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中共九大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全国开展了“斗、批、改”运动。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修改宪法，还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夺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机会，认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并同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同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把原定的全会议程搁置一边，抢先表态，坚持在宪法草案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坚持称“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随后，按照事前统一的口径，陈伯达和林彪集团其他成员在各小组讨论会上一齐发难，企图左右全会的进程。毛泽东由此觉察到林彪一伙的宗派活动，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对陈伯达实行审查。1971年4月，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责令有关人员检讨。
林彪反革命集团决心铤而走险。他们一面敷衍检讨，一面策划武装政变。同年8月中旬，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尖锐地提出林彪问题。林彪等人获悉后大为恐慌，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协助下领导全党进行的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场大分裂。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落实干部政策，并进行整顿，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毛泽东承认自己用错了人、听信了谗言，并对错批“二月逆流”承担了责任，但不允许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王洪文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4.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
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中共十大后，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等人在1974年初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时间派性斗争又起，极“左”思潮再度猖獗。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告诫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随后，他建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进而挫败了江青等人的“组阁”图谋。1975年1月13～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大会决定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5.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经过8年“文化大革命”，问题成堆，积重难返。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最初得到毛泽东的支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意见，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趁机想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重新打倒，全国又陷入混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受到“四人帮”的蒙蔽，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始终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于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它使国民经济在动乱时期遭受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到摧残，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它所提供的教训是极为沉痛和深刻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错误和挫折并没有摧毁中国共产党。它能够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最终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彻底纠正了这些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这个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1.错误的性质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能不经历一个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的过程，经历一个相当长时间探索的过程。
195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并不是由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而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完全可以纠正这些错误。
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过，“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这样就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干部，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2.犯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会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这些错误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指出：“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这就造成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某些具体制度和具体政策当作社会主义本质来坚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迷雾当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继承和发展，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作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
在探索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本来是应当通过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去及时发现并加以克服的。党也确实发现并纠正了一些错误（如“大跃进”中的许多错误），但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却在继续发展，并最终演变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本来，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是毛泽东亲手培育起来的优良制度、优良传统。然而，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得中国共产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制化，或者虽然制定了制度、法律，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这样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3.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
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它的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人民群众依然把她看作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对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就是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党和政府依然具有团结人民共渡难关的巨大凝聚力，依然具有认真总结教训、妥善解决问题、把事业推向前进的能力。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些重要事实，既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保护过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图谋得逞。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并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并且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中国共产党团结的广大干部群众终于战胜了他们。
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正如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地说来，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
历史一再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的显著的成就。它包括建设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和理论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1.较快的发展速度
从“一五”时期（即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发展时期。
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
（1）工农业总产值保持了较高的年增长率。从1953～1978年的25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1.4%。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
（2）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世界排名明显提前。1953～1978年的25年间，我国谷物和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包括钢、煤、石油、电力、化肥、水泥、硫酸、化纤、棉布，等等，在世界上的排名明显提前。钢产量提高的第5位、煤产量提高到第3位、石油产量提高到第8位、发电量提高到第7位、化肥提高到第3位、水泥提高到第4位、棉布提高到第1位。
（3）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1978年增加到29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这个数字虽然还很低，但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仍然是很明显的。
2.从根本上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
（1）建成一批门类较为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主要工业产品全部依赖进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党和政府决定，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4956.43亿元。通过投资建设，我国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到1964年，我国钢材基本上实现自给，主要机器设备自给率已达到90%以上，汽车、飞机能自主制造。这些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了飞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是十分薄弱的。1952年，我国许多重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当时的印度。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从表9-1中能够看到我国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从1949～1976年的发展情况，钢产量从15.8万吨发展到2046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发展到2031亿度，原油从12万吨发展到8716万吨，原煤从3200万吨发展到4.83亿吨，汽车从1955年的100辆发展到1975年的13.52万辆，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的增长，充分体现了新中国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质的飞跃。
（3）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快发展。旧中国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相当薄弱，在73年间仅修筑铁路2.18万公里、公路8.07万公里。旧中国的铁路不仅数量少、质量低，而且布局不合理，大部分在沿海地区。西南西北地区几乎没有铁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修建铁路、公路和桥梁，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到1976年，中国的铁路达到4.63万公里，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国的路网骨架。
（4）三线建设大规模开展。说到三线建设，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三线。把中国分为一线、二线、三线，是毛泽东亲自划分的。从黑龙江到广西沿海各省市区是一线，一线是前线；西南三省、西北大部分地区除了新疆、内蒙古部分地区，湘西、鄂西、豫西、山西等地区是三线，中间地带是二线。1949～1978年，我国国防工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比较先进的发展过程。在加强国防建设的过程中，从国防和国家安全考虑出发，这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从1953年“一五”时期开始，到1975年“四五”时结束，共投资1946.8亿元，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对改善旧中国的工业和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格局，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且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人民解放军出色地完成了东南沿海地区对敌斗争、平息西藏武装叛乱、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等重大作战任务，保卫了祖国的统一和安全。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1.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1）粮棉生产水平的提高。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2263.6亿斤增加到1976年的5726.1亿斤；亩产量从1949年的137斤增加到1976年的316斤。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8万担增加到1976年的4110.9万担；亩产量从1949年的22斤增加到1976年的56斤。
