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
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
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
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元·张可久《人月圆·山中书事》
【壹】
时光退回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崇祯亲自鸣钟召集百官。此时是真正的兵临城下，不是烽火戏诸侯啊，大明朝面临着灭顶之灾。
可是，悲情皇帝朱由检得到的却是和周幽王一样的待遇——无一人至！试想太和殿殿中空空荡荡，朱由检寡人独坐、远眺。大殿依旧空旷，身下御座冰凉，广场上再不会有鱼贯而入等待朝觐的百官，他们默契地弃他而去，身后“建极绥猷”的匾额是一个昭彰险恶的笑话。
——说什么上承天意，下顺民心。平日里称孤道寡，大难临头，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不是荒淫无道，丧了民心，他是生不逢时，力不从心。
“时运不济”这个词用在别处犹可，用在皇帝身上总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上天和大明王朝开了一个不小的笑话，明朝最勤政的皇帝（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外），偏偏出现在它日落西山，行将就木之时，从朱由检开始往前数，朱家儿郎怠政，种种举动荒唐，个性爱好之极品，实在是叹为观止，超乎想象。
崇祯战战兢兢，从皇帝哥哥朱由校手中接过皇位。登基十七年来，心知国势式微，内忧外患，是以兢兢业业，不敢怠慢。似他这般才干的人君，如果出现在明朝中期，以其的刚毅勤勉，纵不能开疆辟土，做一个中兴守成之君，当是不在话下。
奈何，国运已被他的前任们挥霍败光，任他如何励精图治，明朝气数已尽，势不可挽。李商隐有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再往前的列祖列宗不消历数，崇祯的爷爷明神宗万历，就是熠熠生辉的一朵奇葩，怠政且不提，他还是少见的守财奴。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激起民愤，为明末的起义埋下深重前因，客观上也阻碍了新兴工商业的发展。
一国之君不见朝臣，没事就守着他心爱的郑贵妃躲在宫里数银子。夫妻俩合计着为爱子福王敛私财，为此跟大臣斗智斗勇。皇帝大人让宁愿私房钱烂在皇宫内库里，挖个大坑埋着，每天临睡前去看一眼，也不愿拿出来支援国政，救济百姓。跟努尔哈赤打仗，军费不够，大臣建议他开内帑，神宗皇帝毫不委婉地拒绝。
神宗长子，光宗朱常洛，好容易熬到正大位，即位一个月即病逝，病逝的原因与沉溺女色密切相关。光宗之后即位的熹宗，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葩，杰出的木匠皇帝。
从杀人狂，到暴君、顽童大将军、道士、守财奴、木匠，朱元璋的基因在后世子孙身上发生裂变，年岁愈久愈让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历朝历代的宫闱都不太平，然，以明朝的宫斗与国政牵涉最深。人言唐朝多女祸，前有高阳公主，后有武后，继以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
在我看来，明之女祸动摇国本，贻害尤甚于唐，且段位太低，令人哭笑不得。明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宠妾辱妻，宠妃夺嫡之事此起彼伏，至万历、泰昌两朝更登峰造极，接连发生了“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史称“明宫三大案”。
不幸的是，这三件要案都发生在同一个人——朱由校、朱由检兄弟俩的父亲光宗朱常洛身上。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直闯大内，进入东华门，一直闯到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见人就打，后被内监捕获，幸未伤及太子。事件发生之后朝野震惊，举朝大哗，舆论指向牵涉极深的郑贵妃，郑贵妃见势不妙，急向皇帝求援。
