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李家江山的安稳，太宗、高宗父子二人配合默契。一方面是太宗李世民对大臣治罪，另一方面则是高宗李治对大臣重用施恩。父子二人可谓绞尽脑汁，用心良苦。
高宗李治非常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太宗朝后半期，一般是每三天朝见一次百官，处理日常政务。高宗却坚持每天上朝，及时解决各种随时遇到的问题。直到显庆二年（657年）五月，宰相李义府提出：现在是太平盛世，每天上朝并没有多少要紧的事情可做，请改为隔日上朝，高宗才接受了建议，改为每两天朝见百官一次。
高宗即位之初，便鼓励大臣们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多提意见，并且每天召见十个刺史询问情况，将其作为一项制度执行下来。高宗在执政期间，虽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也没有表现出特殊的治国才能，但由于他继承了太宗的治国路线，本人也比较谨慎，所以政局基本稳定，经济仍保持持续繁荣的势头，人口也在不断增加。高宗能接受正确意见，善于纳谏是他的重要措施。有一次，他带人出外打猎，路上下起雨来，他问谏议大夫谷那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谷那律回答说：“要是用瓦做，肯定不会漏雨。”用瓦做雨衣当然是指房子，谷那律的言外之意，是批评高宗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明白了其用意并接受了批评，从此废除皇帝游猎的常规。显庆元年（656年），高宗询问减轻百姓负担的办法，有大臣指出，不必要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延误农时，出钱又需花费很多，建议免除一切不紧迫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高宗的善于纳谏成为了弥补他天赋不高的重要措施。
高宗即位后，严格遵照太宗遗训，在太宗多年的苦心培养下，掌握了一些治国本领，特别是太宗的言传身教，给了他很大的影响。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勤、于志宁等都是贞观时代的重要谋臣，对治国都有一套经验。高宗初做皇帝的几年被后世誉为有贞观遗风。高宗重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无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有人诬告长孙无忌有谋反意图，高宗没做任何调查，便下令把诬告者处死了。长孙无忌等人忠实执行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令，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
高宗除了重用辅臣长孙无忌等人外，还调用了太宗死前被贬的李勣。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病危，唯恐李勣功高震主，不臣服于继任新君，贬他为叠州都督，又嘱咐太子李治继位后对李勣加以重任，以获得他对嗣君的忠诚。李勣接到调令，二话不说，立刻赶往叠州，连家都没回。高宗即位后，按照太宗遗训很快召回李勣，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永徽四年（653年），又册拜司空。李勣可以说是位重要大臣，虽不是皇亲国戚，但他为人深沉谨慎，处处小心，对于皇帝家事一概不过问，高宗对他非常满意与信任。
近贤臣而远小人，使天子成为明君，高宗初登大宝，建树无多，只有依赖于朝中重臣辅佐，使其帝位稳固。长孙无忌自不必说，他是高宗的亲舅父，利益所驱，甥舅必为一个共同体。启用李勣，使他感恩于新君，必誓死效忠，使高宗在重用前朝老臣的基础上，又为自己培养了新的统治集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