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5年11月的一天，41岁的彭泽县令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指当县令的微薄薪傣)而折腰，离开县衙门，唱着《归去来兮辞》弃官归田，回到了他的老家得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县西南)躬耕务农。
弃官归田的陶渊明，一下子投入到农村的大自然怀抱里，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家乡柴桑，背倚秀丽的庐山，靠近浩森的都(po)阳湖，自古以来就是着名的风景区。大自然创造的丽山秀水使陶渊明的精神有了寄托。他时而南山锄禾，时而东篱采菊，时而与乡亲话桑说麻，时而饮酒作诗抒怀。尽管家里的田地只有几十亩，生活并不十分宽裕，然而幽然自乐的田园生活，使他的大量诗篇充满着质朴自然的气息。请看他的《饮酒》之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以行云流水般的语言再现了作者诗情画意般的田园生活。诗人仿佛在向人们诉说：东篱下的菊花任“我”摘采，南山的秀丽景色任“我”剪裁。就像鸟儿一样，早上迎着朝阳飞去；傍晚，披着夕阳飞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乐趣，只有“心远地自偏”的人方能领悟，要用语言描绘，恐怕难以说个明白。全诗体现了陶渊明对官场生活的厌恶，抒发了对农村生活的热爱。语言平白如话，让人百读不厌。金人元好问读了陶渊明的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论诗三十首》之四中这样写道：
语出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意思是说，陶渊明的诗中语言，是“天然无雕饰”的语言，经受住了万古常新的考验。究其原因，是他剔除了华而不实的词藻，才使淳朴的语言得以真正的出现。
诗文的语言质朴自然，亦是历代众多文学大师的心愿。近代杰出诗人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杂感》五首之一)反对用失去生命力的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宋朝诗人陆游指出：“琢凋(同‘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只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才能“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语)“心夺造化回阳春”。(唐·韩愈：《题杜子美坟》)鲁迅则把运用质朴自然的语言进行作文，叫做“白描”。他指出，白描“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大师们关于诗文语言力求质朴自然的见解，无疑都是精辟的。
有的青少年朋友可能用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警句提出质疑：既然孔子说过，文章的语言没有文采，难以流传久远，就应该用华丽的语言使文章锦上添花。然而，让我们用质朴自然的语言写诗作文，怎么会有文采呢？文章一旦失去了文采，怎好流传下去。
看来，提出质疑的青少年朋友，对“文采”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看一个学生描写的“公园景色”：
映入我明亮透彻之眼帘的，是百花争艳、鸟语花香、莺歌燕舞、落英缤纷的公园。松树伸直它魁梧挺拔、横空出世的身躯；红桃花开得那么绚丽、妖冶、醉人；白桃花开得那么纯洁、善良、一尘不染，它们好像要故意招引天真烂漫之人们尽情欣赏似的……这一段文章写得好不好？作文讲评课上，教师让学生各抒己见，学生发言十分踊跃。有的说：“用了那么多的形容词，写得有文采，好极了！”有的却说：“把那么多的形容词堆到一块儿，算什么文采！”
两种意见，截然相反。主要分歧在如何看待文采上。有位作家指出：文采不是华丽词藻的同义词。如果不问内容是否需要，以为“优美”的语句越多越有文采，这是一种误解。究竟什么是文采呢？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他的《艺概·文概》中作了如下解释：“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意思是说，文采不等于优美的词语。比如“一”字，算不上优美的词，更不是什么形容词，假若一篇文章中需要用“一”才能真正表情达意，你就要毫不嫌弃地用上它，那么这个“一”字就产生了文采；假若该用“一”而不用，偏偏用其他的“优美”词)七代替，文章就会因为失去“一”字而没有文采，此之谓“物无一则无文”。比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而或长烟一空，浩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这里的“一”本是数词，用在此处，却变成了副词，解释为“全”，说明所有的烟雾都没有了，相当传神；如果从朗读的角度判别“平仄”的话，“长烟一空”为“平平仄平气“浩月千里”为“仄仄平仄”。两句连读时，则为“平平仄平，仄仄平仄。”读起这种完全相对的平仄声，不但相当和谐，而且产生抑扬顿挫的美感。所以，这里的“一”字，尽管不是什么优美的形容词，却被范仲淹用活了，因而奇迹般地产生了文采。
