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七月，明帝颁布诏书说：“古礼规定，王后没有儿子时，遴选庶子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公义，怎么能再主个人亲情！汉宣帝继承昭帝的帝位，追加生父皇号；哀帝以封国国君身分即位，而董宏等竟然引用灭亡的秦国为例，迷惑当时朝廷，既尊称生父为恭皇，在京城建立祭庙，又宠用藩国妃妾，使她和长信宫的太皇太后并相比同。在朝廷前殿叙论亲疏远近，后宫同时并立四位太后，超越身分，毫无节制，人神都不保佑，而非难归罪于忠正规劝的师丹，这样就招致了丁太后、傅太后墓被王莽发掘的祸事。自此以后，继位君王接连效法。从前鲁文公违反傺祀礼议，这种逆祀之罪是由于夏父胡言诱惑；宋文公厚葬过度，大臣华元受到指责。现在我下令公、卿、主官，深刻地以前代所行之事为戒，皇室后裔中万一有由诸侯身分继承帝位的，就应当明白入嗣继承的大义。有谁胆敢用佞邪之词诱惑庚媚当时君主，图为已死的父母建立非正统尊号，干犯正统，称已死的父亲为皇，称已死的母亲为后，那么你们这些国家重臣，要对那些佞臣诛杀不赦。这份诏书要用金写在简册上，藏在宗庙之中，载入国家法典。”
冬季，十月，魏改平望观为听讼观。明帝常说：“刑狱之事，关系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决重要刑事案件，经常到听讼观临听。以前，魏文侯老师李悝着《法经》六篇，商鞅接受了其中的思想以辅佐秦国，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以后逐渐增到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世代都有增加和减光，错杂无常。后代人又各自逐章逐句作注，有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十余家，以至到了魏，能够适用的总计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阅读愈加困难。明帝于是诏，只采用郑氏注。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对于国家非常宝贵重要，但却被人们私下议论时所轻视；监狱官吏，掌握着百姓性命，但却被任用者所鄙屑。国家败坏，未必不是由于这一缘故。请设置法律博士。”明帝睬纳了他的意见。又下诏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余篇，虽然比萧何《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比其它附属法令精减了。
十一月，洛阳皇家宗庙建成，从邺城迎来高帝、太帝、武帝、文帝四位先祖的灵位供奉。
十二月，雍丘王曹植被迁徙，封于东阿。
魏明帝太和三年（戊申，公元229年），九月，吴王迁都建业，全部承用原有的宫室王府，不再增设改建，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卿在武昌，让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监督全国的军政大事。
南阳人刘曾经着《先刑后礼论》，同郡人高等景向陆逊称赞这部书，陆逊呵斥说：“礼仪为首，先于刑法，已很久了，刘用繁琐的辩解违背先圣的教化，你现在在太子宫中任职，理应遵照仁义之礼以宣扬恩德之音，象刘那样的言论，没必要讲！”
太子孙登给西陵都步骘写信，请求指教。步骘于是把当时荆州界内情况和各官吏的品行才能一一分析报告，并上书鼓励规劝说：“我听说君王不亲临小事，而是让各级官吏尽忠职守，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贤人，自己不用再心，不出庙堂而天下便行到治理。所以贤人所在之地，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兴哀的关键。愿使太子明晓重视，深加留意，这就是天下的大幸运了！”
张回吴郡迎接家眷，中途病死去。临终时，将写好的遗表交给儿子。遗表说：“自到来主持国家的人，全都打算修行德政与太平盛世相媲美。至于治理的结果，多不能实现，不是没有忠臣贤能辅佐，而是由于主上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都是畏惧艰难，趋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见，厌恶不同意见，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古书上说，“从善如同登山，从恶如同山崩”，是比喻为善多么因难。君王承袭祖先累世的基业，据有至尊的自然之势，有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喜好容易受到赞同带来的欢快，无需听取采纳别人意见，而忠义之臣提出难以采纳的方案，说出逆耳的言语，与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当如此吗！君王与忠臣疏远就会出现袭痕，花言巧语之人借机离间，君王被这点所谓有忠心搞得迷迷糊糊，迷恋于个人私恩错爱，使得贤明和愚下混在一起，罢免和进用都失去标准，这种情形由来的原因，是私情作怪。所以圣明的君王明察此情，求访贤能如饥似渴，接受规劝而不厌烦，抑制私情，损减私俗，出于大义割舍私恩，那么上面没有偏颇错廖的任用，下面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吴王读着这封遗书，感动得流出热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