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拉瓦锡，法国著名化学家。他是“氧化说”的创始人，对燃烧问题做过一系列实验，被称为现代化学之父。他于1743年出生于法国巴黎。
18世纪以前，化学发展极为缓慢。在拉瓦锡生活的18世纪中后期，化学也还只处于“搜集材料”时期，人们只是把它看做制药业的副产品，戏称为“丫环”，而且还是一个笨头笨脑的“丫环”。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水可变木”、“水可变土”。拉瓦锡对此表示怀疑，他决心用“事实来说话”，用实验来说明问题。
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安上一个体积很大的蒸馏瓶，然后把冷却后的蒸馏水灌入一个大烧瓶中，封好瓶口，称好重量，放在酒精灯上日夜加热。加热到第25天时，水开始混浊，27天时出现了固体微粒，30天以后瓶内出现了沉淀物，人们可能就是据此认为“水可以变土”的。但是拉瓦锡经过冷静分析后认为这是一种“假象”。他在加热到30天以后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加热，直到第100天时才停止。
加热停止以后，拉瓦锡将冷却后的烧瓶和蒸馏水称了一下，它们的重量与加热前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然后他又把蒸馏水单独称了一下，也与加热前相等。他又把渣滓和沉淀物的重量称了一下，共174克。当拉瓦锡再转过头去称空烧瓶的重量时，他惊奇地发现正好比加热前轻了174克！
“百天实验万岁！”拉瓦锡和他的助手们欢呼起来。这个实验显然证明了“水变成土”的假说是不正确的，水蒸发后沉淀下来的“土”来自容器而不是来自水。
拉瓦锡的这个实验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传说的观点不断遭到人们的怀疑，科学家们竞相用实验去验证传统的理论。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权威理论，即认为物质之所以能够燃烧是因为其中含有一种“燃素”，物质燃烧时，它本身所含的“燃素”就跑了出来。即使本身不含“燃素”的物质，如果吸收了“燃素”，就可以燃烧。“燃素说”已经统治了化学界100年之久，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怀疑。
然而，拉瓦锡却从不准备对前人的理论原封不动地接受，对“燃素说”也不例外，他准备用实验来说明问题。从1772年开始，他就着手研究燃烧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1774年，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列通过加热氧化汞制备了氧，并用老鼠和植物进行了氧的特性实验。但他未能摆脱“燃素说”的束缚，认为这是一种“无燃素气体”。这年8月30日，拉瓦锡收到了瑞典化学家舍勒的一封信。信中舍勒建议他做一个能得到一种“火焰空气”(实际指的是氧气)的实验，但拉瓦锡对这封信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10月，普利斯特列访问巴黎，拜见了拉瓦锡，向拉瓦锡介绍了自己发现“天燃素气体”的实验。拉瓦锡又想到了舍勒的“火焰空气”，这时他才开始对这类实验重视起来。
1774年10月到1775年3月，拉瓦锡重复了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实验，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他科学地总结了波义耳、舍勒、普利斯特列等人的研究成果。接着在1778年，他又把“火焰空气”称为是“空气中的纯部分”，“可供呼吸的部分”，后来又把它命名为“氧”。这种观点大大突破了“燃素说”的思想束缚，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1783年，他发表了《燃烧通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氧化学说”。为此，他组织了一次家庭舞会，以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舞会开始时，拉瓦锡手中高高举起他新出版的《燃烧通论》，当着众多来宾的面庄严宣布：“水是氧和氢化合的产物”。他的夫人则当众烧毁了德国化学家、普鲁士国王的御医斯塔尔的燃素说著作，象征性地宣告燃素时代的结束、新的化学时代的到来。
拉瓦锡的化学理论像革命的风暴一样，摧毁了“燃素说”。可是在《燃烧通论》出版后的第八个年头，他自己在政治上却被革命风暴吹倒了。
1791年1月27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杰出代表马拉在他主编的《人民之友》上公开点名抨击拉瓦锡。这主要是由于拉瓦锡和法国路易王朝的联系过于密切，某些言论难免受到王室的影响。而马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点名攻击无异于死刑宣判。很快，革命政权下令逮捕了拉瓦锡。
1794年5月，法庭公开审判拉瓦锡，拉瓦锡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请法官考虑到拉瓦锡在科学上所做的特殊贡献，希望能从宽处理。可是法庭副庭长科劳霍尔却说：“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
拉瓦锡在法庭的最后一次陈述中说：“我愿意被革命政权剥夺我所拥有的一切，只要允许我做一名普通的药剂师，做一点化学试验。”但法官迈兰却说道：“法国的学者已经太多了！你要想幸免一死，根本不可能。”
“既然法庭非要宣判我死刑，那我提出最后一个请求，请求法庭缓刑两个星期。我在入狱前正在做一个关于汗的分泌的重要实验，让我做完这个实验再去死吧。”拉瓦锡最后一次恳求法官。
“现在是革命时期，你那个汗的分泌实验对革命会有什么用呢？”法官以一副嘲讽的口吻反问。
就这样，1794年5月8日，拉瓦锡被推上了断头台。
拉瓦锡死后，法国数学家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砍下拉瓦锡的头颅只需要一瞬间的工夫，但是要再重新产生这样一颗头颅，法兰西也许要等上一个世纪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