新的当权者却开始用新制度来为自己捞取特权。猪群占据了领导的地位，他们的两大领袖拿破仑与斯诺鲍展开殊死搏斗。经过多次较量之后，前者终于获胜。
奥威尔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匹叫鲍克瑟的老马，他忠心耿耿地为拿破仑工作，一生中有两句名言：“我要更努力地工作”、“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他从不思考，没有疑惑，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鲍克瑟因年迈力竭而亡，死后却被主人卖给屠夫，以一张皮，一副骨头换取威士忌喝。拿破仑在鲍克瑟隆重的追悼会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鼓励家畜家禽都向死者看齐，做动物庄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成员。
斯奎拉是群猪中指鹿为马的宣传家。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庄园的今昔作对比，他常说的“你们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这句话，成为一切异议和不满的成员头上的紧箍咒。愈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可怕可怖，很成问题的现状就愈是显得美不胜收。于是，缺乏理解能力的动物们欣然地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作为领导阶级的猪群把牛奶和苹果留给自己享用，而其他动物却忍受饥饿，对此，斯奎拉的解释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你们不会把我们猪这样做看成是出自自私和特权吧？实际上我们猪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厌恶它们。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惟一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是脑力劳动者，庄园的全部管理工作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动物们呆头呆脑地认可了斯奎拉的合理化解释，反而对猪群感激涕零。斯奎拉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斯奎拉不正是二十世纪的戈培尔、日丹诺夫们的缩影吗？
一个新建的强权社会，必然需要一个“公共污水沟”，即倾泻仇恨与怨毒的场所。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逃之夭夭的斯诺鲍恰恰充当了一个虚拟的靶子。拿破仑将斯诺鲍作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让所有成员都时刻警惕斯诺鲍的复辟。这样，动物们的视线就被转移了，革命的质变也就得以悄悄完成。凡是与斯诺鲍相关的迹象在某处出现，施暴者便抓住借口，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搞出惊世骇俗的大案要案来。凡是自己的统治露出破绽时，便把斯诺鲍作为替罪羊，所有的过错一古脑地推到他的身上，这个假设的敌人永远也无法反驳。黑白对照，黑者愈黑、白者愈白，合理永远合理，不合理永远不合理。
当语言的作用运用到极限时，狰狞的面目便暴露出来。九条恶犬为拿破仑开道，顺者昌逆者亡，当年制定的七戒被刷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最终，领袖把“动物庄园”又改为“曼纳庄园”。这里不存在真话，也不允许讲一句真话。一切都在不断地被修改，目的就是为了磨灭动物们的记忆，让幸存者不再对暴政、非正义和公开的丑剧产生丝毫的惊奇。群猪竖起两条腿走路，在大厅里与其他庄园主举杯联欢。此时此刻，其他动物默默待在窗外，“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庄园建立之初的教条“全体兽类生而平等”下面增添了一行“但某些兽类比其他兽类更加平等”。这一行修正轻易地取缔了平等的实质，使极权主义的秘密昭然若揭。学者康正果的书评摘译了奥威尔在论文《文学的受阻》中的一段话：“极权主义认为，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有待认识的东西。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专政，为了巩固这个专政，其统治阶级必须被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但事实上世间并无不犯错误的人，所以，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个或那个错误似乎并不存在，或者这个或那个胜利确已取得，重新编造过去的事件就在所难免了，这样一来，每一次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就得相应地改变理论教条，乃至重新评价主要的历史人物。这类事情当然随处可见，但在那些任何时候都只允许有一种观点的社会中，它显然容易导致公开的弄虚作假。极权主义其实就是要求不断更改过去。既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弥天大谎与撒点小谎同样都无关痛痒。在极权主义看来，整个历史记载都是偏颇不确切的，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现代物理学已证实我们视为真实的世界乃是世界的虚象，因而相信感觉便是低下庸俗。一个固步自封的极权主义社会往往要建立一种早发性痴呆症的思想体系，很多常规虽在日常生活和某些特定的科学中行之有效，但政治家、历史家却可以对其漠然视之。”极权主义者不仅左右着社会成员对现实的看法，还通过大规模的修改历史事实的行动，将人们的记忆也改写了。人们生活在虚空之后，逐渐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在极权主义社会里，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成为常态，而说出真话的人却被送进精神病院（苏联专门为持不同政见者设置了数百家精神病院）。
