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太康十年（己酉，公元289年）刘看到当时的风气是喜好趋附，缺少廉洁与谦让，曾经写了《崇让论》，建议初次被授予官职、递交谢表的人，必须是能够推举、谦让贤能的人，才能够让他通过。如果有空缺的官职，那么就要挑选平时为人谦让最多的人来担任。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如果争斗起来的话，就要毁谤自己所比不上的人，如果谦让，就会争着推举胜过自己的人。所以如果争斗，世上就优劣难以区分，如果有了谦让的风气，那么贤能才智之人就会显现出来了。在现在这种时候，能够退身自我修养，谦让的人就会多起来，谦让的人多了，即使想守着贫贱不做官，也不可能了。如果奔走趋附想让别人对自己谦让，这就如同想向前走却向后倒退一样。”
淮南相刘颂上疏说：“陛下由于刑法禁令宽松放任，想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种局面是平时日积月累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能用公正的标准治理下民，这确实要等到时势所宜的机会。然而至于矫正世风，救治时弊，自然应当逐渐走向清廉整肃。这就好比行船，虽然不能径直渡过急流，然而应当渐渐随着水势往前走，一点一点地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然后就能渡过河去。自从泰始以来，已将近三十年了，各项事业却并没有比以往更加兴旺。凭着陛下的明圣，还没有纠正衰乱时代的弊病，以成就最初的隆盛，传之于后世，这难道不值得忧虑吗？假使以后大业或许不安稳，那么忧虑与责任也还是在陛下。我听说为国家打算，不如分封亲属与贤能之人。然而应当审度、衡量事情发展的趋势。假使诸侯服从正义而行动，其力量足以护卫京城，如果他们包藏祸心，那么他们的势力也不足以独立地有所作为。这件事情要整治好是很困难的，陛下应当与通达古今的人士在一起，共同深入地筹划这件事情。周代的诸侯，如果犯了罪就要遭到惩罚放逐，但其爵位不断绝。汉代的诸侯如果犯了罪或者没有儿子，那么他的封国也就随之失去了。如今应当改变汉代的弊端，遵循周代的旧制度，那么下面巩固上面也就安定了。
天下极其大，万种事物极其多，而君王却极少，就像天空和太阳。因此圣明的君王实行教化，要自己掌握住根本，把事务委托给手下去办理，这并不是好逸恶劳，实在是由于国家的体制适宜于如此。处理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区分事情办得好还是不好，是很难观察出来的，等到事情的发展显示出了成功与失败，这时候再去区分功劳与罪过就很容易识别了。如今陛下常常是精心于初始的构建却忽略对结局的考察，这正是治理的功效所以不完美的原因。人君如果确实能够处于平易而抓住根本，于成功失败的结局之后考察功劳与罪过，那么手下的官员们就没有地方逃避奖赏与惩治的处理了。古时候六卿分工，各司其职，冢宰是统领。秦、汉以来，九卿的职掌，由丞相总管。现在事情都由尚书裁断，各官署奉行成规，与古时候的制度相比，尚书的事务太重。可以把众多的事务交付各官署办理，使各官署有专门负责的权力。尚书统领根本大纲，如同丞相所做的，年终考查功效，校阅簿籍，实行赏罚而已，这也就可以了。现在动不动就接受上面的现成的决定，上面如果有失误、过错，就不能怪罪于下属，等到年终，没有功绩上的建树，也不知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细微的过失，荒谬的言行，这是人的本性所难免的，但是全都要用刑法来矫正，那么朝野上下就没有人能够立身了。
近世以来，担任监察的官员，大都不抓根本大事，却对微小的过失抓住不放，这大概是因为畏惧、躲避豪强却又担心荒废了职责，因此就谨慎地使法律周密，以搜罗微小的过错，使得上奏的揭发罪行的文状接连不断，表面看来是在为公事尽职，实际上却扰乱了法规。因此圣明的君王对那些琐碎细密的公事不感兴趣，而对于那些揭发了凶恶、奸诈大事的奏章则一定要过问，那么损害国家政事的邪恶的人或事，自然就被抓住了。创立基业的功勋，在于设立政令，制定规章，使得遗留下来的风尚能够使后人的心有所寄托；遗留下来的功业，能够辅助、纠正年小而又软弱的后人。后代能够凭借前代制定的法规，即使是昏庸的人，仍然能作出明智的事情，即使是蠢笨无知的人，也如同有才智的人，使得后人足以得到帮助。至于那修饰官署的事情，各种劳作，通常是过份得成了一种妨害，这种事情不用担心发动不起来，这是即使到了将来，没有陛下的命令也自然能办成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在于，对于不急的事情抓得紧，办得勤恳，但却损伤了所赖以依仗的根本，我私下认为有些过分了。”对他的意见晋武帝都没有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