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民
上学的时候读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怎么也理解不了文中所说“父亲”的背影让人刻骨铭心。在父亲去世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的父亲的身影却时常浮现在脑海里，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厚重。我想，这，就是父亲——给予生命、传承血脉、筹造灵魂、让你一生一世都割舍不开的人！
插队去吧，那里最能锻炼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父亲当时的实际情况被扣上“三反分子”、“黑帮”等罪名，被关押在建国路73号“军管”，母亲被下放到渭南县吝店公社洪池大队劳动改造，我这个未成年的孩子随母亲到了洪池大队，从十四岁到十七岁，在农村中摸爬滚打了整整三年。1972年春，父亲、母亲恢复工作被安排回西安，我也跟着回到了西安。这时候我已经十七八岁了，也没有条件去上什么学，到了该工作的年龄却没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托她在华阴县任县委书记的老战友帮忙给我找个工作。通过这位县委书记的介绍，我被安排到华阴县邮电局当了一名邮递员。整日里骑自行车满街跑着送报纸和邮件。这样干了半年，又让我去孟源火车站邮电支局做邮包搬运工，整天赶着火车班次接送邮包，有的邮包重达200多斤，一个一个从火车上扛上扛下，苦也罢累也罢乐在其中，总算是有份工作。可这样的好景不长，第二年3月的一天，我被父亲的一个电话叫回了西安。
记得那时一个阴冷的晚上，我赶到家匆匆吃过晚饭后，父亲手上翻动着报纸什么的，侧着身子对我说：“小民呵，邮局的工作就不要干了，到农村插队去吧！”我当时感到很突然，父亲对我们一向很严厉，这次说话感觉和往常有点不大一样，多半是侧对着身子或甚至背对着我，话语有点酸涩。当时我不敢多问。后来父亲看我很难过的样子，给我做了些简单的解劝，原来就是因为我是由县领导介绍参加工作的，自身又是干部子弟，眼下正在搞反“走后门”运动，父亲考虑咱一来不能给领导惹事，二来作为干部子女在这个运动中也应该起个好的作用，于是决定让我主动到农村插队锻炼。父亲做领导工作时间长，在他的字典里“指令”和“执行”两个词摆在最前面，他给我们做的决定，我们想得通想不通都要先执行，想不通的以后慢慢想。这一次对我本来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决定，可是，从父亲坚定的话语而又有些回避的身影里，我看到了父亲做决定时的艰难和内心痛苦，我没有过多的犹豫，就答应了父亲到“知青办”去报名。
革命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话是这样说，可毕竟我参加工作都整整一年了，现在又要我重返农村“下乡”，开始是有些想不通。想不通倒不是怕农村苦，可以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农村生活我不怕，而是觉得好好的“工作”丢了太可惜。这些藏在心里的不乐意，也许早被父亲看出来了。在我下乡临走前，父亲用了三四个晚上，专门给我做思想工作。父亲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很会做思想教育工作。1934年春，他在不到17岁的时候就以优异成绩考入陕西省西安师范学校，在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里接受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教育，先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各个阶段、不同岗位一直没有停止过做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不过，以往父亲在家里教育我们总是就事论事，星星点点的渗透他的想法和要求，这一次大不一样，下势要对我上一次系统的思想政治课，就像是要给我过一个正式的“成人礼”。
父亲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亲身经历旧中国广大农民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苦难。青年时期，受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率西安师范学生农村工作团赴华县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渭南、宝鸡担任领导，工作重点始终在农村，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岗位上，他也坚持深入陕南、关中、陕北农村蹲点考察，与广大农民群众一起研究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实际问题。他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父亲对我说：“我们是一农业大国，不论是闹革命、求解放，还是建设新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都要坚持‘以农为本’，这一点表现在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比如说闹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广大农村地区不解放就谈不上解放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首先要把农业搞上去，解决好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就是你们年轻人学做人、做事，也要先把农民那种淳朴善良、吃苦耐劳的品质学到家。