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刘邦显同志
牟玲生 刘云岳 王一士
刘邦显同志，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是陕西地区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干部、老党员，也是同我们朝夕相处，对我们教育帮助至深的一位好领导、好师长。我们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们终生受益。特别是他清廉宽厚的高尚品德和求真务实的敬业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刘邦显同志，陕西临潼人。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在私塾和村小受启蒙教育时，由于刻苦用功，学习成绩优秀，即受到老师的表彰和鼓励，也深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护。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广大农民饱受封建剥削压迫的苦难，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一心为普通百姓的翻身和解放，竭尽绵薄之力。1934年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陕西省西安师范学校。这个学校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1926年和1927年就建立有共青团支部和共产党支部。邦显同志在西师上学期间，就阅读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社会进化简史》以及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的著作，思想进步很快。先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毅然投身到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当听到“蒋介石被抓了”的号外后，西师的学生顿时沸腾起来了，他们纷纷涌上街头，挥舞捉蒋“号外”、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等八项救国主张，西安街头到处充满着爱国激情与团结救亡的动人景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由刘邦显任团长，率西师学生农村工作团赴华县农村和咸林中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所到之处，农民和学生群情激昂，确实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动员和鼓舞作用，受到省委的表彰。
1939年刘邦显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后，被分配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1940年10月任临潼渭河南县委书记，负责全县党的工作和对敌斗争。当时陕西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重点，主要是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刘邦显同县委的同志一起，采取表面不动实际行动的“鸭子浮水”方式，更加缜密地进行党的活动。一般是尽量少开或不开党的会议，不搞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有意识地中断同一些党员的联系，把一些易于暴露的党员调离隐蔽起来。党组织同党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异地领导”。即一个地方的党员只发生垂直关系，不发生横的关系；一个地方有两个以上党组织的，也不发生横的关系，即使这个组织被破坏了，另一个组织还可以继续坚持斗争。这样缩小了暴露目标，达到了长期埋伏的目的。1947年3月至1949年3月，刘邦显先后任中共华（阴）潼（关）工委书记和东路工委书记，管辖渭南、华县、华阴、潼关、大荔等县党的工作。这时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党的活动方式，已由隐蔽精干转变为积极开展活动，采取多种斗争的形式，广泛联系，广交朋友，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迎接关中解放。特别是对农村的乡镇长和县城的武装力量，采取“德威并重”，攻心为主的方针，积极做好争取工作，尽量化敌为友，为我所用。一种是“打进去”，派共产党员去掌握实权；一种是“拉出来”，让他们与共产党合作，名为国民党，实为共产党办事。这样经过教育争取，分化瓦解，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在当地县城解放时，没有经过激烈战斗，敌人县城的武装人员一般都起到了“开城门”的里应外合作用，收到了好的效果。
在陕西党内的长期争论的“渭华问题”中，邦显同志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是人所共知的，也是令人景仰的。1951年开展“三反”运动时，渭华地区的一些党员和干部，对当时渭南地委、专署两个主要领导干部特殊化作风问题，提了一些批评和意见，这本来是正常的。但领导上却认为是当地干部“反党反领导”的问题，对提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甚至错误地逮捕和处分了一些干部。时任地委副书记刘邦显和他的夫人田颖以及渭南县委书记等，也因此受到怀疑，甚至把他们也列入30名被侦查的干部黑名单中。当时省委在处理所谓的渭南华县问题时，没有倾听多方面意见，偏听偏信，因而有不少同志多次向党中央反映，认为省委的处理结论不妥，要求复查。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闭幕后，中央委托习仲勋、贾拓夫同志召集有关同志座谈，集思广益，取得共识，形成了《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渭华问题的错误“是属于地委领导上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性质，而不是渭华干部反党反领导的问题，省委的《结论》上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是不妥的。”195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同意”这个《座谈会纪要》，并派贾拓夫同志到陕西传达这个纪要。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刘邦显听了传达报告后发言说：中央指出渭华问题错误的性质是完全正确的。所谓的渭南华县问题，就不应当叫渭南华县问题，而应当叫原地委、专署两个主要领导人的问题，是他们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问题。而不是渭华干部反党反领导的问题。这就把真实还给了历史，是真正对干部对历史负责的。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中央专门召开座谈会，倾听不同意见，作出了客观公正的结论，是非常感激的。并愿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前辈不忘，后事之师”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
