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独立性格的拉尔夫·瓦多·爱默生有一句名言：“要想成为真正的人，必须要做个不盲从因袭的人。你心灵的完整性是不可侵犯的……当你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想用别人的观点去看一件事的时候，你便有可能产生错误。”
这段话对喜欢强调“由别人的观点来看事情”以增进人际关系的人来说，无疑将产生强大震撼。
爱默生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要尽可能由他人的观点来看事情——但不可因此而失去自己的观点。”假如成熟能带给你什么好处的话，那便是无论遇到什么因素，都能发现自己的信念以及增强实现这些信念的勇气。
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常常会害怕自己与众不同……无论是穿着、行动、言谈或思考模式，都尽量与自己所属的圈子认同。家里有青少年的父母，最害怕听到这样的话：
“莎莉的妈妈都让她搽口红。”
“别的女孩像我这样的年纪，都和男孩出去约会了。”
“老天爷，你们要我当个老怪物吗？没有人会在11点钟以前赶回家的。”
……
小孩子一般都喜欢与同年龄的人做相同的事，他们很在乎朋友或玩伴对自己的看法。他们需要被自己的同伴接受——这是他存在的最重要证据。假如同伴之间的标准与父母的标准发生冲突，对他们也会造成极大伤害。对身为父母的人来说，这也正是最让他们棘手的事。
当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没有以往的经验可以参考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便是顺应一般人的标准——直到我们自己的经验和信心足以给我们力量，然后才能照着自己的信念和标准去做。若是还不清楚自己反对的对象或理由便贸然从事改革，那么等待你的必然是失败。
随着见识的增长，时间会让我们归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来。举例来说，我们会发现诚实是最好的行事方针。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人这么教导我们，我们自己的观察、经历和思索的结果也这样告诉我们，认为犯罪的代价是不值得的。令人高兴的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大部分人都对某些生活上的重要基本原则表示同意，否则，这个世界就是另外一种面目了。
当然，大众准则也有受到考验的时候，它会随时被一些不随波逐流的人挑战——这便是文明进步的动力。比如，人们一向对行之有年的奴隶制度不敢贸然表示反对，直到有少部分前卫人士起来大声疾呼，最后才逐渐得到响应。还有，酷刑逼供、剥削童工、不人道的刑罚、产品误示等等。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一度为大部分人所接受、承认，直到有少部分人起来反对，并坚持到底，才被权力机构逐渐废除。
敢于标新立异，提出自己的见解并非易事，至少不是件愉快的事。有时，甚至还有危险性。所以，大部分的人宁愿顺应环境，躲在人群当中接受保护，对各种统治者的领导毫不质疑或提出反对——我们不敢做与众不同的事。我们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安全其实是虚伪的。大众心理都是随波逐流，只有那些不合情理的事落到自己头上时，才会有所触动。
像追求安全感一样，人们顺应环境，往往最后变成了环境的奴隶。人的真正自由，是在接受生活的各种挑战，是要不断奋斗，并经历各种争议。著名的战地特派员爱特加·莫勒曾说过：“一般男女并不因追求消极性的德行——如顺应环境、安全或一般所谓的幸福——而达到人格的完整性，而是凭借承受重担以达到卓越的境地（这也是最大的幸福）。健康的人从不逃避困难，我们的祖先因为了解这一点，才使人类有了今天的发展。”
前面曾讨论过接受责任的必要，并认为这是迈向成熟的第一步。由这个观点来看，成长应解释成：在父母的保护荫庇之下，逐渐走向自我发展的广阔世界。
成熟了的人们，不应再后退躲进怯懦者的避难所里，而是应该去顺应环境；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锋芒，盲从别人的思想，而要凡事有自己的观点。
有一种有坚强性格的人，并不需要你向他们发表什么有关人性价值的长篇大论。这种人通常为热诚的使命感所驱使，因此变得义无反顾——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能不顾一切地去面对各种困难。
但大部分的芸芸众生——像你和我，或隔壁的邻居——却常常摇摆于各种团体的压力之间。因为我们认为，假如有那么多人反对，想必是我们错了。我们的信念常常被绝对多数所压倒。当大多数人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自己坚持的信念产生动摇。
有人有这样的想法，认为那些不随波逐流的人，通常是一些古怪、喜欢哗众取宠或喜欢标榜“与众不同”的人。我们不会以为一个留胡子的人，或一个在大街上打赤脚的人，或穿着T恤参加正式宴会的人，或在剧院内抽雪茄的女士，是一些喜好自由的独立人士，反而会以为他们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般，是还没有进化的非文明人。
成熟的性格能增进我们的信念，也能驱使我们去遵行这些信仰。每个人对自己、对全人类、对神都负有一种责任——就是好好运用自身所具备的种种能力，以增进全人类的幸福。
在这方面，爱默生不随波逐流的坚定立场令人敬佩。他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从事反奴隶或其他种种改革运动的人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都被他拒绝。爱默生当然同情这些运动，也都希望他们能做得很好。但他却不认为应该把自己的精神与能力放到这些运动上面，因为那并不是他的专长。他非常坚持这个原则，虽然因此遭人误解，也没有改变。
坚持一项并不获人支持的原则，或不随便迁就一项普遍为人支持的原则，都需要有坚韧的性格。当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愿意在受攻击的时候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的确需要极大勇的气。
在一个商业年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话题正转入最近发生的某个议题。在场的人均赞成某个观点，只有一位男士表示异议。他先是客气地不表示意见，后来因为有人单刀直入地问他的看法，他才微笑着说：“我本来希望你们不要问我，因为我与各位的意见不同，而这又是一个愉快的社交聚会。但既然你们问了我，我只好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接着，他便把看法简要地说明一下，立即遭到大家的围攻。他坚定不移地固守自己的立场，毫不让步。结果，他虽然没有说服别人同意他的看法，却赢得大家的尊重。因为他坚守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仅仅在两三个世纪以前，美国人还必须靠个人的决断以求取生存。那些驾着马车向西部开发的拓荒者，碰到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机会找专家来帮忙解决困难。无论遇见多大的危机，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生病的时候，没有医师，他们便依靠常识或家庭秘方；印第安人来攻击的时候，没有警察，他们便依靠自己的智慧或力量战胜他们；要想安顿家庭，那时还没有什么建筑公司，完全得靠自己的双手；想要食物，更是得靠自己去耕种或猎捕。这些人，每次碰到生活上的任何问题，都得立刻下判断、作决定。因为他们没有可依靠的对象。
