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韦路是英国剑桥的一条街，英国的精英大多来自这里。哈韦路假设是指政府由这样一些一心为公的精英所组成。借助于政府干预消除市场失灵，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观点正是以这一假设为前提的。
但是，政府纠正市场失灵中的种种失误使人们对哈韦路假设发生怀疑：领导政府的精英真正是毫无私心地为社会服务吗？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以公共选择理论解释这一问题，提出了政府失灵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过程的。这种理论首先否定了哈韦路假设。认为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参与活动的所有人，包括那些精英政治家在内，都是利己的经济人。他们的利己心并不会因环境而改变。利己的经济人是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的主体，现代社会的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是一样的。在政治活动中，民主制度就是市场制度，政府是企业，政治家是企业家，选民是消费者，议员是选民的代表，选举制度是交换制度，选票是货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消费品。
但在政治过程中，选民往往是理性无知的，即他们不可能花费大量时间与金钱收集信息作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在代议制民主下，政治家可以以自己的信息和声望左右选民作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选民的决策。这时政治家以利己的原则行事，政府的行为就不一定符合社会利益。
当提供公共物品成为政府行为时，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就要使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是符合社会利益的。但公共物品的供给是由选民（及其代表议员）和政治家在政治过程中决定的。在代议制民主之下，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优的。
假定一个国家为了保卫国防需要5套反导弹系统。换言之，购买第5套反导弹系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即国家安全增加的程度）相等。这时实现了公共物品的资源最优配置。但是直接决定购买多少套反导弹系统的是政治制度。最初提出购买反导弹系统的是国防部官员——比如说，国防部反导弹局的局长。该局长做出购买决策的目标并不是社会利益最大化，而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的个人利益在于他的权力和掌握的经费的多少。反导弹系统越多，他的权力和经费就越多。所以，他的利益在于购买更多的反导弹系统。当然，他的行为要受到选民的制约，在代议制民主中，由议员代表选民行使民主权利，购买反导弹系统的计划要得到议会批准。
如果议员对该局长的制约有力，他就只能按最优原则购买5套反导弹系统，但如果制约无力，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在代议制民主下，制约是存在的。如果议员允许该局长随心所欲地购买反导弹系统，选民最终会把议员选下去。但制约并不是强有力的，因为官员与议员和选民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议员和选民并不能准确地知道需要多少反导弹系统。官员可以运用自己对国际形势和反导弹系统重要性的信息来游说议员，也可以通过舆论来左右选民。议员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很可能被官员说服，同意购买第六套反导弹系统。这时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就不是最优了。这可以解释许多国家和平时期国防开支剧增的原因，也可以解释政府开支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严重的原因。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努力，例如提供公共物品、消除外部性以及对垄断进行管制的努力，往往不是实现公共利益，而是成为官员与政治家牟取私利的方法。美国在取消管制之后，有些垄断行业的利润反而减少了。例如，在60年代（1962～1969年），受管制的民航与公路运输的收益率为12.8%与13.6%，70年代（1970～1979年）取消管制之后反而分别降为3%和8.1%。这说明，政府管制部门不是为社会利益管制垄断企业，而是出于私利被垄断企业“俘虏”了。其原因一是政治家无非也是利己者，哈韦路假设破产了；二是现行的代议制民主并不完善，对利己的政治家缺乏真正有力的制约。消除这一问题的出路不在于改变政治家的利己心，而在于民主制度的改革。
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这些问题引起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要靠政府干预来解决。但哈韦路假设的破产和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又产生了“政府失灵”。经济学家面临一种两难处境。这是现代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只能在这种困境中找出一条折中之路。两相权衡，取其利多弊少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