《动物庄园》的寓意正在于此。这部作品是在奥威尔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时利用四个月的业余时间创作的。刚开始，由于小说题材敏感、主题尖锐，竟有十二家英美出版社拒印。而一旦出版，它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英美读书界获得经久不衰的好评。在英国书商协会列出的二战以来最佳英文小说的名单上，《动物庄园》与《麦田的守望者》、《蝇王》等巨著并列而毫不逊色。而在另一部作品《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则更深刻地探究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力与人性、爱的关系。
故事发生在一九八四年（即奥威尔创作此书时的三十多年后）的“海洋国”。“海洋国”的统治阶级是“内党”，“内党”的领袖是“老大哥”。“老大哥”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主人公温斯顿仅仅属于“外党”，跟所有同志一样身穿清一色的蓝布工人套头衫裤。他服务的机关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还有三大部：“和平部”、“仁爱部”、“富裕部”。四大机构各占据一座三百米高硕大无朋的金字塔式建筑，建筑外边大书特书党的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温斯顿担任“记录科”的科员，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
温斯顿的家与所有私人居室一样，有一个无孔不入的现代化设备，叫做“电子屏幕”。每个房间右首墙上都装有一面长方形的金属镜子，可以视听两用，也可以发号施令，室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受这面照妖镜的监视和支配。平时无事，电子屏幕就没完没了地播送大军进行曲、政治运动的口号、或“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胜利完成的消息。这些噪音由中央枢纽控制，个人无法关掉。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温斯顿却躲到角落里偷偷地记日记。记日记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罪，早晚会被“思想警察”抓入大牢中去。逮捕永远是在深更半夜，在睡梦中被惊醒后，有可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温斯顿仍然忍不住胡思乱想，在胡思乱想中探索真理。这时，他结识了女友裘丽亚。在党的眼里，恋爱是罪行，两人的幽会全是偷偷摸摸的。海洋国把性爱规定为“我们对党应尽的义务”，并且不允许离婚，温斯顿与妻子分居了十年，个人生活极其痛苦。故与裘丽亚之间，由性关系发展到爱情。当爱情诞生的时候，也就是温斯顿对极权主义决裂的时候——爱使人性恢复了常态，并由此反思极权主义将人工具化的统治方式。
另一个影响温斯顿极大的人是内党高级干部奥伯兰。外表看上去，奥伯兰是一个与温斯顿一样面目清秀的知识分子。在与奥伯兰的会面中，奥伯兰告诉温斯顿，他本人是反党组织“兄弟会”的成员。奥伯兰传授给温斯顿兄弟会领袖高斯坦的著作《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读了这本书，温斯顿明白了近代极权政治的奥秘和海洋国立国的来龙去脉。奥伯兰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这番表白令温斯顿大为感动。
在一次幽会中，温斯顿与女友双双被捕。在监狱里，温斯顿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被送到一间砌满白磁砖的牢房里，四周的灯点得雪亮。铁门一响，狱卒又送进一个新犯人，温斯顿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恩师奥伯兰。温斯顿惊呼：“你也被捕了？”对方却狡诈地一笑。
原来，奥伯兰就是“思想警察”的大头子，早在七年前就开始监视温斯顿了。这时，奥伯兰开始了对温斯顿的拷问。几千瓦的灯光照耀得温斯顿眼睛都睁不开，牢狱如同白昼。温斯顿这才明白奥伯兰告诉他的话：“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
温斯顿被打得体无完肤，滚在地上死去活来。他什么都招认出来：暗杀领袖、盗窃公款，出卖机密、散发传单、煽动暴乱、信仰宗教、谋杀发妻、当外国奸细、做“兄弟会”的走狗……奥伯兰还不满意，一面控制着绞痛的电盘，一面跟温斯顿讨论权力和真理的问题。这一段对话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奥威尔的点睛之笔。
温斯顿说：“宇宙间有一种精神，有一个准则，会把你们打败。”
奥伯兰接着问道：“难道你不相信上帝？”
温斯顿不信上帝，便回答说：“我相信‘人的精神’。”
奥伯兰一阵狂笑，将温斯顿衣服剥光，让他站在三联衣镜前看自己骨瘦如柴、不成人形的身体，并羞辱他说：“看看你自己的样子！看你的全身肮脏，看你脚趾间的污垢，看你腿上令人作呕的脓疮。知不知道你骚臭如山羊？可能你自己闻不出臭味来了。你看看我，我的拇指和食指可以圈住你的臂膀，折断你的颈项就像折断胡萝卜一样不费力！”他进一步说，党的目的不仅是摧残温斯顿的肉体，还要改造其心灵。
此时此刻，温斯顿仍然坚持人性可以克服党性，在众口一辞“二加二等于五”的世界里，他认为“自由即是能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他认为，此项坚持实质上即维护了爱好真理的自由。