（2）粮食人均占有量和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全国总人口从1949的5.4亿增长到1976年的9.3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尽管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初步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吃饭、穿衣的问题。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2.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中国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为了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就教育、文艺、医疗和体育等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的基础相当薄弱。1949年，全国小学入学率只有20%，文盲率高达80%。因而，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就是扫除文盲，大力推广普通话，并加大对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投资。通过兴办教育和开展扫盲识字运动，使90%以上的民众摘下了文盲的帽子。从1949～1976年，我国小学、中学、大学的数量和在校生的人数均大幅度增加。
（2）文学艺术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文学艺术工作尽管不断受到“左”的干扰，但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引下，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小说、散文和诗歌等都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杰出的代表。
1964年，为庆祝国庆15周年，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从北京、上海和部队系统70多个文艺单位抽调了3500多人，集体创作编演了这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成果代表了当时我国文艺的最高艺术成就。
这一时期，一批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包括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徐裴鸿、齐白石、梅兰芳等，他们为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3）医疗、体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新建医院、增加病床、培养医务人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等，使城乡卫生面貌和人民健康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两个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前的34岁，上升到1975年的68.18岁。不到30年的时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30多岁。
旧中国的体育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世界上没有一席之地。屏幕上的刘长春是参加1932年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唯一成员。他是在爱国将领张学良的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成行的。论当时他百米十秒零八的实力已具备了世界水平，但由于25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洛杉矶的第三天就参加比赛。他在一百米和二百米的预赛中就被淘汰了。比赛结束后，刘长春因路费不够而无法回国。后来是在当地华侨的捐助下才回到了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方针。在竞技体育方面，1953年8月9日，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夺得男子100米仰泳冠军。这是我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首次获得世界冠军。
1956年6月7日，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从1956～1976年，中国运动员先后有123人次打破世界纪录。
3.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1）新中国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主要成就。20世纪50年代中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了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
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中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苏联答应在核技术方面给中国提供援助。在1959年6月，苏联撕毁协议、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我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以中华民族的骨气终于研制成功了雄震国威的原子弹。从此，中国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为核武器的发展竖起了第一个里程碑。
在原子弹爆炸两年后的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17日凌晨，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这是中国核武器的一个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的杰出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从此也真正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2）新中国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为了指导和规划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长远发展，1956年和1963年，我国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它主要从事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新兴技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重大综合性课题的研究。一些重要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分支，如生物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地球化学、射电天文、高能物理等；新兴应用技术如核技术、喷气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等，也都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起来。华罗庚、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童第周、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陈景润等一批科学家为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举国上下艰苦奋斗和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涌现出像大庆和大寨那样艰苦创业的英雄集体，涌现出大量英雄模范人物，如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等，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和精神面貌。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后国际环境的改善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积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得到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同情和支援。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政策，积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国内建设和外交工作的支持、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了苏联，1950年2月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还答应给中国3亿美元贷款，并首批援助中国50个大型项目。中国在外交上和经济上获得的支持有助于中国摆脱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局面，也使新中国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
2.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极大提高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美国等国不但拒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而且实行封锁、遏制政策，阻挠中国统一，并让台湾当局长期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一面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政策，积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国内建设与外交工作的支持、援助；一面不失时机地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以民（间）促官（方），以经（济）促政（治），并在1964年实现了中法建交。
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初步树立起它作为负责任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公认的国际准则。同中国接壤或临近的亚洲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1960年1月到1963年3月，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从20世纪50～70年代中期，中国长期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先是支持越南人民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随后又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美国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20世纪5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些国家积极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在1971年10月获得成功。从此，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长期不懈的外交努力，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美方的变化，抓住时机向美国发起了“乒乓外交”，被国际舆论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同年9月，中日两国发表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随着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中国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先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此出现重大转机。中苏关系也趋于缓和。这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仅1970年以后的新建交国就有62个。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新中国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逐步形成或进一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领导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造。
在探索刚刚起步时，毛泽东就论述了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初步作出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步骤，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毛泽东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此，应当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还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为巩固国防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积累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相结合的独创性经验。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做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毛泽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顶住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和压力，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探索。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史册上。
本章小结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国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建设实践上和理论探索上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显著的成就，也出现了一系列曲折和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其中既有深刻地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和国际环境因素，应该以唯物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加以分析说明。
基本概念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第一个五年计划《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右派斗争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 七千人大会“双百方针”“八字方针”“文化大革命”
复习思考题
1.中国共产党人在1956年至1957年的早期探索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理论建树？
2.怎样认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重大意义？
3.为什么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
4.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至1976年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