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咸丰逃往热河，将恭亲王奕訢留于帝都与洋人斡旋，恭亲王临危受命，幸不辱命。后人不免感慨，若当初由精明强干的恭亲王奕訢即位，或许大清国运不止于此，后来亦无两宫垂帘，西后慈禧专擅祸国，晚清，乃至整个近代的历史都将改写。
但在当年，道光帝有他的考量。六阿哥奕訢精明强干，在他看来却是城府不足。四阿哥奕詝遇事谨慎，喜怒不形于色，在他看来正是老成持重，足堪大任。他诚然喜欢、疼爱文武全才的六子奕訢，内心深处真正信赖，寄予厚望的却是四子奕詝。
再者，四阿哥奕詝的生母是孝全成皇后，道光帝一生最钟爱的女人。钮钴禄氏，道光二年（1822年）封为全嫔，三年封为全妃，五年进为全贵妃，十一年生四皇子奕詝（咸丰帝）于圆明园湛静斋，十三年，因孝慎皇后过世，六宫无主，全妃晋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十四年册立为皇后，谥为孝全成皇后。
《清宫词》中有诗赞她：“蕙质兰心并世无，垂髫曾记住姑苏，谱成六合同春字，绝胜璇玑织锦图。”道光帝赐号为“全”，可见对其之满意，可知其才貌双全。她与道光帝的感情也颇有为人称道之处。
道光年间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孝全皇后支持道光帝改革吏治、禁烟等举动，惹来杀身之祸。
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年33岁的孝全皇后死于宫廷家宴，暴卒于东六宫的钟粹宫中，是为道光年间一大宫廷疑案。此为宫闱秘事，道光帝明知祸端为何，祸首是谁，碍于当时宫闱与外朝局势错综复杂，亦只能饮恨不言。这是他一生最深憾事。
《清宫词》咏孝全其二云：“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杯鸩毒兆当筵，温成贵宠伤盘水，天语亲褒有孝全。”孝全皇后无论身前死后都极受道光帝爱重，这份深情，爱屋及乌，惠及了他们的独子奕詝。
有人说，道光帝在清朝诸位皇帝中，无论资质还是才干都是平平，不幸却赶上国运由盛而衰的多事之秋，忧患日深，力有不逮。如果嘉庆年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挨到道光年间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
奕詝和奕訢之间争夺嗣君的暗战，虽不似康熙晚年九王夺嫡那般血腥，却也是暗潮汹涌，寸步不让。道光帝临终前留下“一匣双谕”，可谓用心良苦，借此调和兄弟二人的矛盾，希望他们能体察“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古训。以奕詝为人主，奕訢为股肱大臣的搭配，恐怕也是这位命不久矣的老人自以为能做出的最“绝佳”的安排，以期兄弟二人能共同应对日后错综复杂的局面。
这兄弟二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和日后的龌龉均为道光帝所难料。
封亲王是遵皇考遗命，这个“恭”字却是继承大统的咸丰苦心钦赐，以示恩赏和告诫。咸丰对奕訢心存忌惮，赋予他闲差，结结实实让他坐了三年冷板凳，直至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李开芳的部队已进逼直隶，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咸丰才任命奕訢为署理领侍卫大臣，处理京城巡防事务，恭亲王奕訢处理防务井井有条，颇得赞许。咸丰又下圣谕，令奕訢入值军机。恭亲王奕訢才干彰显。他审时度势，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军政的政策，起用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一系列将领，鼎力支持湘军、淮军的筹建和发展，如此一来，湘军、淮军迅速发展壮大，同时，以海关关税做担保，大量购置洋枪洋炮，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太平军的困局，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对太平军的战事节节胜利，恭亲王功不可没，声望日隆。此时正值兄弟二人政治上的为数不多的蜜月期，咸丰帝就势卖了个人情，传谕下去：“恭亲王战事有功，着宗人府从优议叙。”
这“从优议叙”人情不小，就是让宗人府组织宗室本家坐在一起为奕訢论功评赏。虽然赏什么最后仍是由皇上说了算，但这份殊荣，却是连开国摄政王多尔衮也未享受过的。年轻而又大权在握的王爷便也如当年的多尔衮一般，踌躇满志，飘飘然了。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他在为生母讨封的事情上矫旨而行，惹得咸丰翻脸，撤销他的差事，返回头又做了清闲王爷。整个咸丰朝，除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日后与英法联军谈判，这样兵临城下不得不用他的时候，奕訢几乎没有受重用。
奕訢忘记了，纵然这在位的皇帝才干不及他，见识不及他，气魄不及他，却依然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只要皇帝存了整人的心，那还是很容易得手的。
奕訢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在道光年间被封为静皇贵妃，摄六宫事，实为后宫之主。惟道光帝心念着早逝的孝全成皇后，一直不肯再立中宫，她的名位也就始终距离实际上的皇后名位有一步之遥。
奕詝自幼随母居于钟粹宫，孝全皇后薨逝时，奕詝才九岁，皇命交由静皇贵妃抚养。静皇贵妃由永和宫转居于钟粹宫，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才离开钟粹宫，移居供太妃养老的寿康宫。
奕詝在钟粹宫中居住了17年，对此很有感情。即位之后，他将自己当皇子所居的钟粹宫赐予孝贞皇后钮钴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作为寝宫。初时奕詝与奕訢年龄相仿，同在上书房读书，感情深厚，如同胞兄弟一般。但长成之后争夺皇位，暗成敌手，很难不生嫌隙。在咸丰帝的角度，一方面生母含冤九泉，都未及享受到皇太后的尊号，为人子的难免心有憾恨，他自然明白道光帝的心意，先皇生前都不封静皇贵妃为后，且临终前的安排亦表明在他心中，静皇贵妃终此一生是妃，而不是后，今时今日的自己又何必越俎代庖，多此一举？
