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皇帝也不例外。长孙皇后从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太宗着想，从不干政，堪称是一位远见卓识的女政治家。
太宗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能够被后世称为“明君”、“英主”，其间也有他的贤内助长孙皇后的功劳。从太原起兵到玄武门兵变，长孙氏与李世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夫妻之间情深意笃。李世民即位后，长孙氏被封为皇后，母仪天下，掌管后宫。为吸取前朝历代后妃、外戚干政，祸乱国家的教训，她对自己及其兄弟子侄要求极为严格，充分显示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政治家的风范。长孙皇后天性节俭，她喜欢读书，不论寒暑都不中断，太宗遇到疑难不能决断的军国大事，总要征询长孙皇后的意见。
太宗李世民正值16岁翩翩少年时娶13岁妙龄的长孙氏为妻。长孙氏家住长安永兴坊，祖上在北魏时功劳最大，世袭大人之号，是宗室中之长，后来改姓长孙，家世是名门望族，父亲长孙晟得隋朝倚重，母亲是高士廉的妹妹。高士廉是位精通文史的儒雅之士，隋朝大业中期官至治礼郎。长孙氏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受到熏染，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长大后，舅父高士廉便为她选中了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贞观年间，长孙氏以克己奉公、阴柔明哲的品性，默默地影响着壮年天子太宗，在幕后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正是这种贤良的品格，使她能够遵循法度，处理事情永不超越礼法的界限。长孙氏当上皇后时，也深谙母仪天下的道理。她以古时皇后恃权干政，政出多门，从而造成政治衰败的教训为鉴，不愿干预政事而影响太宗的决策。纵观中国古代史，有如此心胸的皇后实不多见。长孙氏从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太宗着想，并且无越礼之事，甘愿做个配角，与太宗志同道合，感情和睦，因而一直受到太宗的尊重。
太宗对长孙后非常尊重，茶余饭后，床前灯下，常常与她论及天下大事，尤其是朝廷中的赏罚和人事安排。当太宗想听听她的见解时，她只闻不答，无论太宗怎样恳请，她就是闭口不言，决不参与政事。实际上，长孙后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皇帝的一言一行，她往往以独特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向太宗提出劝谏。长孙皇后不干政，并非所有政事一律不闻不问，一旦遇到事关大局的事，她便挺身而出，以影响太宗。有一次，魏征在朝上跟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太宗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就问他：“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个人？”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回到自己的内室，穿上朝服，立于殿庭，庄重地向太宗祝贺。她的举动使太宗非常惊奇，便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天子英明才有大臣的正直敢谏。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敢冒着生命危险与皇上争执，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所以我才特地向陛下祝贺呀。”这一番话把太宗的满腔怒火熄灭了。长孙皇后明里是颂扬太宗的英明，实际是救魏征于危难之中，她的仁智由此可见一斑。还有一次，房玄龄因小事遭到太宗谴责，解职归家。长孙皇后劝谏太宗说：“房玄龄跟随陛下时间最长，他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错，请您千万不要离弃他。”这体现了她对贞观重臣的关切之情。长孙皇后劝谏太宗讲究方法，在太宗愤怒时，先顺着他的性子，等太宗余怒尽息，然后再妥善处理，不让朝臣受到冤屈，刑法也不枉滥。