万历一力为爱妃开脱，软硬兼施暗示太子不要追究，不惜打破多年与外臣的友好局面，与太子出来面见大臣，联袂上演了一出“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外人勿忧”的戏码，看得群臣目瞪口呆，哑口无言。国之储君，深居内廷而遇袭，几乎命丧狂徒棍下——此等关乎社稷的要案，放在哪个朝代也没有理由轻言放过，而在万历朝，最终仅以处死主犯和几个涉案的内侍而草草了结，不再追究。
后面两案更匪夷所思。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万历帝沉疴不起，撒手人寰。八月初一，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
为使光宗摈弃前怨，封自己为皇太后，郑贵妃竭力笼络光宗宠爱的西宫李选侍，令其代为进言。两个有心机的女人一拍即合，合谋太后和皇后之位。郑贵妃精心挑选了一批珍奇珠宝和好几位能弹会唱、婀娜多姿的美女献给朱常洛，朱常洛欣然笑纳。
金银珠玉，声色之娱，加上西李从旁美言，光宗很快就将杀身之祸以及母亲王恭妃多年以来因郑贵妃所受的冷遇和折磨抛之脑后，兴致勃勃地准备册封西李为皇后，尊郑贵妃为皇太后，后因遭到大批官员坚决反对才作罢。
朱常洛是个苦孩子，含辛茹苦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登基即位。胆战心惊，朝不保夕的日子过惯了，一朝没了拘束，便如穷人乍富，纵情声色，沉湎女色，登基时身体无碍，不日“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
说他累着了，我信，要说他是忧心国事，以至于龙体欠安，我是抵死不信的。首先，以朱常洛同学历年来的表现，实在很难让人相信他对国事有多深的忧虑，以至于忧虑到病重的程度。
说句刻薄话，老朱家的孩子不具备那种忧国忧民的素质；其次，登基之初，先君之丧，紧临着新君即位，一连串大事，按部就班处理下来，礼法冗繁，就算再有想法作为的皇帝，精力亦难兼顾；再次，治大国如烹小鲜，初掌国政，一切尚在了解和熟悉之中，以朱常洛的智商和情商，不可能立刻做出什么实质性的部署。
即使不是医生，我也能猜到，光宗生病的主因是因身体底子差，骤登大位，难免有大喜大悲的情绪起伏，紧接着又纵欲过度……假如，又碰巧遇上别有用心的御医……几下里交错，焉能不坏事？
光宗患病之后，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朱常洛服药之后腹泻不止，卧床不起，不能视朝。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人，现在光宗被他治得病势沉重，朝臣们闻知此事，联名上书，指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包藏祸心，欲置皇上于死地。实而言之，这样推断和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郑贵妃惑乱后宫，干涉朝政的劣迹由来已久，万历、泰昌两朝的几大政治事件，国本之争、福王就藩、梃击案、移宫案，她或为主谋，或是同谋，即使不是暗中指使，也少不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绝对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
自万历十年（1582年）入宫，位列九嫔开始，被封为淑嫔的郑氏就遇上一生对自己百依百顺的男人——明神宗朱翊钧。是前世的因缘也好，是后天的努力也罢，从此以后，她宠冠后宫，凭自己的艳美聪慧、机警阴狠斗败了后宫所有的女人，将皇帝收入彀中。无论是位份高于她的王皇后，还是生了皇长子的王恭妃，都在她的打压下郁郁而终。
以感情，才智，美貌论，郑氏当之无愧是神宗的佳偶。如果她顺理成章成为皇后，她所生的皇三子福王朱常洵理所当然继承皇位……如果大臣不那么古板，不坚持立长立嫡的祖法，如果皇帝也不是那么固执的话，也许，明朝的历史将被改写……只可惜，历史是既成事实，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郑贵妃在后宫翻云覆雨，用尽心机手段，斗完内廷斗外朝，堪称女人中的战斗机。可惜，她与皇帝联手亦不能扭转局面，达成心愿，没能如愿将儿子送上皇位，自己更是与皇后之位失之交臂。