用毛主席的话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你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还能学到许多在城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他讲讲大道理，举举小事例，从农村的贫穷落后讲到农业的重要地位；从耕作技术讲到粮食增产；从邢燕子讲到陈永贵；从个人的成长历史讲到国家的形势发展……也许是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养成的习惯，他对我们说话也总是深入浅出、侃侃而谈，说着笑着就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像在田间地头与农民探讨问题似的走动着，比画着，询问着，解答着，千言万语，谆谆教诲，叮咛无限，寄托无限。现在回想起30多年前那几个晚上，父亲的身影还历历在目，尤其是他最后结论性的嘱咐我至今不敢忘怀：“革命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工作就是为国家做事，为人民做事，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参加革命工作就应该首先为广大农民做点事，青年人成长需要经过艰苦的磨炼，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经受锻炼……下乡锻炼是值得的，经受住这个艰苦的磨炼你会受用一辈子的。”就这样，我于1973年3月辞去了工作，独自一人，再次到华阴县观北公社成为一名插队青年。
记住自己是个小百姓，和别人没啥不一样
“少民呵，知道为什么起名时把你叫少民吗？少就是小。民就是老百姓，少民就是小老百姓，之所以没有直接把你叫小民，是希望那个你从小到老保持年轻人的朝气。”这是父亲在我下乡前的那次谈话时告诉我的。他说：“记住，自己是个小百姓，和别人没啥不一样，要沉下身子和农民交朋友，和农民朋友滚在一起、打成一片，养成艰苦朴素的品质，锻炼吃苦耐劳的意志，学好生产生活的本领。”他特别提醒说：“你爸头上没有光环，你头上也没有红帽子，不要有干部子女的优越感，要和身边的其他知青打成一片。”他说：“一个人年龄长大不算长大，思想成熟了才能算是真正长大了，思想上的成熟比什么都重要。”父亲要求我到了农村要坚持严于律己，不放松政治上的学习，重视思想觉悟上的提高。
再次下乡期间，父亲多次写信询问我在农村的感受和体会，传授在农村生活、工作的方法和经验。记得有一次父母到我下乡的地方看过我一次，带来了好多科学种田和防止农作物病虫害方面的书籍。我知道父亲拿这些书来，一半是想让我学习农业知识，一半是想让我推广“科学种田”技术。果然，他一边从包里掏书一边对我说：“提高粮食产量要靠科学种田，你们知青都是农村的文化人，要带好头，要积极给老百姓当教师。”当听说我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还担任知青组组长时，非常高兴，鼓励我说：“看来我们少民是真的听话了，有出息，安下心来好好干，争取为新农村建设再多作一份贡献”。冲着父亲这句话，我一口气在乡下又待了整三年，三年之中回过西安两趟家。
1975年12月，根据面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干的政策，我被招工进了孟塬黄河工程机械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1979年12月，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公、检、法”系统选调干部，我被选调到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我到了检察院工作以后，又一次听到政治处的一位同志给我讲，在选调干部政审的时候，他曾两次到我下乡的农村和工厂去搞过调查，这两个我工作生活了近六七年的地方，竟然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干部子弟，更没有知道我的父亲早就是省上领导，他感到很惊讶，还特意给组织上汇报过。我苦笑一下给他解释说：“我父亲从来不让摆自己的身世。”父亲向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我们要求也很严。他认为领导只是一种工作岗位，不是什么个人荣誉，这种岗位对国家、对事业、对百姓很重要，但对自子女的成长没有啥好处，所以从来不让我们有优越感，从来不让我们享受什么特殊待遇，也从来不让我们染上有些干部子女那种不良习气。也许正是身为干部子女却没有干部子女的不良习气，才是我被选调到省检察院的先决条件。后来回想起来，能够享受父亲的教诲真是一种福分，这种福分也许是只有我们家这些“干部子女”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吧！
的确，我不知道其他人家的“干部子弟”享受什么样的待遇。父亲是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抗日战争时，他就担任县委书记，解放战争，他任东路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初的渭南地委书记，60年代初的省委常委、副省长，到80年代副省长、省政府顾问，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在其他人的心目中他是省上的“大领导”，而在我们这几个儿女心中，他就是父亲，是个早出晚归、匆匆出门、疲惫回家的父亲；是个节衣缩食、粗茶淡饭、清贫朴素的父亲；是个出门比在家多、威严比和蔼多、批评比鼓励多的父亲。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快半年了。半年的时间按说不算长，可父亲晚年的印象觉得有些模糊了，儿时父亲教诲我们时的身影反倒越来越清晰，在思念时，在睡梦中，在需要作出重要选择的关键时刻……父亲的背影总能浮现在眼前，这大概就是父亲的英灵吧！
想想也是，父亲成年后，一直就是“大官”。可他一生清贫，命运多舛，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头上的光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多是父亲上班出门的身影、疲惫回家的身影、严厉批评的身影、循循善诱的身影、谈笑风生的身影……我是在父亲的身影里长大的，渐渐地父亲的身影变成了一种修养，一种品质，一种精神，一种流淌在骨子里的血脉，让我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2007年8月8日 父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