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宋代军事及武备力量问题的研究，学界向来以兵制为重点，除了不少探讨兵制诸多侧面的论文外，又以王曾瑜先生《宋朝兵制初探》为全面、系统性的专著。这些研究，无疑从总体上揭示了宋朝兵制的基本内容。但是，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各种军事范畴内的活动及现象，特别是通常意义的兵制所无法包容或深入探讨的问题，则多为个案性的分析，目前做集中而细致地分析工作，尚显得不足。如宋朝军事与国防政策的演变过程、武将群体的分类与构成、中央与地方统军体制的相互关系、地方与民间武装，以及诸如蕃将之类等等问题，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新近出版的黄宽重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一书，便是就南宋地方武力及相关问题，加以专门探讨的力作。
早在20世纪上半叶，已有学者关注到南宋地方义军的问题。谢兴尧发表了《南宋时之忠义军与水浒传》，黄现？著、陶希圣增补的《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问世，黄现？又发表了《南宋初年河北山东之义军》，翦伯赞发表了《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另外，邓广铭在1944年撰写的《岳飞》，对南宋初期地方武力有所论及。这些论著的出现，无疑打破了旧王朝史家狭义的认识和评价。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学者们探讨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显然与抗日战争的时局有颇大关系。
20世纪下半叶，海内外学人对这方面的研究继续扩展，其中中国大陆学者对南宋地方义军，特别是作为热点问题的农民起义军性质的论述相当热烈。主要有赵俪生先后发表的《南宋金元之际山东、淮海地区中的红袄忠义军》、《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张家驹发表的《宋代的两淮山水寨――南方人民抗金斗争中的一种武装组织》，邓广铭的《南宋对金战争中的几个问题》，华山先后发表的《南宋初年的范汝为起义》、《南宋绍定、端平间的江、闵、广农民大起义》，李春圃、何林陶《关于李全的评价问题》，白钢、向祥海出版的《钟相、杨么起义始末》，刘伯涵发表的《从王夫之“宋论”看南宋初抗金义军的弱点》，朱瑞熙先后发表的《南宋广西李接起义》、《南宋福建晏梦彪起义》，汪廷奎《南宋广东摧锋军始末》等等论著。而就防御工事的研究，以南宋钓鱼城抗蒙事迹为集中。这些研究在探讨的范围和广度上，已超越了以往，并对南宋各种民间武装势力进行了一定的概括性的分析。但其中的某些观点，也不免或多或少带有当时政治环境的色彩。至于一些附带着更多的应时性因素的文章，则不加列举。
与此同时，海外学者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主要的成果有：孙克宽《南宋金元间的山东忠义军与李全》，陶晋生《南宋利用山水寨的防守战略》，石文介《南宋初期军力的建立》，王世宗《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梁天锡《南宋广东摧锋军》，李荣村《黑风峒变乱始末》，苏基朗《论蒲寿庚降元与泉州地方势力的关系》以及黄宽重先后发表的十篇（部）论著等。这些研究，虽因视角与大陆有别，侧重点各有指向，但都颇多地涉及了南宋地方武力本身的一些问题。其中又以黄宽重的系列论文最为集中。
应当说，前人在对南宋地方武力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已厘清。但做系统、深入和较为完整地论述，仍然不够。从黄宽重先生《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自序”可知，作者自早年读博士时，便以南宋边境上的义军武装为研究主题。以后，又将探研的范围扩大至有关南宋地方武装力量的许多问题，前后延续多年，出版和发表了包括《南宋时代的抗金义军》、《南宋飞虎军》及《从坞堡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在内的系列论著。本书正是作者多年研究、思考的结晶，因此，本书便具有对以往研究做总结性的学术价值。故称其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力作并不为过。读罢本书，我感到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之处值得推介：
其一，研究视角新颖。作者并未将南宋地方武力作兵制式的面面俱到性的论述，因为王曾瑜先生《宋朝兵制初探》已有过系统地研究。于是，作者研究的视角集中于南宋地方武力的若干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个案上，探讨其“共通之处”，以便“了解其属性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者语）。作者首先选取了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和湖南飞虎军三支代表性的地方军，在分别梳理其发展变迁过程、各自特点及其相通之处的基础上，探究南宋时期地方军所发挥的作用和局限，并揭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变化。然后，对南宋镇抚使、两淮山水寨、茶商武力和山东地区李全父子势力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地考察，继续追踪这些地方武力表象之下隐藏的各种利害关系，探讨这些武装及其领袖动向的内在原因。此外，还对南宋、高丽军民使用山城、水寨抵御蒙古进攻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通过对这些问题细致地研究，作者突破了以往对南宋地方武装较为宽泛的认识，获得了更为真实、具体的结论。同时，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研究，使远离现实的那一段历史也增添了许多立体和生动之感。