刘邦显同志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渭南地区工作。他对农业和农村工作很熟悉，也很有经验。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和60年代初，他曾两次担任中共渭南地委书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在八大会上作了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发言，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倾注了全部心血。用自己的话说：“我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渭南人民。”在工作中，他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农村工作政策，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带领渭南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集中力量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为完成渭南地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呕心沥血，运筹决策，作出了显著成绩，使渭南地区成为全省提供商品粮棉最多的地区。同时他根据省委指示，为了促进农业生产，改变“秋倒夏，夏倒秋，两料不如一料收”，盲目扩大复种指数的恶性循环，对渭北旱原地区的农作物配置和轮作倒茬，实行以种粮为主，粮食以小麦为主，小麦以正茬麦为主的“三为主”方针，并根据耕作粗放情况，采取“深耕、保墑、施底肥”的主要技术措施，使渭北旱原地区迅速扭转了盲目扩大复种指数的局面，促进了粮食全面增产。
1963年和1982年，在陕西省第三届和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刘邦显曾两次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主管农业和财贸工作，积极推行各项改革富民政策，为陕西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和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勤政爱民，作风扎实，一贯坚持每年以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他无论在哪个地区、哪个单位、也无论做什么工作，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始终相信和依靠群众做好工作。他平易近民，深知农民疾苦，又善于做农民工作，深得农民群众信任。1965年冬至1966年春，他遵照省委指示，带领一个工作组赴榆林镇川葛家村大队蹲点搞社教工作。他住在农家窑洞，吃着农户百家饭，挨家挨户走访谈心，同农民拉家常。无论农夫农妇，都把“老刘”当成自己人，贴心人，给他讲实情，说真心话。通过深入地调查了解，他胸有成竹地说：“这个大队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为群众办了许多实事好事，要正确对待他们。”从这个实际出发，他力排“左”的干扰，总结出一套比较切合农村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对干部解放比较快。这个大队到社教结束时，除充实和加强领导班子外，没有处分一个干部，也没有撤换一个干部，只是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让干部洗了个“温水澡”，受到了深刻教育。同时他反复强调社教与生产紧密结合，生产搞不好，社教就失败。当时全国正在突出政治，批判“业务挂帅”。邦显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工作组干部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政治挂帅如果不挂在生产上，政治挂帅也挂不好。”这个大队新中国成立后20年只修了100多亩水地，社教五个月就修了水地200多亩，而且把一个百亩不平的五里坪，社教一个月就全部修成了水平梯田，让农民得到了实惠。
刘邦显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人老心不老，官休志不休。他受省政府重托，担任陕西省扶贫顾问组组长，并主动联络几位副省级离退休老同志，组建了陕西省扶贫基金会，集众人之力资助一些地区改变贫困面貌。“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总动心。”心存百姓的人，总是心忧百姓。邦显同志虽然不是在职领导，仍然心系贫困地区人民，关心人民疾苦。耄耋之年，他不顾体弱多病，不避严寒酷暑，还多次深入到陕南、陕北一些贫困地区，走村串户，调查研究，或访贫问苦，或靠诸葛亮会，了解实际情况，反映人民呼声，为改变陕西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给省委、省政府决策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邦显同志在陕西工作了70个春秋，足迹踏遍了三秦大地，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的政绩和人品，早有好的口碑。他一生为政清廉，秉公无私，忘我工作，任劳任怨，堪称勤政敬业的典范。他平时起草文件或审阅修改文件，字斟句酌，严谨缜密，非常认真。有时为了一个词、一句话，反复推敲，一丝不苟，务求恰当贴切，切中肯綮。有时送他审阅的文件，如果字迹潦草，涂改不清，他即退回，要求重新书写工整。这种工书善文的笔耕精神，我们深有体会，也深受启迪。他在生活上甘受清贫，俭朴成习。身上穿着补了又补的补丁衬衣，床上铺着普通农家的粗布单，一日三餐，嗜粝如精。他戏称：“五谷杂粮豆稀饭，油泼辣子馒头面，红白萝卜加大蒜，一杯清茶喝一天。”始终保持着一颗贴近人民的“平常心”，挚爱劳苦大众，不忘劳动人民本色。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大都养成了戒奢崇俭，清约守朴的良好作风。及至在他病榻弥留之际，还谆谆告诫家属子女：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千万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一句淳朴的叮咛，浓浓深情无限。他的人生感悟，就是“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他认为只有经常存有知足心的人，才能在物质利益面前经常感到满足，避免贪欲的灾祸。他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对自己则淡泊名利，从来不做非分之事，不取非分之财。为人处世，先公后私，公私分明，没有任何特殊，没有任何非分的要求。他常说：“事因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和养生信条，也是他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哲人其萎，风范犹存。我们怀念邦显同志，就要学习他一心为公，勤政敬业的坚强党性；学习他清正廉洁，淡泊自律的高尚情操；学习他以民为本，亲民爱民的公仆本色；学习他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好学深思，精心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建设和谐陕西的美好明天而不懈努力。
2007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