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没有人是生来野蛮的，只有野蛮的制度，才会让原本善良的人变得野蛮。但另一方面，面对任何野蛮，我都决不妥协。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1966年，强硬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总理维尔沃德被一个白人极端分子刺死。这次行刺事件引起了当局的震怒——当然，倒霉的大多还是南非黑人。政府于第二年颁布了《反恐怖法》，将“阻碍交通”等一系列行为定性为恐怖活动，警察可以据此逮捕任何嫌疑人，拘留时间也被任意延长。这种不经审判就可以永久关押任何人的法律使得南非各民主团体的抗议行动愈发困难。外界局势动荡也影响了曼德拉等人在监狱内的待遇，他们被更加严格地看管着，这使得他们和狱警之间刚刚缓和的关系又再度紧张起来。
1970年，范·任思博被调来担任罗本岛的新监狱长，他个头很高，块头也不小，看上去十分粗鲁——他手上还文有纳粹的标记。新官上任三把火，任思博一来就改变了之前的“宽容”政策，开始对曼德拉等政治犯进行彻底的打压，他希望通过铁腕手段让曼德拉等人学乖一点。他不仅收回了曼德拉等人之前通过争取获得的一些权利，甚至还变本加厉地剥夺犯人原有的权利。例如，犯人原来在去石料场工作的路上，以及在工作过程中都是被允许进行适当交谈的，毕竟，人不可能一天不说话，适当的闲聊可以缓解工作的疲劳。但任思博来了之后禁止他们交谈，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已经十分枯燥了，现在连话都不让说，他们自然怨声载道。另外，任思博还没收了犯人的学习书籍，并且时常当众羞辱他们。
下面的狱警为了讨好新来的监狱长，也投其所好，开始想办法折磨犯人。一次，几个狱警喝醉了酒，便冲进牢房，借口搜查违禁品，让曼德拉脱光了站在户外——而此时，正是南非的冬天。
任思博不仅残暴，还十分专制，他不允许犯人有任何怨言。谁进行抗议活动，他就找理由把他送上行政法庭。不过，任思博在监狱里横行霸道，上了法庭却是个十足的蠢货。因此，很多犯人并不惧怕被送上法庭。曼德拉等人还组建了一个法律知识咨询委员会，好给那些要上庭受审的人提供指导意见。在庭上，任思博一般随口编几个理由就希望法官多判受审的犯人几年，但犯人们经过曼德拉等人的指导，便会要求他向法庭提供证据，结果任思博总是找不到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所起诉的罪名，最后庭审就不了了之。
当然，这种小小的胜利对曼德拉等人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于是，他们希望找到机会一次性解决任思博的问题。
一天中午，曼德拉等人正在吃饭，一名狱警突然走过来咳嗽了一声，然后小声地说道：如果他们不喧哗的话，可以适当说说话。这让他们喜出望外，更让他们高兴的是，那天下午，狱警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催促他们干活，紧接着，任思博也宣布撤回对几个犯人的指控。
好事来得太突然，他们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曼德拉隐隐猜到了原因，等他晚上回到牢房时，发现自己房间里的东西都被搬到了另一个更加隐蔽的牢房里。曼德拉更加肯定了：一定是有领导要来视察。任思博才会对他们示好，而移动自己牢房的位置则是为了不让自己有机会和领导进行接触。
其实，之前曼德拉就通过隐秘的渠道将监狱长任思博的种种暴行通知了外面的组织，外面的同志便将这些消息透露给了媒体，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另外，他们还联系了对非国大比较同情的自由进步党女议员海伦·苏兹曼。
果然，第二天访问罗本岛的正是苏兹曼女士，陪同的还有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苏兹曼女士问犯人对岛上的管理是否满意时，他们集体表达了不满，并且告诉她：“我们的不满罄竹难书，但最能代表我们意见的领袖曼德拉现在被关在最里面的牢房，请您听听他的意见吧！”苏兹曼要求见曼德拉，任思博不敢违抗，只好将她带到了曼德拉的新牢房。
苏兹曼问曼德拉有哪些不满，曼德拉便当着任思博的面开始细数监狱的种种暴行，并要求改善伙食、囚服，重新获得学习和看书的权利。在整个过程里，任思博频频道歉，看得出来他很紧张。
苏兹曼走后，愤怒的任思博便恢复了对他们的控告，并打算好好教训一下曼德拉。但他没有机会了，因为苏兹曼女士回去之后便将任思博的暴行完整地报告给了政府，并向政府施压。最后，政府迫于压力便派了3位法官来正式视察罗本岛。曼德拉再次当着任思博的面将他的暴行一一叙述给了法官们，为了加深法官的印象，他还提前搜集整理了几个遭到殴打的犯人的口供。任思博知道这次事关自己的前途，便出言反驳：“你有什么证据？不要血口喷人！”曼德拉顶撞了他两句，他便暴露了本性，当着法官的面恐吓曼德拉：“曼德拉，你小心点！你说这些是自找麻烦，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曼德拉等的就是他的威胁，他立即向法官说道：“各位看到了，他当着你们的面都敢这么威胁我，可以想象，他在你们不在的时候能对我们做些什么！”法官听了之后很同意他的观点。
很快，任思博就因为这次调查被调走了。但他在走之前，做了一件让曼德拉十分惊讶的事。他找到曼德拉，表达了善意，并祝他接下来好运。这种态度的转变让曼德拉思虑良多。就像他之前已经发现的，是制度改变了一个人。也许任思博并非一个天性暴躁的人，但为了在一个险恶的体制下不断往上爬，他便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现自己。若是这个体制继续存在下去，还会有多少人走上同样的道路呢？这些思考促使曼德拉更加坚定地认为：“我要反抗的是不公的制度，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