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农村不再容易看到“青笛仔”了，由于农药的使用，它似乎失去了生活空间。然而它却成了赏鸟人口中的“都市三宝”之一。都市的开发断绝了大多数野鸟的食物来源，因而造成野鸟的减少甚至绝迹。然而“绿绣眼”由于食性宽广，春天吸花蜜，夏天食昆虫，秋天吃果实，冬天吸树液。随着都市的扩展，它们在树与公园绿地中找到了栖身之处，成了都市人身边最常见的自然界之精灵。
每次走过树下，听到那亲切的吱吱声，总要抬头寻找那绿色的小“青笛仔”，看着它们活泼地在枝杈间跳跃，总要感染一分喜悦。回忆起小学时代的种种往事，心中不禁洋溢着一种幸福甜蜜的感觉。
这个人应主持正义、诚实、心地善良、勇敢、意志坚强，当然还应该谦虚。
不光彩的表演——文思
一个人具备什么样的优点，才能成为我们所尊重的楷模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个人应主持正义、诚实、心地善良、勇敢、意志坚强，当然还应该谦虚。
谁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吹牛家，也没人愿意作一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但是，夸夸其谈和骄傲自大的思想却在我们中间许多人身上潜藏着，而且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一下子流露出来。
我手头保存着几张照片。照片上，我的头发全无，是个秃子。每当我看到它们，心里总是涌腾起一股深深的渐愧之感。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卫国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描写俄国着名元帅苏沃洛夫的影片。苏沃洛夫性格急躁，极为好动。导演组全力以赴挑选具有类似性格特点的演员担任主角，仍是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一位熟人偶然同我谈道：“难道我国电影界中真的没有一位能演苏沃洛夫的演员吗？”我的脑子里豁然一亮：“为什么我不来演这一角色呢？眼下我没有拍摄任务……对，就这么办！我来演苏沃洛夫！”
在年龄方面，我不大适合演这个角色。不过可以经过化妆来弥补差距。而最主要的，是我的体态和长相与这位俄国元帅相去甚远：苏沃洛夫身体瘦小，面庞瘦削，脸部线条分明。可我正相反，体格粗壮，是个圆脸膛……然而话又说回来，我是演员呐！斟酌再三，最后一鼓劲我向摄制组提出，由我来演苏沃洛夫吧。摄制组回答说，他们已找到合适的人选了，不过如果我执意要演的话，可以为我进行一次彩排。
我深信，这个角色一定将会由我来演。因为当时我在电影界中已算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演员了，而我的竞争对手呢，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再说，我的愿望，导演和制片人也都一定会尽量给予照顾的我到理发店剃光了头发。秃头更适宜粘假发化妆。
然而，苏沃洛夫我没有演成。另一位同志比我更合适：他的外形酷似角色，表演也比我强……我痛责自己过分自信，骄傲自大。我懊悔自己不够谦虚。我对自己发誓：今后任何时候再也不作说大话、过分自信的人了。可是，剃光的头顶再长出头发来，那得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呐我一直忘不了这次不光彩的失败。在以后几年时间里，它使我比以前虚心谨慎了些。但十分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教训所带来的痛苦渐渐被我淡忘了。骄傲自负这个魔鬼又重新占据了我的头脑。于是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在国外，在巴黎。
