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美国和欧洲都是以人为本，只不过是以不同的人群为本。不清理坏债，就要把银行拖垮，银行的股东、出资人就要遭受损失。所以，美国以股东为本，以资金的提供者为本；欧洲则以资金的使用者为本，以债务人为本。
这两个大经济体主要的区别在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按市场规律办，看上去冷酷无情，但结构调整迅速，美国经济率先恢复。欧洲各国落在后面，仍在债务的泥潭中挣扎。几个摆脱了债务重压的国家，比如爱尔兰、希腊，它们的办法其实还是卖资产，没有别的办法。政府出售国有资产，居民还不起债的，对不起，你的资产最后还是要让银行拿走，拖是拖不过去的。西班牙开始也扛着、拖着，实在扛不住了，资本市场上有压力，欧盟也给它压力，必须清理银行坏账，西班牙同样是减少政府开支，出售国有资产，偿还或核销债务。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法国和意大利，还在那儿拖着，拖的结果是经济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对欧洲而言，我认为最坏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去杠杆化还没有完成。
中国经济的高杠杆问题现在刚刚显露出来。经济的短期增长明显放缓，放缓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也是高度负债。政府和企业大量借债，搞投资拉动，投资的结果是产能的增加超过消费能力，造成各行各业的大量过剩产能。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企业现在不敢投资了，特别是制造业不敢投，最近房地产业也不敢投了，投资增速下降，经济增长就跟着往下掉。
投资不行了，消费是不是希望所在？很遗憾，消费不是想刺激就能刺激起来的，消费要有收入作为支撑。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居民的相对收入一直在下降，绝对收入还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落后于GDP，落后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长，以至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缩小。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1993年居民收入为GDP的63%，2007年降到52%。估计这个比例近几年还在下降，收入跟不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就会越来越弱。
结构失衡给经济带来风险，中短期的最大风险在房地产，房地产价格如果大幅度调整，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就会水落石出，接着就会牵连银行。经济结构出问题并不可怕，调整过来就好，在调整的过程中，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要下滑，但在调整之后，就可以迎来另一轮增长的高潮。
结构性问题造成了短期的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都不乐观，经济的运行势态可以从“克强指数”中的发电量看出。请大家注意，用发电量作为GDP的近似指标，并不是要预测下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宏观的GDP和企业没有太大关系，企业做得怎么样和能不能准确预测GDP几乎没有关系。做企业不是判断大势踩准点，如果眼睛盯在宏观上，盯在政府什么时候出刺激性政策上，你的企业就危险了。
有人关心现在的微刺激会不会变成强刺激，我说微刺激、强刺激跟你有啥关系啊？即使像“四万亿”这种前所未有的刺激，也不过维持了两三个季度的繁荣。在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政策的作用注定是短期的。
我认为再推出强刺激的可能性不大，原因一是政府意识到了“四万亿”强刺激的严重后果；二是缺乏强刺激的资源，货币发行没有太大的空间，财政政策方面，中央政府也许还有些余力，但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第三，本届政府的思路是通过改革创造新的红利，而不是政府花钱和印钞票。在改革方面确实也做了一些事情，尽管不到位，但方向还是应该肯定的。
从宏观层面分析的结论是：需求很快好转的希望不大，要等消除了过剩产能后，投资才能恢复，消费则取决于收入结构的调整。由于阻力大、方法不得力，改革红利也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到的。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企业将在长期的低增长环境中运行，我想强调低增长的长期性，因为目前的增长放慢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
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该怎么办？收缩战线，回收现金，宁可踩空，不要断粮。对于收缩战线，有些企业感到纠结，有一种矛盾心理，现在收缩了，刺激性政策一出台不就踩空了？我想说踩空不怕，以后还有机会，要是现在断了粮，以后就没机会了。