再看上面抄录的那段关于描写公园景色的文字。尽管堆砌了许多形容词，可惜用，“明亮透彻”来修饰“眼帘”并不贴切；用“百花争艳、鸟语花香、莺歌燕舞、落英缤纷”等四个定语修饰“公园”显得臃肿，何况“百花争艳”与“落英缤纷”还发生矛盾，四个定语，保留“百花争艳”与“莺歌燕舞”也就够了；用“横空出世”修饰松树的“身躯”，有些言过其实，可以删去；写“红桃花开得那么绚丽”就可以了，加上“妖冶、醉人”，显得累赘；“纯洁、善良、一尘不染”不好与白桃花搭配，可改为“白桃花开得洁白如雪”；文言虚词“之”，出现了两次，皆用得不伦不类，读起来显得生硬，不如换成相应的结构助词“的”。一段不长的文字，竟有这么多的毛病，能算作有文采吗？
引者摘录了这段文字，丝毫没有厌弃使用华丽词语进行作文的意思。相反，为了表达的需要，即使选用了一些华丽的词语，也应该算作有文采的文章。比如，朱自清在《绿》一文中，曾经这样描写过梅雨潭的“绿”：
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
这里也用了一些修饰词。比如，绿是“醉人”的，“奇异”的，荷叶是“极大极大”的等等，都用得恰到好处。“醉人”，体现了作者对绿的爱慕之情已陷入不能自拔的境界之中；“奇异”的绿，仿佛“极大极大”的荷叶，再现了绿的特色。作者进一步以“恋人”的心理“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不但写出了作者爱绿的细腻逼真心态，而且把绿人格化了；想到这里，作者又进行自我否定，“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朱自清的这种矛盾心情，正是对绿的深深的爱恋形成的。这段文字，较为绚丽，抒情意味也浓，能说没有文采吗？
然而，也应该承认，表面看来非常浅白，却以质朴自然取胜的文章，也应该视为有文采。清代有个名叫徐兰圃的贫士，写了两句诗：“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说邻家午饭香。”这两句诗写了一个饥寒交迫女孩，拉着妈妈的衣衫，哭哭啼啼诉说着邻家的午饭真香。诗人的两句诗，并没有华丽的形容词，字字平白如话，然而读了之后，让人潜然泪下，照样收到了荡气回肠的效果。正因为这两句质朴自然的诗，具有感人的文采，所以清代大诗人袁枚将这句诗收入他的《随园诗话》里。
人们对于文采的要求，如同对生活中美的要求一样，从来都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比如，新春佳节，穿得艳丽一些，的确表现出艳丽美；而平时穿戴得洁净大方，又有谁不认为是朴素自然美呢？
写文章也是如此。需要时，用上几个形容词，使描写对象更加具体形象；有时写得平白如话，来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形成文章语言的质朴自然美，往往更能使读者爱不释手，百读不厌。
然而，质朴自然的语言，往往不为初学作文的同志(含青少年朋友)所重视，他们认为：“用太浅太白的语言写成的文章没有艺术性。”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于是把大量华而不实的词藻堆砌在文章中，使文章不伦不类。199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里有个小品《绿色的扫盲班》。小品中，一个姑娘不识字，她的男友在外地打工三年就变了心，来信要与姑娘“拜拜”，那封信有这么一段话：
“月朦胧，鸟朦胧，时间真假如梭，落得短平快；天朦胧，狗朦胧，光阴死去活来，转眼不常在。……今天咱俩拜拜。”那个负心汉的信，在词语的搭配方面东拉西扯，让人看不懂，恐怕不能算作有文采吧！
作家老舍说过：“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看用得恰当与否。连用几个‘伟大’，并不足使文章伟大。一个很俗的字，正如一个很雅的字，用在恰当的地方便起好作用。”如果认识不了老舍这段话的意义，就会放着顺顺当当的话不讲，一味地搜索枯肠，找形容词，其结果，恰如赵树理在一次会议上说的：“东屋二婶子到他家里来，他很欢迎。但是他不这样说，而说‘我很荣幸，因为我这古老的房间里，光荣地降临了我们最亲爱的二婶子。’这种语言不能说不科学吧！但跟日常生活中二婶子到自己家里时说的话，距离相差得太远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由此观之，使用质朴自然的语言是多么重要了。所以，古往今来，越是颇有成就的作家，越是主张使用质朴自然的语言进行写作；越是颇有成就的作家，也就越反对使用“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作过这种设想：“如果我是沙皇，便要颁布一项法令：凡作家用词，本人也不解其意者，便剥夺他的写作权，并给他一百大板。”列夫·托尔斯泰的设想虽然未能实现，然而他对作家使用语言的严格要求却是难能可贵的。作文如同说话，也要明白直说，把话说得顺顺当当，明明白白，自然质朴，通俗易懂。这，应该是初学作文的第一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