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现在在纽约大学教书的发展经济学家，很仔细地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经济发展绩效，以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推行改革开放这段时期的发展绩效。他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普遍低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不仅经济增长率低，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因此，他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称为“迷失的20年”。
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同样是解决政府的干预扭曲造成的问题，中国是稳定快速地发展，其他国家则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危机不断？其中的道理就是，大部分或者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遵从当时整个主流经济学界所讲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来转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太多，有太多扭曲、太多国有化，所以推行的就是华盛顿共识所讲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政府干预下的扭曲，原因是为了保护在政府的主导下，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立起来的一大批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这些产业违反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保护、补贴才能存活，如果把保护和扭曲的补贴取消，会马上破产，当时这些产业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如果破产的话，大量人员马上面临失业，而且这些失业人员都集中在城市，那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很多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将大型的产业私有化，国有变成了私营。我前面谈到，如果政府对此不保护、补贴，它必然破产。除了出于社会稳定的担心，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精英都认为，那些大型的现代化产业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根基，不能亡。因此，私有化以后，继续进行保护、补贴，最终形成私有化过程中政府的补贴，私有时会比国有时更有积极性去要补贴，所拿的补贴也就更多。
像俄罗斯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八大工业垄断集团技术很先进，其航空航天业完全可以跟美国竞争。但俄罗斯是14，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国家，美国是50，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国家，美国的资本比俄罗斯多很多。八大垄断集团所在产业不是俄罗斯的比较优势，各种经验研究证明今天这些集团所拿的补贴，远比苏联的时候多。
中国双轨制是用实事求是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被西方看好的中国双轨制，为什么带来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呢？因为中国的双轨制是用实事求是的方式解决问题。当时的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继续给予保护和补贴，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制都会垮掉，但在双轨制下，可以继续得到保留。既然私有化给的保护补贴会更多，更不好，那就继续保留国有，由此维持了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另外，在转型时，放开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保证了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
当然，这样的快速发展确实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当初反对双轨制改革的人提出的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原因是既然双轨制保留了不少保护、补贴，那这个保护必然带来一些收入分配上的问题。比如，为了保护大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就必须给它提供低价格的资金。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财政拨款，根本不用还款。改革开放之后，拨款转为贷款，保留了大型银行以及能够给大型企业提供资金的股票市场，相关安排解决了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获得廉价资金供给的需要。
可这种方式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它要保护、要补贴，谁补贴它？这些小农户、一般家庭，这些小型的、中型的、微型的制造业的企业，是他们把钱放在金融体系里面，金融体系用他们的钱来补贴大企业的发展和生存。这样的一个金融安排，就变成了用我们周围比较低收入的群体，以高度集中的金融方式来给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补贴。开始时大企业是国有的，但是经过这30年来的高速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大企业是私有的。
同样的情形，我们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为了保护我们当时的重工业，资源的价格被压低，为了补偿开矿企业的利益，采矿基本上不用交税。改革开放后的1993年后，产品价格开始跟国际接轨，但资源、开矿方面的税基本上等于白送。为了取得开矿权，投资两三千万，但实际上一个矿可能值几十亿、上百亿，因此，这种机制就把大部分资产转移给这些开矿企业的老板。另外，很多的服务行业，比如通信、交通、金融维持垄断，有了垄断利润。上述措施，就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如此，为了取得上述保护补贴的好处，就会有寻租，所谓的寻租，用政治学的语言叫贿赂、贪污、腐败，这就是我们双轨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双轨制下的扭曲已到消除时候
双轨制下存在的问题应该改，如果不改，就不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问题的根源。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以的。
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是世界上的贫穷国家，当时资金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补贴是一种雪中送炭。但是，经过33年的发展，2012年，我国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属中等偏上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短缺，很多过去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已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具有比较优势。如果继续给它政策补贴，已经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因此，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不仅应该改革，而且可以改革。
现在就是要消除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如果不消除，就无法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以及腐败现象越来越多的问题。
从2008年开始，未来20年我国经济平均每年有8%的增长潜力
如果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问题，那么剩余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还能维持多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国内外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持续了33年的高速增长，不可能再高增长。其他国家高速增长期最长也就是20多年，中国已经有33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本质是后发优势，在技术、产业升级方面成本较低、风险较小，因此关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到底还有多大的潜力，不是说我们过去有了33年的高速增长，就必然放慢脚步，而是应该问：我们现在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少？我们还能不能利用后发优势？怎样来发展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的一个很好的衡量，是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指标，平均劳动生产率反映的则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
2008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时和美国的比较水平，也是21%；新加坡在196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我国台湾地区在1975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韩国在197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这些东亚、东南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日本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我国台湾地区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韩国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
