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仲则一生漂泊不定，半是被迫，半是自愿。他这一生，始终于动荡中求平衡，于不安中求安稳。
乾隆三十八年，他在家度过除夕后不久，即动身游扬州。说他在家待不住，可是半点都没冤枉他。
他需要逃离，他已经习惯了游子的身份，习惯用远游来疗伤。即使远方依然荆棘遍地。
仲则写扬州的诗，不写扬州繁华，反写扬州暮气沉沉，中有“但闻花叹息，似有鬼清歌。城郭黄流近，楼台暮气多”之语，此乃典型的黄仲则式的幽苦语。那花啊，开时似欲语，谢时如有思。那流水近城郭，静得好像被贴了一层金箔。
这座城，他来了又去，留下许多不为人知的旧事遗憾。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到扬州的人。扬州这城市，繁华胜景时有人赞叹，兵连祸结时亦有人嗟叹，它明明是真实的，可偏偏像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
累生累世，累世累劫，城市和人一样，红尘辗转的记忆太长，已叫人无从说起。
当时洪亮吉人在扬州，仲则去与他相见，之后又分开，遂有了这首《别稚存》——莫因失路气如灰，醉尔飘零浊酒杯。
此去风尘宜拭目，如今湖海合生才。
一身未遇庸非福，半生能狂亦可哀。
我剩壮心图五岳，早完婚嫁待君来。
赠别诗是古典诗歌的一大门类，传世之作太多，到了清代，大抵很难出新，但仲则的诗，因其剑胆诗魂，苍凉沉郁直逼前人，仍有可读之处。他与离愁似有宿命般的关系，而离愁在生命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常和辗转。
与写给别人的留别诗不同，他二人是“话到雾重月斜，亦不厌倦”的生死至交，有许多衷肠可以坦然相对，有许多心事可以直言不讳，省却了虚言恭维，反而更见情真。他诗中最后说“早完婚嫁待君来”，似在托孤，仲则殁后，他儿子乙生和女儿的婚配问题，都由稚存一手操办。
仲则看稚存亦如是在看自己，写给他的诗，一如写给自己。他这个人，要彻底没有伤感几乎不可能。幸好哀而不伤的质地，神接古人的气韵，时时跌宕地着眼古今的豪情，减弱了主题的重复和贫薄。
“莫因失路气如灰，醉尔飘零浊酒杯”，入眼即叫我想起杜甫的《登高》：“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将过往烧成烈酒，酒壮肝胆，杀烦恼敌，一贯喜于言愁的他，翻了前人悲意，不再拘于愁苦，转为对世相的思辨，倒是十分难得。
但此诗苍凉的基调、沉郁的颜色，并未减退。如寒冬之水，缓缓地渗入人心。
一想起他的《少年行》——“男儿作健向沙场，自爱登台不望乡。太白高高天五尺，宝刀明月共辉光”，仍旧唏嘘。
不知怎地，我读他的诗有一种感觉，感觉岁月的锐箭插在他体内，不能拔除，这不能愈合的伤口始终干扰着他的前行。
一树花开，一地苍凉，少年时那种视功名如探囊取物的豪气已悄然隐遁，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渐被催逼成心意阑珊的“中年”。
唯一值得庆幸的收获是，他对人生和现世有着异于常人的体悟和识见。他有了主动避世的态度，也有入世求全的愿望。这种可进可退的人生态度，在以前是模糊的。所以他才会对稚存说：“此去风尘宜拭目，如今湖海合生才。一身未遇庸非福，半生能狂亦可哀。”
这话是对稚存的鼓励，亦是自省，却不再是一味地怨天尤人。此时他如老眼阅世之人：这盛世不是人人可依，这些年来，他和他为人幕僚、为人塾师，蹉磨至今，仍无出路。
差不多每年都要遭受一次落第的打击，而其余的日子，则在失望的沮丧和奋斗的茫然中度过，不断地东奔西走。这惨淡已极的生活，或许只有靠李太白的诗来自我安慰了：“宾友日疏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
写到这里，我想起晚仲则一些的著名诗人龚自珍（字定庵）。毫无例外的，我也学过他的《病梅馆记》，也曾被他的《己亥杂诗》激荡心怀。隔了这些年，再谈他时，却是冷静了，能看得到他才识过人之处，却也见得到他性格之狂诞不经。
龚的诗文，词章瑰丽，声势夺人，开阔、峻烈处不减唐人气象。有一个算一个，自仲则而下，他的诗，算得清诗中的翘楚，亦是“才子诗”的典型代表。比仲则更胜一筹的是，他对国事颇有识见。
同为狂生，与仲则的出身寒苦、家徒四壁不同，龚定庵是一个出生“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世家公子。