郑氏堪称后宫之中，费尽心机始终与皇后之位咫尺之遥的典型代表。回头再来看这个光宗，真是极度不适合当皇帝的人，太平年月承祖荫，当个糊涂王爷了此余生也就罢了，做皇帝绝不是那块料。有种秉性是记吃不记打，给点好处就感恩戴德，说好听点是宽宏大量，说难听点就是缺心眼。
且不论母妃受辱多年，在景阳宫中哭瞎了双目，临死时执手相看泪眼的凄凉，朱常洛自己多年受父王冷落，皇储地位几次受到福王威胁，尊严扫地。归根结底都是郑贵妃从中作梗。
现在，他转头就和仇人和好如初，还要封人为皇太后。既往不咎也该有个底线，宽宏大量也不是这种大法，以朱常洛的懦弱无知、软弱糊涂，能有惊无险活到成年已经是侥幸又侥幸。这种人，养虎为患，今日不死，来日亦无多。
这种人能登基为帝，真是天要亡明，其势已显，不可挽回。御药房首领受责，众太医束手不敢出头。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光宗病急乱投医，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光宗命其速速进药。诸大臣因李可灼非医官，亦非知药知脉者，再三劝告皇帝慎重用药，光宗则不断催促制药。
到日午，李可灼进红丸一粒。光宗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称赞李可灼为“忠臣”。
惴惴不安的大臣们等候在宫外，直至宫内太监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们才心头稍安。
未几，至下午，李可灼复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光宗驾崩。此时，距离他即位才29天。
对李可灼究竟该如何论处，大臣们意见不一，一直争了八年，“红丸案”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要说这一帮大臣和后面的儿皇帝都很糊涂，不该民主的时候瞎民主。李可灼药死先君，无论怎么算都难逃罪责。
即使算作医疗事故，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也该禁闭终身永不叙用，早早发落了，绝了众议才是，怎么能留做口舌之争？最神奇是，李可灼在魏忠贤掌权期间居然能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可见熹宗受阉党佞臣蒙蔽之深。
即使不论其他综合因素，以人君的个人素质来论断，明朝不亡也是天理不容。倒霉太子、短命皇帝光宗薨逝后，余波仍未平息。光宗宠妃李选侍（西李）挟持太子朱由校，盘踞乾清宫不出，以此要挟朝臣，以期达到位尊太后、干涉朝政的目的。左光斗、杨涟等大臣据理力争，与太监王安里应外合，将朱由校接出乾清宫，脱离西李掌控，后又在文华殿紧急升殿，接受百官朝拜。朱由校被迎入别宫暂居，由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保护其人身安全，议定于六日举行登极大典。朱由校登极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西李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内阁诸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移出。王安亦在乾清宫内力驱，一面，人质走脱，另一面，谈判破裂，大势已去的西李只好搬离乾清宫。
朱由校登上皇位，是为熹宗。事后，熹宗仍奉西李为康妃，“移宫案”至此方告一段落。
这场鸠占鹊巢的谈判让人啼笑皆非，西李一个妇道人家，手中无兵无权，仅仅是盘踞着乾清宫，就能和大臣胡搅蛮缠这么久……明朝如此标榜礼法的朝代，能生出这样的窝囊闹剧，除了一声叹息，真不知作何评论。
史学家常言，明之败亡始于正德、嘉靖，显于万历，实质上，绝少不了光宗、熹宗，强大而光荣的继承和推动。
【贰】
朱明碧落，日月昏沉。朱常洛即位，仅仅是丧钟敲响的第一声。大明朝病入膏肓，日薄西山，反观，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悍族女真则生机勃发，野心勃勃。
