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对手力量很强，靠一两次告黑状无法撼动，反倒有可能引起警觉，徒增扳倒对手的难度时，善于背后使坏的人会先自韬晦，因为这类人尽管大半是小人，但绝不是呆人，越是这样的人越会变通，他会选择循序渐进的方法，先从比较容易做，又能打击对手的地方做起，以足够的耐心做铺垫，并寻找你的漏洞和可资利用、发挥的机会，一旦这样的机会来临，他会灵蛇出洞般一口咬住你的要害，让你挣扎不得。
例如，秦桧施用种种阴谋诡计逼使张浚离开相位后，又阿谀奉承新上任的宰相赵鼎，实际上是为自己重新篡相夺权踢开绊脚石。以后他就等待时机。不久，这样的时机到来了。绍兴八年三月，高宗果然把秦桧从枢密使升迁为右相。秦桧的下一步，就是排挤和他同居相位的左相赵鼎了。
赵鼎复相之后，对抗金不太积极，支持高宗的求和政策，因而助长了投降派。虽然如此，他也主张在议和时要加强防守，这样才能保住和巩固偏安的南宋政权。这和以秦桧为一方的投降派还是有区别的。
正是由于赵鼎坚持了这些主张，秦桧才觉得不把赵鼎排挤出朝，对于他自己的投降活动始终是一个莫大障碍。于是，秦桧暗施诡计，一方面，他推荐肖振为侍御史。肖振一上台，就上奏章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说他“不以孝闻于中外，乞赐罢斥”。实际上，“其劾大中，盖以摇鼎也”。肖振弹劾刘大中后，又四处放出风声说：“赵丞相不待论，当自为去就。”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今天有人说：赵丞相要求辞职。明天又有人说：赵丞相已搬上船去了。其实，这些谣传都是“秦桧之属，以此撼之”。另一方面，秦桧又施用两面派的手法，使高宗对赵鼎产生了恶感。高宗有一个儿子，小时因病夭逝。金兵南侵，高宗败逃，在扬州因惊恐过度发生了生理变态，丧失了生育能力。此后，他选了宋太祖七世孙赵伯琮、赵伯玖入宫抚养。伯琮先封为建国公，原想选他作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高宗命赵鼎“专任其事”。赵鼎曾请建资善堂（皇太子读书的地方），后来赵鼎一度罢相，攻击赵鼎的人必“以资善为口实”。赵鼎复相后，高宗又下御札要封伯玖为吴国公，当时宰执大臣商议，都认为不妥。赵鼎也认为：伯琮所封的建州，只不过是一郡之地，而伯玖所封的吴，却是一个大都会，“恐弟之封不宜压兄”。枢密副使王庶也认为：“并后匹嫡，此不可行”。他们的用意，是要高宗取消这一决定。当时赵鼎就对秦桧说：过去议论我的人，都以“资善”为藉口，今天我为了避免嫌疑，“公专面纳此御笔如何？”秦桧装得非常正经的样子回答赵鼎说：“公专首相，桧岂敢专？公欲纳之，桧当同敷奏。”于是，赵鼎就约定秦桧、刘大中一起将札子进呈，但到时秦桧却不肯参加。赵鼎又对秦桧说：札子还是共同呈上为好。秦桧再次表示：“公为首相，桧不敢专，明日进呈。”到第二天朝见高宗时，赵鼎先奏说：建国公虽然没有正式立为太子，可是天下都知道“陛下有子矣，今日礼数不得不异”。此时秦桧“无一语”。在高宗退朝、群臣下殿时，枢密副使王庶对秦桧的奸诈行为就非常气愤，他对赵鼎说：“公错了。”秦桧怕因此会遭到群臣的非议，自己又有见不得人的阴谋，于是就说：“桧明日留身敷奏”。次日单独朝见高宗时，他却说：“赵鼎欲立持太子，是待陛下无子也，宜俟亲子乃立。”阴险毒辣的秦桧，明知高宗丧失了生育能力，却故意说这些话来刺激高宗，使他迁怒于赵鼎。果然，赵鼎因此事“拂上意”，而“桧乘间挤鼎”，赵鼎被迫上奏章辞职。
高宗再次起用赵鼎为相，本来就出于不得已。在议和问题上，赵鼎所唱的调子和他也不完全合拍，在“储位”这一有关朝廷的“根本”大事上，又引起了高宗的反感。于是在绍兴八年十月，高宗便把赵鼎罢相，令他出任绍兴知府。
和张浚一样，赵鼎原先也是轻信了秦桧，和秦桧打得火热，经过这一段时期以来的共事，他对秦桧的为人才有所认识，但为时已晚。赵鼎既去，“桧独专国”，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了。他既得到高宗的特别宠信，又有金朝主子作为后盾，到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时为止，他都一直窃据着相位，专政持续了19年。
好人遭人中伤的情节古今中外都是相似的，但坏人中伤好人的手段却各有各的不同。秦桧用循序渐进的手法先去除赵鼎的羽翼，再造声誉动摇其威望，最后把他引向高宗的痛处碰个头破血流，其手段“高超”之处在于，他这一切所做所为，都是一方面表面讨好，一方面背后动手的，让政治经验同样丰富的赵鼎在毫无防范之心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让位给他。
无论古代的官场还是今天的职场，甚至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秦桧式的人物并不多见，但因其危害之大之深，面对善于耍两面派手法的人，必要的防范意识还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