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帝善纳谏言的背后，猜忌心理是其性格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当是宣帝忌故昌邑王刘贺事。史载：
大将军光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即位，心内忌贺，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敞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曰：“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盗一人别主徼循，察往来者，以王家钱取卒，迾宫清中备盗贼。臣敞数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处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后丞相御史以臣敞书闻，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贺不足忌。
这是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对于分析宣帝的猜忌心理非常重要。元康二年（前64），宣帝即位已逾十年，但依然猜忌被废多年，困居山阳郡（治所昌邑，今山东巨野南），形同囚犯的故昌邑王刘贺。其中隐情，宣帝又不肯明言，于是命山阳太守张敞以“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的名义，侦伺刘贺动静，并特意嘱托张敞“毋下所赐书”。对此张敞心领神会，遂详细密报地节三年（前67）、四年两次亲至刘贺处查问经过，得出的结论是刘贺“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宣帝因此安心，“知贺不足忌”。即使如此，宣帝对刘贺仍居故地委实放心不下，于次年封刘贺为海昏侯，远迁至更为僻远的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后又借故削户三千，刘贺死后国除。宣帝虽然明知久废的刘贺，实际上无法对其构成任何威胁，却屡屡处置，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其猜忌心理作怪。对此，后世史家颇不以为然，如宋人洪迈曰：
汉废昌邑王贺而立宣帝，贺居故国，帝心内忌之，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戒以谨备盗贼，敞条奏賀居处，著其废亡之效。上知贺不足忌，始封为列侯。光武废太子彊为东海王而立显宗，显宗即位，待彊弥厚。宣、显皆杂霸道治，尚刚严，独此事显优于宣多矣。
如果说刘贺曾为二十七日短命天子，对宣帝是一潜在威胁，不能不严加防范，尚在情理之中；而对昭帝朝重臣、霍光副贰车骑将军张安世的猜忌，则集中反映出宣帝性格中忌刻之深的一面。宣帝即位前，张安世兄掖庭令张贺数“称其材美”，欲以女嫁之。张安世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宣帝即位后，虽宽宏地向张安世表示：“掖庭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但实际内心不无怨恨。赵充国之子赵卬曾对辛武贤曰：“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上欲诛之，卬家将军（指赵充国）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后因辛武贤告发，赵卬“以泄省中语”下吏自杀。
至于盖宽饶、杨恽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不仅揭示出宣帝的猜忌心理，亦是宣帝苛察群臣，以刑名绳下的典型事例。
平实而论，盖宽饶、杨恽性格虽为人“刻深”，“好言事讥刺，奸犯上意”，但其为吏，绝非是“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的“俗儒”，而是属于“文法吏”一类的人物。宣帝虽然苛察，即位以来善纳谏言，亦是不争事实。然而，对于敢于触犯君主猜忌心理底线的臣下，宣帝“以刑名绳下”的本色毕显无遗。东汉时人崔称赞宣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正是深得宣帝驭下底蕴之言。盖宽饶、杨恽之死即证明了这一点。
盖宽饶“儒者”出身，“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家贫，奉钱月数千，半以给吏民为耳目言事者。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贵戚人与为怨，又好言事刺讥，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优容之”。然而，宣帝的“优容”是有底线的，神爵二年，宽饶奏封事，直斥宣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曰：
