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布局绝不是投机取巧，相反，如能以人品与风范作为智慧的基础，不仅能够成事，而且能够“成人”。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这一年的九月，唐太宗对朝中官员论功行赏，并让陈叔达在殿下唱名示之。结果，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功列第一，房玄龄封爵邗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
不久，房玄龄进位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更爵魏国公。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公为仆射，应当为朕广求贤材，听说公日阅牒讼数百，岂有暇为朕求贤人哉！细小事务归左右丞，大事公预之即可！”房玄龄深以为然，觉得唐太宗如此关心自己，更加为国事日夜操劳。
有一天，唐太宗与房玄龄议论为政之道，房玄龄说：“为政之道，应当用法宽平，早晚尽心，恐一物失其所。闻人有善行，如己有之。不以求全而责于人，不以己之所长衡量他人之短。”
唐太宗说：“公言甚是，朕以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于南夷之地，诸葛亮卒后，廖立、李严悲哭不已，非至公能如此乎？朕非常仰慕前世之明君，公不可不效法前世之贤相也。”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房玄龄、王以宰相身份主持评议百官政绩，治书侍御史权万纪觉得不公，便上奏唐太宗，要求治房玄龄、王之罪，唐太宗派侯君集推问此事。魏征上奏为房玄龄、王辩护说：“玄龄、王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看重，多所委任。其所考评之人，数以百计，岂能没有一二人不当者？察其情形，非为阿私所致。若推问出确有其事，陛下还能委之以重任吗？且权万纪自身也在考堂之上，其身不得考，便有如此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为江山社稷计耳。”唐太宗乃释而不问。
尽管房玄龄忠心耿耿，但也有人对他不满，出言诬陷他。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国公萧，性格狷介，与群臣多不合。他见房玄龄深得唐太宗赏识，便心生妒恨，乘机向唐太宗进谗言说：“房玄龄与中书门下诸位大臣，朋党不忠，陛下不知详情。他们执权顽固，只是未反罢了。”
唐太宗说：“卿言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以待之。人不可求全责备，应舍其所短，而取其所长。朕虽不聪不明，还不至于不知善恶好坏！”
萧听了唐太宗的话，非常羞愧，内心不自安，唐太宗念其有功，不忍加罪。唐太宗对房玄龄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房玄龄因微过被谴，归于府第。褚遂良上奏说：“房玄龄自义旗初建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今玄龄并无不赦之罪，岂可弃之！陛下如果嫌其衰老，可讽劝使之退休，不可以微小过失而弃数十年之勋臣。”
唐太宗觉得褚遂良说得有理，便有些后悔，急忙派人召回房玄龄。但很快又因一点小过失，房玄龄再次被谴，归于府第。过了一段时间，唐太宗临幸芙蓉园，房玄龄听说之后，急忙让子弟洒扫庭院，告诉他们说：“皇上的乘舆马上就会来到。”房玄龄的子弟颇为疑惑，以为他老糊涂了。就在这当儿，唐太宗果然来到房玄龄的府第，载之还宫。
相传，当时京畿一带大旱数十天，唐太宗载房玄龄回宫之后，便下了一场大雨，解了旱情。老百姓欢呼雀跃，说：“此乃陛下优待房玄龄之故也。”由此可见房玄龄在当时百姓的心目中，堪称贤相，深受人们的爱戴。
房玄龄虽身居相位，名贯天下，却从不居功自傲，更不贪权图利。唐太宗曾经召集大臣，议论世袭之事，并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更爵梁国公。唐太宗之所以要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目的是为了让房玄龄的子弟世袭。但房玄龄觉得自己身为宰相，应为众大臣作出榜样，不可贪图功名，便上奏唐太宗说：“陛下，臣已身居相位，又封宋州刺史，这样恐使大臣们追逐名利，惑乱朝政，臣以为不妥，请陛下先罢臣的刺史职位，以正大臣视听。”
唐太宗深以为然，便依了房玄龄的奏折，只封其爵梁国公。房玄龄辞谢了宋州刺史之后，朝中大臣纷纷信效，辞去能世袭的官职。唐太宗非常感慨地说：“上行下效，朝中大臣今日能如此行动，皆玄龄之功也！”
后来，房玄龄加太子少师，当他初至东宫见皇太子时，皇太子欲拜之。房玄龄慌忙躲避一旁，坚辞不受。东宫的诸色人等，见当朝宰相如此谦虚恭谨，不由得暗中称赞，都说他是亘古未有的贤相。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房玄龄进位司空，仍旧总领朝政。房玄龄觉得自己居相位日久，恩宠隆极，累次上表辞位。唐太宗派人对房玄龄说：“辞让，固然是一种美德。然而国家赖公已久，一日而去良佐之臣，朕犹如亡去左右手一般。公筋力犹健，精力未衰，再勿辞让。”
但作为一个人，房玄龄也有一些自身的不足，有时过分地依从于唐太宗，不如魏征敢犯言直谏，魏征就此也曾批评过房玄龄。
唐太宗、房玄龄听了魏征的谏言，都觉得自己做的不对，赞叹魏征耿直。唐太宗罢了修缮北门之事，房玄龄则对于朝中之事更加谨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尽管房玄龄也不免有过错，但毕竟是瑕不掩瑜，于大政方针方面无不表现出一个大唐贤相的政治风度。