苏联之友协会为欢迎来法国的苏联电影界人士举办了一次晚会。会上为巴黎市民放映了苏联着名影片《宝石花》。大厅内座无虚席，观众反映热烈，不断鼓掌向我们这些出席晚会的苏联电影工作者致意。放映结束，人们纷纷涌到我们面前，将我们团团围住。巴黎市民很熟悉我国的电影，认得许多影片的主人公。他们也还认出，马克辛——一位年轻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就是由我扮演的。
热烈的握手，友好的拍肩致意，然而这不过只是个序幕。接着便是请我们签名题字。当时，我随身连一张照片或名片也都没有了，只好把名签到随便到手的东西上，有节目单、入场券，还有记事本等等。手中的钢笔用完了墨水，立刻有人递过来铅笔。我不断地签名，手发酸了，麻木了，铅笔折断了好几次，但周围仍是一批又一批请求签名的人。他们喊着说着：“马克辛，马克辛，请给签个名！”
第二天一觉醒来，我心里仍荡漾着幸福快慰之感。早晨，我和一位同事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巴黎街道走着，我还完全沉浸在对昨天晚会的美好回忆里。正在这时，突然听到有人清晰响亮地喊了一声：“马克辛！”
怎么回事？是谁在喊我？大概，是我自己的错觉吧。不，不是错觉。有人又一次拉长声音喊道：“马克辛！”
刹时，我觉得全身一热，心里涌起一阵飘飘然的感觉。是啊，这是荣誉呵！在远离祖国的异地，在巴黎，竟有人在大街上认出了我，对我表示欢迎。我偷眼瞅了一下我的同事：他照旧走着，一副漠然平淡的样子，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什么。“瞧！就连这样一位挺不错的人，有时也会产生妒忌心！”我想。但我并不责怪他，有什么办法呢那位站在街对面的法国人，还在冲我这儿挥动帽子喊着：“马克辛！马克辛！”
于是我微笑着，亲切地点了下头，抬腿穿越街道向那位巴黎人走了过去。我的那位同事被冷在原地，惶惑不知所以然。我边走边摘下手套。准备与这位新相识的崇拜者握手。我离他只有五、六米远的距离了，突然，一辆小汽车从后面悄声地开了过来，把我和那位法国人隔开。车门打开，那位法国人戴好帽子，一头钻进了汽车。
我望着远去的小汽车，茫然地站在原地，嘴里机械地念着写在车后部的几个字：Taxi(出租汽车)……“Taxi，塔克辛，出租汽车……”我重复着这几个字，恍然大悟：那位法国人一直在招呼出租汽车，可我自负而又可笑地以为，从昨天的晚会起，全巴黎想着的没有别的，而只有我一个人……出租汽车，嗨！我感到羞臊难当。
这一令我倍感羞辱的镜头只有两个目击者：我的那位装做什么也没有看到的同事，和我自己。想到此，热血便阵阵涌上我的脸颊……以前，我只听说有喜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同事，没想到这次遇到的却是挑拨离间的老板。
这样一个“头儿”——涌泉
刚刚走出学校的我就进入一家出版社开始了我的上班族生活，身为社会新新人类的我总是拥有热诚与谦逊，把社长的指示当成努力的目标。即使有些不满，私底下和同事说说也就算了。正因为善于忍耐与调解，给社长留了许多面子，所以日子过得颇为太平。
江瑶是我后来的同事，当初社长面试时，说是希望能力好、关系广的她来担任“主编”。进来之后，却和我这后辈一样，挂名“企划编辑”。
不知道是不是社长一开始就有心压制她，以致日后开会时，江瑶虽没当面顶撞，不屑的神情却表露无遗，令社长很不是滋味。