现在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专家的时代。由于我们已十分习惯于依赖这些专家权威性的看法，因此便逐渐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以致不能对许多事情提出意见或坚持信念。这些专家如此轻易地取代我们的地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渐渐变得懒惰起来。
我们现今的教育框架，是针对一种既定的性格模式来设计，因此这种教育方式很难训练出什么领导人才。由于大部分的人都是跟从者，不是领导者，所以我们虽然很需要领袖人才的训练，但同时也很需要训练一般人如何有意识、有智慧地去遵从领导。如此，才不会像被送上屠宰场的牛群一样，盲目地任人宰割。
教育学家华德·巴比告诉我们：我国的孩童是依照国家所需要的人格特性来施与训练，因此都养成了如下的特性——能社交、平易近人、能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群体生活等——每个小孩都是如此。畏缩性格被认为是不能适应环境的表现，孩子们都必须参与游戏，都轮流当领导人；每个小孩都必须针对每个题目发表意见，都必须讨取别人的认可和高兴。
要使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都能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下愉快地接受训练，我们必须要让这些有独立个性的小孩也有独立的空间。比如说假若小孩喜欢阅读，而不喜欢玩棒球；或是喜欢音乐，而不喜欢踢足球，我们都应该允许他们能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不应把他们看成是与群体格格不入的人去加以限制或阻挠。
有一些家长，敢于在公立学校为自己子女的教育方式提出异议，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因为通常别人会告诉他们，最好把这些教育上的问题留给那些具有资格的专家去处理。我认识一位住在城郊的年轻人，便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儿女的教育方式向学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是个具有独立思考的人，并对自己的信念极具信心。他不断提出问题，而且独自与世俗的旧习奋战。一年之后，有不少人受他的影响，选他出来当社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如今，不但他自己的子女蒙受其益，更有数百名孩子因他所提出的意见而得到了好处。
在如今的市场上，泛滥着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儿科医师告诉我们要如何喂养、抚育和照顾子女；幼儿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该如何教导子女；成功的生意专家告诉我们要如何使生意成交；在政治上，我们投票很少是出于个人的选择，大部分是跟从某些特定团体的意见；甚至我们的私生活，也常常受某些专家意见的影响。这些专家观察、制作图表，然后把意见销售给大众，让大众去消化、吸收，并奉之为行动的准则。
我们绝大多数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在他们自己本身、家庭或事业的世界里，他们做某些事，只不过是因为某些“专家”这么说，或因为那是一种流行，就跟着去凑个热闹。
爱德加·莫勒非常幸福地用“群体状况”这个词来警告我们——他认为这种东西会扼杀人类个体的珍贵价值。“这种扼杀，正如同令人痛恨的纳粹政权一样。”莫勒在《周末文艺评论》中写道，“它鼓舞了人性中的残暴和专制成分，这是与美国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的。”
“美国的立国精神除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外，另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人民在国家中受到尊重。假如美国人因受威胁、贿赂，或被教育成不具独立人格的族群，他们就有权力起来反对政府。”
莫勒在文章最后辛辣地指出：“虽然人类还无法达到天使的境界，但这也并不是他们必须变成蚂蚁的理由。”
难以讳言的是，我们今日最难要求自己达到的诫命便是：“保持自己的真面目。”在这充满了大众产品、大众传播及装配线教育的发达社会，了解自己很难，要维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更难。比方说，我们便常以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或阶层来区分他们的属性，如“他是工会的人”、“她是上班的已婚妇女”、“他是自由派”、“他是反动分子”等等。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被别人贴有标签，也毫不留情地为别人贴上标签，这很像是小孩玩的“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洛·达斯，对顺应群体与否的问题曾做过专题研究。他在1955年的学生毕业典礼上，以《成为独立个体的重要性》的题目发表了即席演讲：
“无论你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使你不得不改变自己去顺应环境，但只要你是个具有独立个性气质的人，便会发现，不管你如何尽力想用理性的方法向环境投降，你仍会失去自己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资产——自尊。想要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可以说是人类具有的神圣需求，是不愿当别人屈尊附就的尊严表现。随波逐流虽可一时得到某种情绪上的满足，却也会使自己的心情难以宁静。”
达斯校长最后做了一个很深刻的结论。他指出：“人们只有在找到自我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到这个世界上来、要做些什么事、以后又要到什么地方去等这些基本的问题。”
1955年6月，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波西·史班德爵士，在受任为纽约联合大学的名誉校长时，曾经指出：
“生命对我们的意义，是要把我们所具有的各种才能发挥出来。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社会、家庭，都具有责任。这是我们来到这世上的理由，也能使我们活得更有用处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去履行这些义务，社会便不会有秩序，我们的天赋和独立性也不能发挥——我们有权利也应有一个神圣的机会去培养自己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家人、朋友，甚至全人类达到永远的快乐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