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格曼先生是马克思的朋友。他的夫人想读《资本论》，马克思建议她先读第八章《劳动日》。读完《资本论》之后，我才领悟到马克思的良苦用心。
与《共产党宣言》中尚有对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的赞美不同，《资本论》是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及其根源的。《劳动日》一章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种种劣行。读了这一章从感情上对资本主义恨起来，才能理解全书的中心精神。如今，马克思所揭露的种种恶行在发达国家已经作为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但看了《南方周末》关于广东一些地方“血汗工厂”的报道，又勾起我当年读《资本论》的感觉。当然，这种现象不独广东有，在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难道向现代社会转化必然要经历这种痛苦吗？
马克思把这些现象归因于剩余价值规律驱动下资本家的贪婪本性，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对资本家的庇护、支持。但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的政府与贪婪的资本家毕竟不同，政府明白放任资本家这样为所欲为下去，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会毁灭。于是，在工人斗争的压力下终于通过并实施了“工厂法”。消除“血汗工厂”的方法不是靠资本家的良心发现，而是靠立法。
我们正在建立的是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政府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在制度和法律上不会允许企业剥削工人，甚至出现现代“血汗工厂”。
这类现象再多也只是个例。不过，即使是个例，也会破坏社会和谐，背离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因此，彻底消灭“血汗工厂”是迫不及待的大事。
无论有没有剩余价值规律在起作用，资本家（如今称为老板或企业家）的贪婪本性并没有变。这种本性是否可以得逞则取决于环境。我们的大环境是不允许他们那样做的，但出现“血汗工厂”的地方，小环境就不同了。“血汗工厂”的出现正在于某些地方官员的纵容与默许。
中国最早的“血汗工厂”出现在外资和合资企业中。当时，经济发展压倒一切，以种种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外资愿意到内地办厂是看中了这种种在他们国内无法获得的优惠。他们国内的严格立法和执法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到了中国，这一切约束都没有了，于是贪婪的本性得到任意膨胀，苛待工人，甚至让工人脱衣检查、下跪等事件层出不穷。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深恐得罪外商，外资撤走，故而不管不问。这种纵容，使外商更加胆大妄为。为了本地经济发展而以工人的牺牲为代价。这其中许多官员由于引进外资和经济发展而提拔，对于工人所受的苦难，一些人视而不见，这就有了示范效应。只要经济好，就可以“一俊遮百丑”。
私人企业发展起来之后，追逐利润的动机当然不会产生善待工人的结果。一些私人企业家并不知道长期激励该如何去做，只以周扒皮为榜样，用压低工资等血汗方法实现短期利润最大化。可以说，在没有任何外部限制的条件下，苛待工人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和今天企业家（或称资本家）的共性。地方官员无论是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良好愿望，还是官商勾结的共同利益，对工人的不幸遭遇并不放在心里，甚至把工人当成刁民。尽管政府也多次发文要求保护工人，在这些官员的讲话中“一个代表”亦叫得响，但只说说而已。这才使“血汗工厂”至今仍顽强地生存。
有钱的企业家和打工的农民绝对处于天然不平等的地位。有钱就有了强势的资本，加上官员的支持，更是强上加强。人数众多的无组织民工，难以保护自己。这种不平等是“血汗工厂”的基础。改变这种不平等状况，只有依靠政府和立法。从这种意义上说，政府要更多地注意保护弱势群体。“血汗工厂”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能否成为现实性，还取决于政府能否依法保护工人。
一些地方官员默许“血汗工厂”的存在是把发展经济与保护工人对立起来了。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靠资本，有大量劳动力的中国，劳动不是问题，这就是他们纵容企业家不公正地对待工人的根源。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而是在工人状况大大改善的“二战”以后。现在那些“血汗工厂”存在的地方，“民工荒”加剧，资本无用武之地，这说明，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工人的辛苦，资本无非是一堆到世界末日也生不出一个子儿的钱。企业家不克服周扒皮的做法，也是死日已近。“血汗工厂”苛待工人，最终也断送了自己。
“血汗工厂”的最后毁灭还要靠企业家认识到劳资之间一致的利益关系，但推动这种认识的还是政府与立法。没有保护工人的立法与认真执法，劳资关系的协调恐怕为时尚远。保护工人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有了这种认识，“血汗工厂”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