“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上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上书颂宽饶……上不听，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者莫不怜之。
盖宽饶指责宣帝“信任中尚书宦官”，是指中书令石显与中书仆射弘恭，两人“皆少坐法腐刑，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石显与弘恭弄权虽在元帝一朝，但根源是在宣帝之时。然而，正因宣帝时石显、弘恭无弄权事实，反而“能称其职”。盖宽饶却激烈指斥宣帝信任中书宦官是“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难免触怒宣帝。但是，真正触犯宣帝忌讳的则是盖氏所引《韩氏易传》云云，执金吾认为盖宽饶所言“意欲求禅，大逆不道”，固然是诬指。然而，自昭帝时眭弘上书言禅让事被诛后，这一敏感的话题很少有人再提及。盖宽饶却肆无忌惮，大谈“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无疑触动宣帝最为猜忌心理底线，所以尽管谏大夫郑昌为之极力辩解，依然无法取得宣帝的谅解，盖宽饶终于难免一死。
至于杨恽坐讽刺腰斩事，直是盖宽饶一案的翻版。杨恽本汉代名家之后，其父杨敞曾任丞相，其母司马迁之女，“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霍氏谋反，恽先闻知，因侍中金安上以闻，召见言状。霍氏伏诛，恽等五人皆封，恽为平通侯，迁中郎将。”
杨恽仕途本一帆风顺，为中郎将时革除“山郎”弊端，“廉挈无私，郎官称分平”，擢升诸吏光禄勋。然其性格“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杨恽先是与宣帝在民间相识者太仆戴长乐相攻忤而免官，复因致孙会宗书中有“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等怨怼之语。宣帝见其书“恶之”，遂以“日食之咎，此人所致”为由，杨恽腰斩，妻子徙酒泉。
除盖宽饶、杨恽因言辞讥讽触犯宣帝忌讳而罹罪外，再如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翊韩延寿等“力吏”，或是与丞相魏相发生冲突而腰斩，或是与御史大夫萧望之相攻忤而弃市，因此洪迈评论曰：
赵广汉之死由魏相，韩延寿之死由萧望之。魏、萧，贤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于死地乎。杨恽坐语言怨望，而廷尉当以为大逆不道，以其时考之，乃于定国也。史称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寃，岂其然乎？宣帝治尚严，而三人者又从而辅翼之，为可恨也。
洪氏将赵广汉、韩延寿及杨恽之死，归咎于当轴大臣魏相、萧望之、于定国“辅翼”宣帝“治尚严”，虽有一定道理，但究其根源，宣帝或“恶之”、或“不直”的猜忌心理，则是导致赵、韩之死的关键因素。
盖宽饶等“材臣”之死，对宣帝一朝的吏治不能不产生消极影响，班固“赞”赵广汉等宣帝朝治理三辅的四位“材臣”事迹曰：“（赵）广汉聪明，下不能欺，（韩）延寿厉善，所居移风，然皆讦上不信，以失身堕功。（尹）翁归抱公挈己，为近世表。张敞履忠进言，缘饰儒雅，刑罚必行，纵赦有度，条教可观，然被轻媠之名。”四位“材臣”之中，有两位竟因“讦上”而不得善终，教训可谓深刻。
在宣帝统治晚年，甚至出现陈万年这样谄媚迎上、教子以谄的高级官吏，史载“（陈万年）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万年任为郎。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书数十上，迁为左曹。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对于宣帝孜孜以求“信赏必罚，综核名实”的吏治风格，陈万年的行为实在是一种莫大讽刺。因此，宋人苏辙纵论西汉诸帝用人风格曰：
高帝举天下后世之重属之大臣，大臣亦尽其心力以报之。故吕氏之乱平，勃得寘力焉，诛产、禄，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当是时，大臣权任之盛，风流相接，至申屠嘉犹召辱邓通，议斩晁错，而文、景不以为忤。则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后，此风衰矣。大臣用舍，仅如仆隶。武帝之老也，将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权在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异议。至于宣帝，虽明察有余，而性本忌克，非张安世之谨畏，陈万年之顺从，鲜有能容者。恶杨恽、盖宽饶，害赵广汉、韩延寿，悍然无恻怛之意。高才之士，侧足而履其朝。陵迟至于元、成，朝无重臣，养成王氏之祸。故莽以斗筲之才，济之以欺罔，而士无一人敢指其非者。
按苏氏之论，汉之用人，首推高祖，次则文、景；武帝委任霍光，“翊昭建宣”，尚属知人善任。至于宣帝，虽“明察”而性“忌克”，鲜容“高才之士”，以至祸延元、成，“朝无重臣”，追根溯源，宣帝一朝用人之失误，及晚年重用宦官与外戚许、史及王氏，实启西汉后期外戚专政之始，最终酿成王莽代汉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