长孙皇后对待子女，更是严加训教。一向崇尚节俭的长孙皇后，平日训导诸子，常常是谦俭为先，让他们生活节俭，行为举止谦逊循礼，不做有伤大体的蠢事。长孙皇后不允许子女越礼、奢化，这也是她维护太宗政权的另一面。太宗特别喜爱的女儿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太宗违反旧制，下令将嫁妆加倍，比高祖李渊的女儿长公主永嘉公主还要多。按唐制，皇帝姊妹、女儿待遇理应一样，太宗由于偏爱女儿，女儿的妆奁比妹妹的多是不符合规矩的。在魏征的竭力规劝下，太宗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长孙皇后得知后感叹道：“妾闻陛下倚重魏征，不知其中的原因。今日看到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才知道他真是社稷之臣。”事后，长孙皇后特意赏赐了魏征，并对他说：“早就听说你忠诚正直，通过这件事情我真正看到了，所以以此相赏，希望你一如既往，辅佐天子。”长孙皇后对亲生儿子也不加溺爱，“常以谦俭为先”教育太子。太子李承乾是长孙皇后的长子，他的乳母遂安夫人常向长孙皇后请求增加太子宫中用度，长孙皇后都不答应。长孙皇后对非亲生子女也一视同仁。太宗有一女豫章公主，是其他妃嫔所生，她的母亲不幸早早去世了，长孙皇后将她看作自己亲生的一样。在封建社会，后妃之间往往争宠相斗，好像仇人一般，常由此导致互相残害的悲剧。但是长孙皇后却不同，长孙皇后把宫里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她从来不在宫内耍威风，对手下的嫔妃宫人，总是以礼相待。虽对自己要求很严，但作为后宫之主，长孙皇后对妃嫔们却是极其宽厚仁慈，从不滥生冤狱，妃嫔有病时亲自看望，宫人无不爱戴她。贞观时，后宫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这充分体现了长孙皇后的胸怀与气魄。正是长孙后的表率作用，贞观时期的法令、制度才能够较好地贯彻执行，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孙皇后对外戚干政深恶痛绝，一般来说，外戚干政是宫廷后妃制度的产物。外戚是通过婚姻与皇室结成外姓亲属的，实际上是一种依附于皇后的裙带关系而形成的政治集团势力。这一政治势力往往随着皇后实际权势的高低而消长，有时随着皇后干政，外戚集团也得以参与朝中大权，掌握军政大权，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大体上说，在历史上外戚专权起到的多是消极作用。外戚之祸往往由后宫女主引起，因而又有“女祸”之称。很多外戚集团在与正统势力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而惨遭杀戮，以至于身败名裂。当时，长孙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之交。太原起兵，他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玄武门之变发生前劝太宗“先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长孙无忌更是打了头阵，因而深得太宗信任，出入卧内，委以腹心。长孙无忌自幼好学，是唐初一位颇有政治才能的人物。太宗即位后，曾几次想任命他为宰相，执辅朝政，都遭到长孙皇后的坚决反对。长孙皇后一看到兄长被重用便心怀忐忑，她多次对太宗进言，认为这样做不可，每乘机上奏不要任命她的兄长为宰相一职。但是，太宗并没有采纳长孙皇后的意见。长孙皇后的这一做法，虽有保全家族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为防止外戚威胁李唐政权，以永葆大唐的长治久安。太宗对长孙无忌不仅任用，并且信之不疑。尽管如此，长孙皇后仍然密谏长孙无忌向太宗恳辞宰辅之任。长孙无忌精通历史，深知外戚之祸的危害，所以向太宗提出辞职。长孙皇后又为他陈请，太宗不得已，于是拜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解除其尚书右仆射之职。开府仪同三司，号为一品，但却是文散官，没有实际权力，这就可以避免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长孙无忌及其家人，也始终表现得谦虚谨慎，从不仗势傲物，目空一切。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后之家因女而满门光彩，因女受宠而成为权势显赫之家，是每一位皇后求之不得的。而长孙皇后却严于律己，保证了贞观时期的政治丝毫没有受到外戚的干扰，一直遵循既定的道路前进，终于迎来了一代盛世——贞观之治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实在是难能可贵！
太宗曾对贞观重臣的品格作过品评，其中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由此可知，长孙无忌虽地位上处于外戚身份，但在防止出现外戚专权的问题上，与其妹长孙皇后的观点是一致的。
贞观十年（636年）元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在长安大内的立政殿去世。太宗李世民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放声痛哭起来。那哭声悲痛至极，长孙氏在与太宗共同生活的23年中，实在是起到了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那一切不能不令太宗铭心刻骨。长孙皇后留给后世并为历代所称道的文章是她采古代妇人事迹著成的《女训》十篇，该文旁征博引，很有借鉴意义。长孙皇后病逝后，太宗拿着这本书潸然泪下：“这本书将用来怀念皇后，我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良佐呀！”为了协助太宗治理国家，长孙皇后以身作则，从不因一己之私而破坏国法，可谓一代贤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