我几次劝她放开心，别太理会社长那些毫无意义的抱怨，认真做好分内的工作。她只是苦笑，说他们理念实在相差太多，颇感无奈，并不会像我们一样，围在一起拚命说社长的坏话。
一天下午，社长找我谈编务的事，我一进他办公室，刚说没两句关于书的进度，他就把话题转到江瑶的事情上，问我和她合作的感觉如何？觉得她个性怎样？我诚实但简化地说：“不错。”但我并不想谈这样的话题。他自己竟然三姑六婆了起来，批评江瑶为人处事不够圆滑、不懂和颜悦色，还归咎这可能是她出身单亲家庭的缘故，他说：“不像你，每次都面带微笑，一看就知有很好的家教。”
天啊！我跟的是什么老板？我赶紧借故离开了社长办公室，直觉这样的话题似乎暗藏许多危机。
日后，社长有意无意还是会提起相同的话题，在工作之外，我一直尽量躲开他那些不道德的“闲话家常”。他越对江瑶做人身攻击，越显出自己的性格缺陷。当然，那些莫须有的闲话我不会对江瑶说，至于他是不是真心赞赏我，还有待商榷。
不过，江瑶似乎早已看透，她和社长之间不光是工作理念不合的问题，没多久就递了辞呈。想当然，社长也没有挽留她。
她辞职后的一天，同事们聊起她的遭遇，才发现原来社长跟每个人都密谈过，都企图影响大家对江瑶的评价。这时候，更让人震惊的是，另一个编辑对我说：
“社长每次都偷偷跟我抱怨，他觉得你上班的时候。”
不久之后，我当然也递出辞呈，选择一个表里如一的老板。以前，我只听说有喜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同事，没想到这次遇到的却是挑拨离间的老板。
每次坐在餐馆中，看到闪着金光的烤鸭被端出来绕场一周时，我就忆起第一次入口的满足感，这其中还洋溢着父亲对我们无尽的爱。
香喷喷的东西——杨守林
我住在老北京的车城区，在我家附近，卖“烤鸭”的铺子似乎有愈来愈多的趋势，不知是外来人口增加，还是大家虽喜欢吃它，但这玩意儿仍是一般家庭无法自行料理的。
每家“烤鸭”铺子的摆设都大同小异，门口有一个看似年代久远、历尽沧桑的大铁桶，旁边挂着成串又白又嫩的待烤肥鸭，透明的破璃柜里则挂着已烤成淡褐色却稍嫌干扁的半成品。等客人讲明了要买的数量后，店家就熟练地把它的皮和肉片下来，再把如鸡肋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鸭架子剁成小块，配上九层塔、姜、蒜什么的，加上调味料，大火快炒几下，配上葱段、甜面酱、鸭饼，就是招牌上标榜的“烤鸭三吃”了：
前几年随鸭附送的鸭饼，还是荷叶饼(一种北方的家常饼，差不多巴掌大，多半用来卷着烤鸭或是“合菜戴帽”之类的菜来吃的)，最近一次去买的时候，荷叶饼已被润饼皮取代，吃在嘴里一来明显感受到各地“饮食文化”相容的博大精深，一来觉得随着社会节奏的如快餐馆，食物变得只是果腹的东西，愈来愈不见精致。话又说回来了，半只十元，一只二三十元，能要求怎样的精致呢？
小时候，没有这种专门卖烤鸭的小铺子，记得第一次吃烤鸭，是在刚盖好的商场的一间小餐馆，那儿的招牌菜正是“烤鸭三吃”。当穿着白制服的跑堂大叔，托着一个白色长盘，上头盛着一只烤得香喷喷、闪着金光的肥鸭时，他就一边大声吆喝着：“客官，您的烤鸭好了！”一边如数家珍的念出三吃的方式，随着他的吆喝声，我们兄妹五人的注意力，全被那只端坐在盘中的烤鸭给牢牢吸引住，还没听清楚讲的是什么，他很快就捧着盘子消失了。
不一会儿，那个白色长盘又出现了，烤鸭不见了，盘子四周围是片得像透明纸一样薄的鸭皮，中间则是略带棕色的鸭肉，爸爸教我们用如小指粗的白色葱段，沾着甜面酱抹在热腾腾的荷叶饼上，裹着酥脆的鸭皮或是厚实又略带甜味的鸭肉，好吃得令我觉得这真是人间美味中的极品。接着又捧出用鸭架子熬的汤，里头有小白菜、豆腐、冬粉、香菇等，汤头鲜美到不一会儿工夫就见底了。
大学毕业后，我便留学到日本去读书，日式料理清淡少油，当地的“中华料理”