明朝时期，女真分化为三部，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部中以居于辽宁的建州女真文明程度最高，彼时在首领努尔哈赤的带领下，统一了女真各部，自立为汗，国号金。
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即猛安谋克制，实行兵民合一的政策，以七大恨誓师讨伐明朝，秣马厉兵以图中原。
清朝草创之时，一代更比一代励精图治，他们最后能定鼎中原，不是没有必然原因的。
不得不提的是明朝对储君、皇子的教育，失败得一塌糊涂。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手握重兵镇守各地，以为天下为一家人之天下，必能固若金汤。他忘却了权力野心会让人忘却所谓的亲情和道义。
藩王手握重兵，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一旦藩王势大，国君式微，必将出现臣夺主位的悲剧，周朝分封制导致诸侯割据，汉朝血淋淋的前车之鉴他是一点也没有吸取到。
朱元璋高估了自己设计的制度，低估了遗传基因的力量。果然祸起萧墙，帝位传到第三代朱允炆时，发生了“靖难之役”，身为叔叔的燕王朱棣起兵谋反，将建文帝赶下台，自己当了皇帝。
明朝皇帝普遍短命，好几个还无后。今日不知明日事，帝位更迭的频繁让人措手不及，眼花缭乱，皇子们岂能受到完备良好的素质教育？
大臣们在一次一次的政治斗争中被迫学得精乖，忙着站队，忙着党争，渐渐君臣离心，臣民离心，吏治黑暗，争斗不息，国势江河日下。
光宗朱常洛因生母卑微，神宗独宠郑贵妃及其子福王朱常洵的缘故，一直不为父钟爱。太子当得有名无实，艰险重重。他的儿子们也因此备受冷落，在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情形下成长。
崇祯帝朱由检的哥哥、光宗的长子熹宗朱由校，自幼起被皇家纷争耽误成个半文盲，即位之后只知埋头做木工，宠幸奶娘客氏，纵容魏忠贤，阉党横行到无法无天的程度。
晚明这一段历史，写得我摇头、叹气、骂娘，几欲弃笔。这是明朝历史上最荒诞最暗无天日的一段统治时光，又何尝不是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一幕闹剧！
明朝皇帝普遍长于妇人之手，一生不爱出紫禁城，出去也没好事。绝对的尊崇造成了绝对的专制和昏聩。帝王的孤独在于相信的只有权力。为了牢牢把握住仅有的立身之本，在情感上，只有选择依赖身边的人，在制度上以科举八股来控制麻痹天下士子，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设立锦衣卫、东西两厂等特务机构来控制臣僚。在外戚和宦官之间获得微妙的平衡，需要为君者有很强的制衡能力。遗憾的是，朱家儿郎普遍缺乏这种素质和能力。明之阉祸甚剧，追汉超唐，到达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至于我们现在提到阉祸，第一时间会想到天启朝的魏忠贤，可见其人之贡献突出，臭名之昭著。在魏忠贤“一阉致党”力拔头筹之前，明朝宠幸宦官致祸的历史已蔚为可观，王振、汪直、刘瑾，无一不是祸乱朝政，只手遮天的混蛋。史载：“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魏忠贤能拥有如此大的破坏力，绝非因他有过人之能，过人的野心。这厮连枭雄都不是，只是个文盲，一个会投机的泼皮无赖。根本原因，是为君者的昏聩，以及制度本身从里到外的溃烂。
阉党为祸，亦证明大明王朝从里到外，烂到了体无完肤、无药可救的程度。曾经强大到击溃世界征服者（蒙古铁骑）的明朝，却因为腐败至极的制度，因为太监而走向衰微，直至覆灭。
光宗朱常洛跟他父亲其实是一丘之貉，本性都很薄情寡恩，倾心的都是善于逢迎、心机深沉的女子。
纵观熹宗朱由检的一生，从降生伊始，就与忧患同在。朱由检幼年并不幸福，他的生母是低等婢妾，生子而无宠，获罪，被下令杖杀。随后，朱由检交由庶母李选侍（西李）抚养，以西李之刻薄，朱由检的际遇可想而知，数年后改由另一庶母东李（庄妃）抚养，东李为人宽厚仁慈，朱由检的际遇得以稍加改善。
不同于哥哥对阉党的盲目宠幸，皇子朱由检未分藩前在宫中目睹宦官种种骄横跋扈、目无尊上的行径——他视之为慈母的庄妃（东李）郁郁而终，已足以令他刻骨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