两人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比比皆是：《圣经》中约伯的追问、《浮士德》中的浮士德与魔鬼的赌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主人的独白。奥威尔的悲观估计胜过此前任何一位思想家，他笔下的温斯顿最后无法战胜“一零一号刑室”的恐怖，终于屈服了。温斯顿出卖女友赎出自己，放弃了爱情，恢复了“健康”，成为政府里循规蹈矩的废物。温斯顿“战败”了自己，死心塌地地说“二加二等于五”，死心塌地地崇拜“老大哥”。
《一九八四》的副题是“欧洲最后一个人”，奥威尔通过温斯顿的“死亡”表达了对人类前景的绝望。当时，共产主义浪潮高涨，民主阵营居守势。奥威尔深切的感受到权力对人类的异化，因此他在小说中作出了黯淡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绝望，宗教法庭的庭长对重到人间的耶稣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民只要面包，不要什么自由，你所强调的人对善恶有选择的自由，只能增加他们的痛苦。我们天主教假你之名，实为魔鬼效力。但人民只要听话，都有面包吃，生活很安定。你再度降世，扰乱我们建立的秩序，明天就把你活活烧死。”而在《一九八四》中，奥伯兰的理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党为自己的利益而争取权力。我们对别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专在权力。”权力将人性吞噬了，人们成为一群行走在钢筋水泥建筑之中的行尸走肉。
奥威尔早年也曾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现，被同一信仰的同志杀害的“同志”，甚至比死于法西斯枪炮下的还要多。他由怀疑进而决裂，一旦回头是岸，对极权主义的洞察就显得极为深刻。在奥威尔看来，二十世纪以前的极权主义仅仅是限制人性、因此天才至多被目为疯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们仍有写作的权力；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则直接摧毁人性，像温斯顿这样的思想者从肉体到灵魂都被消灭了。对此，奥威尔的忧虑是深远而沉重的：“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像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奥威尔去世之后近二十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辗转流传到西方世界并正式出版。一个与《一九八四》惊人的相似的、无比恐怖的世界浮出水面。此时，人们在叹服索尔仁尼琴的勇气的同时，也更加叹服奥威尔的先见之明。
奥威尔十分关注语言体系被毒化的问题。《一九八四》中的海洋国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过去的事是没有客观生命的，它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内党控制了所有的记录，也就同时控制了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人们必须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已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语”为革命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因此真理部研究科雇用大批学者日以继夜地编写《新语词典》，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明目张胆地造假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正如斯大林那句警告列宁遗孀的名言：“你要再不识相，我就要召开党代会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你要相信，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读到这里，读者已经分不清楚这究竟是小说还是活生生的现实了。在《一九八四》的末尾，有一个名为“新语规律”的附录，使得小说更添一分逼真的感觉，亦使盲目乐观的读者开始反思自己所操作的语言系统。
二十世纪以来，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何风靡全球？群众为何逃避自由的职责？现代人的性格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生产力的解放会不会带来人类精神的解放？对正义的追求为什么会蜕变为残酷的专制统治？半个多世纪以后，奥威尔视为“未来”的“一九八四”早已为我们逾越，但奥威尔思考的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过时。重读《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这两本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自身的脆弱。弗洛姆的《逃离自由》与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可以看作是奥威尔这两部小说最好的理论注释。奥威尔自己说，若不是肺病的折磨，他的小说的结尾还不至于如此悲观。诗人余光中在《致奥威尔》一诗中曾写道：
垂死的肺病患者，三十三年前/自己的喘息都已不继/就咳尽你一腔的热血。
然而，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尽管思想者是如此的孱弱。奥威尔在思考、奥威尔的每个读者也在思考。只要有人在思考，人类就不会在“一九八四”成为一座血腥的“动物庄园”。这也许是我对未来惟一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