多半为了迎合日人的口味，演变成日式风味的“中国菜”。日本人常点的不外是“麻婆豆腐”、“糖醋肉”、“八宝菜”(即肉片和多种青菜混炒)之类的大众料理，说起“北平烤鸭”还真没几个日本人知道是啥玩意儿呢。
每回从大阪搭“阪急电车”回到京都的大学时，总要经过河原町最繁华的“四条大桥”。在桥头上，有一间叫做“东华菜馆”的中国馆子，在国外，但凡看到和“中国”有关的事物，都忍不住好奇地多看两眼，再加上那是一栋耸立在“鸭川”旁的、暗青色罗马式建筑，更是引人注目。
有一阵子，日本也吹起热卖“北平烤鸭”的风潮，“北京鸭”的广告不断密集地出现在电视的各类节目上，于是几乎稍具规模的中华料理店都竖起醒目的“北京鸭”招牌。有一回打工回来，拖着沉重的步子从“东华菜馆”前经过，发现它也不能免俗地竖起相同的招牌，看得我眼睛一亮，所有的疲惫似乎都在那一瞬间消失了。
虽对北平烤鸭情有独钟，终究我是没有勇气大踏步的进去点一只“北京鸭”，或是因为在那个以观光着称的都市，原本就什么都贵，外观华丽的饭店，一定费用更高，不是留学生负担得起的，或是对日式中华料理的不信任，生怕破坏了烤鸭在我心自中的美好印象。
负笈东瀛的那几年，只要回到北平，就缠着爸爸要烤鸭吃，吃烤鸭成了在登机前的例行公事，似乎吃了它，未来的一整年都能忘掉乡愁，更储备了十足的打拼能源，于是一家人吃遍北平的烤鸭店，直到我学成归来。
每次坐在餐馆中，看到闪着金光的烤鸭被端出来绕场一周时，我就忆起第一次入口的满足感，这其中还洋溢着父亲对我们无尽的爱。
光明能带走往日的欢乐与忧愁，而诚挚的友谊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世间充满了苦难和悲哀——杨光
年岁末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我认识了樊刚。
那天是一次临时性的朋友聚会，因为彼此间不熟悉，所以我特别带了两本自己的诗集。记得我在送给樊刚的诗集扉页上，郑重地写上了一句：对于心灵而言，生命总是要辉煌一次的。
一次、也仅只一次。然后他笑容可掬地望着我，然后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那天酒桌上坐满了12个人，8个身有残疾。樊刚无疑是他们中体质最差最少言语也最多微笑的一个。那天我唱三遍齐秦都唱砸了。那天有点抑制不住，在众人的掌声中轻轻地流下了泪。
其实樊刚与我早就见过，他经营的小卖店就坐落在市图书馆的斜坡上面，十年来，我从未间断过风雨兼程的读书生活，也偶尔同小卖店昏暗灯光下那个孱弱的身影交谈过。也正是这三千多个时移事往的时日，我们在各自的人生之旅中追逐着神圣的梦想。我被人们称之为诗人时，他也以无法行走的身躯和不可想象的磨难，实现了他做为生意人的也是残疾人的某种生的辉煌。那时我们都觉着相见恨晚。后来给经济合搞残疾人专辑，请他随便谈谈，可能是过于激动的原因吧，平常妙语连珠的他倒显出几分犹豫来。问他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他竟然沉默了。后来他告诉我：友谊就是风雨中随时掺扶着你的那双手，而这30年来，每一次跌倒对他而言都或许是致命的，你无法说清谁在什么时候帮助过你，所以你要回报的是整个生命。
因为我也是个病人，也曾采取过自绝于人世的草率之举，所以我和他约定：70年以后一起自杀，而这中间的路无论风霜雨雪、阴晴冷暖，都要努力走好。
常常就在夜里，我们守在电话机旁，谈艺术，谈生活。
常常就在平日，我遇到委屈和困惑就想到一脸自信的朋友樊刚。
他的名字容易让人想起那个为艺术而献身的荷兰人；他的歌声容易让人想到那个唱《星星点灯》的郑智化；他的沉思默想呢？我不知道像谁，他大我几岁，只觉着像我思想和情感上的一位稳重的兄长。
尽管他是个投身商海的生意人，可我们从不谈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