其二，注重汲取以往成果。阅读本书各章和检索附录“参考文献书目”，不难发现作者对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几乎搜览无遗，这就使本书具有了广博的基础，避免了“孤陋寡闻”的尴尬。如在“广东摧锋军”一章中，便列举了大陆学者汪廷奎、胡昭曦，香港学人梁天锡及台湾学者李天鸣等人论著的见解；在考论“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一章时，则引述了两岸孙克宽、萧启庆、李春圃、赵俪生、周良宵、陈学霖及唐长孺诸先生的相关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尊重前人成果，却并不囿于成说，往往依据自己的研究，提出独到的见解，以超越前人。如在“福建左翼军”一章涉及蒲寿庚降元问题时，便肯定了苏基朗教授的观点：蒲氏的举动乃是泉州地方势力“以个人、家庭及地方的利益为依归，与宗室派及抗元派爆发大冲突”的结果，又指出“这一看法扭转了以往过于凸显蒲寿庚以一人一姓之力降元，以及异族人在宋代楚材晋用的看法”。但作者并未简单地停留在苏基朗先生的见解上，而是从具体分析左翼军入手，进一步论述地方势力“面对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为维护自身及地区利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经过折冲与冲突的过程”。既使这一观点得到充分的支撑，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再现了这一段史实复杂曲折的历程。
其三，分析和议论深入、中肯。作者显然是一位功力深厚而又独具慧眼的史家，在论述各章内容时，往往通过抽丝剥茧的手法，逐一揭示问题的成因所在，语言平实、可读，既没有生硬刻板的冬烘气味，也不简单地罗列大道理。如论述两淮山水寨时，除了肯定其在抗击金、蒙进犯上发挥的作用外，也从繁重的劳役、地方官的苛扰、地方和民众利益的冲突、地方势力的纠葛等等方面，发掘两淮山水寨所承受的困境，指出其在某些情况下曾出现态度复杂、摆动的现象。这便深化了传统意义上对义军的见解。对李全父子政治动向的分析，是从当时背景下的政治抉择与经济利益的影响两方面因素，实事求是地考察李全父子的完整变化过程，其最终蜕化结局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也突破了以往“或从民族大义的角度看待李全父子，或从农民起义角色讨论李全兴起的因素”的简单化理解。李全不是彻头彻尾的民族变节者，也不是崇高的反封建英雄，而是那个复杂变化时代崛起的地方领袖人物。需要强调的是，作者通过对诸多个案的分析，总结性地指出：在面临强大外患及内乱的威胁下，南宋政权接纳了地方的武装力量，创立新的制度，对北宋强干弱支政策进行了一项重大修正，“反映了南、北宋政权不同的特质”。而地方武力不仅与南宋正规军并存，更是支撑赵宋政权延续的武装力量。这些结论，无疑准确地触摸到两宋政治发展及演变的重要经脉，深化了南宋史的研究。依我看来，作者不喜空论，注重史实及其完整性的研究特点，值得学习。
此外，史料丰富、详实，也为本书一大特点。单单从著作中引用文献资料之富，就能得到最好的说明。至于本书具有的其他方面的诸多特色，就不一一列举。
本书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显著的成就，当在于黄宽重先生长期专注于一个专题的探索，而心无旁骛，不追求浮光掠影式“大面积”涉猎，这恰恰是当今学界所缺乏的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精神。读完本书，我受益匪浅，不仅对南宋历史上发生过的地方武装力量的许多问题，有了深入、完整的了解，而且对我现在正从事的宋代军制的研究，也有颇多的启发。
总之，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弥补学界的不足，已见上述。不过，就南宋地方武力的所有问题而言，本书仍不可能完全论及，也就是说，仍留有许多空间可以继续扩充。如南宋四川地方武装等问题，便需要进一步探研。作者在自序中也指出：“南宋地方武力的名称复杂，任务有别，牵涉的范围广泛，要进行全面、完整且深入的研究并不容易。”但本书为这一专题的继续研究，无疑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另外，本书也存在个别值得商讨之处。如作者将茶商武力也视作南宋地方武装，似可商榷。诚如本书所论，茶商之有武力，乃在于保护走私活动。故其应被视为南宋政府的敌对力量，这无论与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还是与交界地区的镇抚使、两淮山水寨，甚至与归顺宋廷的李全父子武装，都具有不相同的性质。至于茶商走私武装被收编到宋军后的情况，则已与茶商武力本身关系不大。本书第313页所提及的武休关，作者注在今陕西甾坝县，此当为印刷之误。陕西有留坝县，而无甾坝县，武休关也恰位于陕西留坝县南。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