龚自珍的祖父及叔祖、父亲和叔父都是两榜进士出身，龚氏一门在北京政坛留下三个佳话：其一，龚自珍的祖父兄弟二人同朝为官，时号“二龚”；其二，龚自珍的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军机处章京，即军机大臣的助手，有“小军机”之称，有清一代，父子二人先后同为军机处章京的，此为第二例（第一例子是乾隆朝的富察氏傅恒父子）；其三，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兄弟二人也是同朝为官，又同时做过主考官，风光一时。
父族已是如此显赫，母族又岂会失色太多？龚自珍母亲段驯是著名小学（古汉语指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段玉裁是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当时主流学派乾嘉学派的大师、学术界的泰斗，其积三十年功力所著的《说文解字》，标志着中国语言的研究已进入近代语言的革命阶段，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一方面，龚自珍要承续父亲一族仕宦的传统；另一方面，他需要维护母族的清流名誉、家学渊源。幼年，父亲龚丽正承担了启蒙教师的职责，给龚自珍讲授《文选》。到了十二岁，段玉裁亲自给龚自珍讲授《说文解字》，让龚自珍受用终生。
出生在如此优渥的家庭环境中，受到良好的教育，被众人寄予厚望，自幼才华过人的龚自珍，理所当然，自信满满地觉得前途一片光明美好。
他是有理由自信的，因为他的外祖父段玉裁评断他的文笔，用了一句：“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
段玉裁如此夸赞自己的外孙，自然不乏提携的意思。不过，老眼阅世的段老，还是对龚自珍的前途表示了一定的担忧，他对龚自珍说，希望你能成为一名大儒，不要做一位大名士。
当时的另一位大儒王芑孙，看到龚自珍的诗文后，不留情面地批评这位名门之后。王老先生说，你诗中有太多的伤时之语、骂座之言，一个真正的大家是不应该如此的！你嘲笑一般人蝇营狗苟、胸无大志，但不应该认为别人一无是处。凡高谈阔论之人，都颠沛而终，没什么好结果；乡愿小民虽终生无大成就，但是能保全自己，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恐怕连这点都做不到！我宁愿你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乡愿”，也不希望看到你成为一个与世格格不入的“怪杰”……应该承认，这两位老人家都是睿智而有预见力的，他们的论断，成了龚自珍一生挥之不去的谶言。龚自珍既没有沿着外祖父弘扬光大的朴学路子走下去，做一个学者，也没有官运，在日复一日的失落中，成为一个桀骜不驯、狂歌当哭的名士。
龚定庵曾自嘲“著书都为稻粱谋”——他和仲则同样不善经营生计之事，虽然是官宦子弟，名满天下的诗人，却生活拮据，屡屡面临断炊之忧。在科举之途上，他和仲则大概也可以引为难兄难弟。
两人都是少负才名，却又都是从十九岁踏入考场，一路灰头土脸，饱受屡战屡败打击的失意之人。
龚定庵足足考了八年，直到二十七岁时，才考中举人，又熬油似的考了六次，终于在十一年后，三十八岁时，才考上进士，被赐“同进士”出身。不是正榜进士出身就无缘得进翰林院，不能入主权力中枢，也就无法再延续家族的辉煌，此乃他毕生大憾！
一生南来北往，到头来始终受困于科考和官场，虽然诗名扬天下，挫败感却一直在他心头萦绕。1823年，龚自珍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已感到命途多舛，时运不济。他在《漫感》一诗中写道：“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尽负狂名十五年。”
这叹息，是否似曾相识？这萧瑟心意，和仲则何其相似？和仲则一样，长期积郁的才气和怨气，让龚定庵开口就语惊四座，下笔就生出风云气象。其实说穿了，世上的失意才人，感慨大多大同小异。
要说有区别，那就是名士龚定庵在任性使气的狂傲之外，更多了一层睥睨天下、目中无人的自负，这是寒士黄仲则所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