另一方面，他自觉仁至义尽无可挑剔，咸丰即位之后即尊静皇贵妃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效道光朝成例，奉养先帝侧室又非生母的博尔济吉特氏于绮春园寿康宫。
咸丰帝以道光帝侍奉孝和太后的方式来侍奉皇考康慈太妃，而探病问安，又无异于亲子，在他看来，他的所作所为已经逾制，给她提供了皇太后的生活条件，足够表现诚意，报答养母的抚育之恩了。
自己的做法无可厚非，为何奕訢还居功自傲，得陇望蜀，不知进退？对这个弟弟，他有一腔怨愤，实难忍下。
从奕訢的角度，在其母临终之前完成她的心愿，为母讨封的事又不得不为，此乃他为子的一片孝心。博尔济吉特氏在宫中耗尽一生青春心力，甘苦自知，论功劳苦劳也够得上一个虚无缥缈的封号。
为母争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既是他今时今日权势地位的体现，也是对一个后宫女人地位的盖棺定论。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皇太妃病笃。恭亲王几次讨封，咸丰帝都不置可否。
一日，咸丰帝入寿康宫问安，路遇恭亲王，遂问病况。恭亲王跪泣回奏：“额娘病危，若再不封皇太后，将死不瞑目矣！”咸丰帝不便多言，随口应了两声：“哦，哦。”恭亲王借自己军机大臣的身份，到军机处传谕，令礼部准备册封皇太后典礼事宜。此等“圣意”一经散播，咸丰帝骑虎难下，只好封博尔济吉特氏为康慈皇太后。
事后，察觉被算计的咸丰帝不是不恼火的。他对这位敢僭越的弟弟的报复来得也快，先是在博尔济吉特氏丧礼之际，以“恭办丧仪疏略”的罪名降下谕旨，剥夺奕訢主理丧事的权利，再来就是在六天后降下严旨申饬，将遵父命封奕訢亲王的始末，存档入牒，昭告后人。这番羞辱，不是不重。
此后奕訢又坐了六年冷板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驾崩，临死托孤，遗命立独子载淳即位，令肃顺等为顾命八大臣，辅佐载淳。作为近支亲王的奕訢反不在顾命之列，被排斥在最高权力决策圈之外。直至“辛酉政变”成功后，两宫回銮，改年号为同治，恭亲王被封为议政王，才重返权力核心。
【肆】
咸丰帝逃往热河，娱情酒色以自戕，亦是千万个不得已。咸丰年间江南未平，山东战端又起，域内未弭，夷人又至。嘉庆以前，只有边陲的鳞甲之患，传至道光，也不过是英夷为了鸦片逞凶，哪像这几年内忧外患，纷至迭起，不独东南半壁糜烂，甚至夷人内犯，进迫京师，不得不到热河来避难。
他所面对的，一一均是前人所未曾遭遇过的艰难困境。京师既破，城下之盟，咸丰所肩负的责任和担当的骂名亦是前所未有。
内忧外患，咸丰既无力挽狂澜，内心自责，秉性体质又孱弱，遂于盛年而亡，他临终前的安排不可谓不周详，既封了八位顾命大臣，亦称“赞襄政务大臣”，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印玺赐给皇后和懿贵妃，以二玺代替朱笔。诏谕，凡日后辅政大臣所拟上谕，必须前后加盖这两方印章才能奏效。
鉴于康熙年间鳌拜专权的先例，咸丰帝此举，意在使双方相互牵制，望他们同心辅弼，图一个江山稳固，却不料遗下日后争权的祸端。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慈禧不甘受制于人，联合在京蓄势待发的恭亲王等，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翦除了顾命八大臣的势力。
究其本质，“辛酉政变”是清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事缘于帝允贵族同宗室贵族的势力角逐。两宫皇太后特别是西后慈禧，联合了帝允贵族的势力，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政变的真正的起因是君权与相权的冲突，它成功的结果是造成了清朝政治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
“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訢被加封为议政王，同时身兼领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数项要职，权倾一时，犹如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局面再现，此时的风光实不亚于彼。
两宫太后为笼络恭亲王，将其长女收入宫中封为“固伦荣寿公主”。固伦为满语，意为“天下、国家、尊贵”，固伦公主是清朝公主的最高等级，一般只有皇后所生的女儿才能册封为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之女只能封为和硕公主。
但也有例外，比如乾隆帝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淳妃所生），咸丰帝唯一的女儿固伦荣安公主（丽妃所生），是受到皇帝的特别宠爱才获此封号。
亲王之女被封为公主的最高等级，是特例中的特例。对恭亲王而言，此等恩遇风光，也是一时无两。
与顺治年间的不同在于：此时既由帝允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
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恭亲王联合主政，后期才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同治年间，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后的四年中，是奕訢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他处于政治生涯的巅峰，年轻的慈禧羽翼未丰，仍需借重恭亲王等亲贵的力量来平复众议，应对局面。辛酉政变后未大肆株连政敌。叔嫂二人配合默契，任用能臣，打造了“同光中兴”的局面。
公平地说，此时的恭亲王若存了篡位私心，取而代之，也不是全无可能。身为晚清洋务派的核心首脑，清朝权贵中少有的清醒之人，奕訢确实雄才伟略，见识过人，能够顺应时势，知所进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