身为宰相的房玄龄在监修国史的时候通过观察李世民的种种变化并随之借势发挥，使得各部分的资源，都有利于修史这一大事。
随着唐王朝中央集权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也随之加强。唐太宗时，开始设立史馆，命文臣纂修本朝历史和前代历史，并由宰相监修。唐太宗继位之后，作为第一任宰相的房玄龄，自然而然地担负起监修国史的重任。
房玄龄监修国史之初，唐太宗问房玄龄：“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这是为何？”
房玄龄说：“史官所记不为虚美之词，不隐人主之恶，若人主见之，必然大怒，势必殃及史官性命，是故不敢献于人主也。”
唐太宗说：“朕之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房玄龄见唐太宗如此要求，心生惶恐，正欲说什么，这时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明于天下，举无过失，史官所述，义归尽善。今陛下欲独览之，于事无益，若以此法传于后世子孙，窃恐数代之后，有不明智之君，为饰非护短，史官必然不免于刑诛。如此，则史官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年之后，所记还有什么可信的呢？所以前世史官所记，人主不观，即为此计耳。”
房玄龄听了朱子奢的一番言论，深以为然，感到朱子奢将自己欲言却不敢言的事全说了出来，心中痛快了许多。同时，房玄龄接着朱子奢的话说：“陛下，谏议大夫朱子奢之言甚是，请陛下收回成命。”
唐太宗当下心中不悦，对房玄龄近乎吼叫地说：“朕欲观之，有何不妥？速速上书即可。”
房玄龄见唐太宗态度强硬，没有再争辩。退朝之后，即和给事中许敬宗等人删撰国史，撰写《高祖实录》、《今上实录》。成书之后，房玄龄将其奏上。违反常规的唐太宗急不可待地将其阅览一遍，见其中的玄武门之变记载得闪闪躲躲，语多隐晦，便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叔度、蔡叔鲜而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颇类是耳，史官为什么讳而不言呢？”
房玄龄将两朝实录奏上之后，内心一直惴惴不安，惟恐唐太宗一不高兴，殃及其他大臣，那将终生遗憾。唐太宗这么一问，房玄龄悬着的心才稍稍放松下来，对唐太宗说：“陛下，臣以后将其改定就是！请陛下放心。”
唐太宗说：“去浮辞，直书其事，此乃史官美德，公宜将其发扬光大，以示我大唐太平盛世，政通人和。”
房玄龄回答说：“臣遵旨。”
其实，房玄龄监修国史期间，一直忠心耿耿，依古训而为之。只是作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竟然执意要阅览国史，这不能不使房玄龄左右为难，不让其阅览吧，恐有抗旨不遵之嫌；让其阅览吧，又恐直笔忤了唐太宗，使众大臣遭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将有些史实进行修饰，增添了些浮华虚美之辞，总算将唐太宗的非分要求应付过去。对于一代明君唐太宗来说，迫使房玄龄让其阅览国史，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污点，同时也使得房玄龄多多少少背上了媚上的嫌疑。由此看来，为君者不可不慎重行事，否则浩繁的史籍上将会多几条不好的记载，还会使得贤臣蒙受心灵的折磨和耻辱。
但值得房玄龄庆幸的是，唐太宗毕竟是一代明君。后来，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朕观《汉书》所载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皆浮华无用。以后，凡上书论事词理甚切者，无论朕听从与不听从，皆当载之，为后世之戒。”
房玄龄说：“陛下圣明，臣心中没有什么忧虑的了。”
在房玄龄的主持之下，唐太宗的起居注写得有声有色，这也与褚遂良等人的密切配合有很大关系。褚遂良任谏议大夫时，掌管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他对房玄龄孜孜奉国的精神非常佩服，时常感叹地说：“古之贤相莫若房玄龄如此奉于国事，真乃今上和大唐的福气！”在褚遂良的骨子里，也有魏征一样的耿直，常常敢直言犯君，置生死于度外。贞观十六年（公元641年）夏四月壬子日，唐太宗又一次要阅览起居注，便对褚遂良说：“卿执起居注之事，所书朕得观乎？”
听了唐太宗的问话，房玄龄不由得汗湿手心，颇为褚遂良担忧，恐他惹唐太宗不高兴，但太宗又没有问自己，不好出面回答，只得一旁静观事态变化。这时，只见褚遂良不卑不亢地答道：“史官书人君言行，备记善恶，旨在使人君不敢非为，臣未听说过有人君自取而观之者也。”
褚遂良的话语，使得房玄龄心脏突突直跳，不由得偷偷看了唐太宗一眼，惟恐太宗大怒，褚遂良有什么闪失。只见唐太宗龙颜微沉，有些不悦，但没有到大怒的份上，房玄龄紧张的心情稍稍宽慰。此时，唐太宗紧接着问道：“朕有不善，卿亦记之乎？”
褚遂良面不改色，高声答道：“臣之职即是书史，不敢不记。”
还没有等唐太宗再问什么，黄门侍郎刘洎又说：“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人亦皆记之。”
唐太宗见群臣都反对他自观起居注，不得不说道：“诚如众位爱卿所言。”
看似平淡无奇的一次君臣对话，却处处充满杀机，一有不慎，轻则贬官，重则有杀身之祸，这在封建社会的朝堂之上屡见不鲜。作为宰相的房玄龄是深明这一点的，所以当唐太宗问话开始，他的心就悬到了嗓子眼上，替褚遂良担忧，这是何等高尚的人品，难怪唐太宗一朝的大臣一个个敬服房玄龄的为人。像诸如此类事情，真可谓枚不胜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