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这是我所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3个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提升经济增长的几个经济体，它们的发展轨迹、道路、模式和我们的改革开放后一样，或者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轨迹、道路和它们是一样的。如果说这样的后发优势潜力让它们实现了20年从7.6%到9.2%的增长，那这就意味着后发优势也应该让我们的经济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当然，这只是一种潜力，要发挥潜力，前提是什么？需要有比较准确的价格信号，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以改善我们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才能够比较好地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利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是什么？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我们必须深化我们的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如此，我们就能够比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给我们带来的潜力。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十八大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而且要继续发挥政府好的作用。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计算了一下，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2%。2011年增速为9.3%，2012年增速为7.7%，因此，从2013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那么我们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是6.8%。但还有一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现在人口增长速度是0.49%~0.5%，从2013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应达到7.3%。只要我们改革到位，政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201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4400美元，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翻一番是8800美元。我们维持7.3%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得很快，我们应该会有真实的货币升值。很可能到2020年，加上升值，我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可以达到12，700美元。
按照现在世界的统计标准，如果人均收入达到12，700美元，则属于高收入国家，我想这不是在2020年达到，就是在2021年，最慢2022年会达到。届时，中国会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经济体。由此，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迈出扎实的一步，也就是说，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应该可以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高收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高收入国家是一个门槛，目前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大约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5%。如果我们也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可以翻一番，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当然跟发达国家比，跟美国比人均收入也不过是其1/4，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
西方不存在“真经”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没有预期到。像邓小平那样伟大的政治家，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首定的目标也就是人均收入和国民经济20年翻两番，再增加四倍，平均年增长7.2%。而我们现在是年均增长9.8%，并且不是20年，是33年。
中国赶上发达国家，是鸦片战争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想，我是第六代知识分子，自然也期望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于我们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经济落后，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在经济学上能取得“真经”，把那本“真经”取回来，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讲的那些道理，让我们的国家进入现代化。我想这种思维模式在几代知识分子中都存在，包括我年轻的时候也存在，所以我才会到美国去读书。但是反思一下，这套经是不是存在？我前面分析，现在西方似乎把我们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很清楚，比如我们的贪污现象、寻租现象等。西方的理论还讲产权，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就会影响这些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且会有道德风险，这样社会就会有损失，等等。
我们自己分析也确实是这样，产权界定不清的时候，确实存在信用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问题西方理论讲得很清楚。但问题是，这些他们好像讲得很清楚的理论，据此拿来做的话，在实际中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仅转型如此，按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他们的政策从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实际上，西方并不存在一本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真经。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我觉得，我们所推崇的应该是一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180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在国际上得到尊重。但是，这里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认为有一本真经在那个地方，你学会以后虔诚地念，虔诚地读，你就会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没有，西方的理论在西方国家也不见得永远适用，各种理论可以说各领风骚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就会被别人所扬弃。
另外，即使这个理论在西方有效，在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就必然有效？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因为条件不同，在西方适用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我们。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理论的时候，不能够简单地全部照搬。我们必须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真正为国家的现代化做贡献，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避免好心干错事。
如果我们能够秉承这样的研究态度，对存在的问题，去了解它的历史根源，了解它存在的状况，了解它问题的本质，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这样的办法所形成的思想理论和西方的很多理论可能都不一样。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能不能被接受，而是这个理论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帮助我们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贡献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那才是重要的。
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真这样做的话，我们提出来的理论对目前85%还生活于发展中世界的人民也会有更积极的贡献，因为理论的适用性决定条件的相似性。这样会有助于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服它们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使其实现像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周其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的最合适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宁愿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