在收缩战线的同时，建议大家认真思考转型。说到转型，我的观察是谈得多做得少，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企业还没有到生死关头。人都有惰性，习惯一旦形成，让他改很困难，不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不会改。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希望看到增长模式的转变；在企业层面上，希望看到经营模式的转型，而阻碍转型的，主要是认识上的问题。
我们要认识到：第一，低成本扩张、抢占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第二，低成本获取技术和产品的时代也已经结束。过去国内、国外有未满足的需求，也就是有现成的市场，产品做出来不愁卖，跑马圈地，看谁的速度快、产量大、成本低。现在不一样了，市场迅速饱和，房地产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今后再想拿市场，必须从同行手中拿了，不是“占”，而是从别人手里“抢”。
过去我们生产简单的产品，现在低端市场都已饱和，高端的你仿不了，必须通过自己的研发，才能掌握能够打入市场的技术。这是一个全新的经营环境和全新的竞争环境，要想扩大市场份额，必须从同行手中抢夺市场，现有的产品卖不动了，要用新的产品打入市场，必须进行研发，这是很大的挑战。
不少企业意识到转型的重要性，必须创新，但不知道怎么去创新，觉得转型的风险更高。有一句话很流行：“不转型创新是等死，转型创新是找死。”那么，为什么企业的创新能力长期处于低水平呢？
深入观察，内心世界的缺失是一个原因。按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仔细分析会发现，中国人的个人价值通常是用客观标准衡量的—他们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们—而不是主观的、发自内心的感受。什么叫成功？他们认为成功有客观标准，企业的成功是用销售额、市场份额衡量的，企业家就要看他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子。每天想着销售额和市场排名，他当然只求做大而不求做强。商学院的学生在一个班里，班长的企业是上百亿的销售额，几个亿或者几十亿的只能做班委而当不了班长，好像个人的价值和成功都体现在企业的规模上。企业的经营也喜欢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做那么大？因为他进了房地产业，所以我也要进。攀比、模仿，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冲动，没有内心的冲动和激情，怎么可能有创新呢？
乔布斯对创新的执着追求已经不能用赚钱来解释了。两年前我到加州参观脸谱公司，同行的朋友问扎克伯格为什么要办这样一家公司。他说，让六亿人在一个平台上交流是件很酷的事。扎克伯格没有提他和几个小伙伴当初的动机—上传女生的照片，评比谁更漂亮。不管什么动机，都是发自内心的冲动。财富当然也是创新的激励，但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激励。钱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感，但这种幸福感衰减得很快，你赚到第一个100万时欣喜若狂，赚到第二个100万时笑笑而已，第三个恐怕就觉得很平常了，这个现象在经济学上叫作“边际效用递减”，内心精神上的驱动就没有这个问题。
如何建立自己的内心世界？人的一生应该追求什么？其实没有统一的答案，个人价值也没有客观的标准，全凭你自己的感受和感悟。
另一个与创新相关的概念是价值创造，企业存在的意义就是创造价值。有人可能会问，企业不是要赚钱吗？一点不错，企业要为股东赚钱，为了持续地赚钱，企业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赚钱和创造价值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可持续性，如果没有创造价值，你今天赚了钱，明天可能就赚不到了；如果创造了价值，你今天没赚到钱，明天、后天一定可以赚到。
什么叫创造价值？我的定义有两个：第一，你为客户提供了新的产品和服务，客户可以是企业或者个人消费者。比如智能手机，苹果公司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产品，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更准确地讲，是创造了新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当然创造了价值。腾讯推出微信服务，人们因此获得了新的交流沟通手段，社交和私人生活也因此更加丰富，这也是价值创造。第二，你可以提供现有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你的成本更低，从而价格更低。通俗点讲，为客户省钱了，你就为他们创造了价值。
搞清楚创造价值和赚钱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和转型方向。转型一定要转向价值创造，以价值创造为基础，企业的发展才可能持续。以互联网金融为例，现在一窝蜂地上，看上去都赚钱，但大多数不可持续，因为它们没有创造价值。做信贷生意，最困难的是信用评级，准确估计每个客户的违约风险，才能决定贷款的利率和数量，这就需要收集和分析客户公司或个人的财务信息。
很多企业和个人过去在淘宝网上交易，阿里巴巴利用这些交易信息估计它们的财务状况和违约风险，根据信用等级发放贷款。你搞一个网站，只是把借方和贷方拉到一起，但你没有信息，无法评估信用等级，你的价值创造在哪里呢？阿里金融提供了低成本的信用评级，它创造了价值，因此它的商业模式是可持续的。
很多企业家想更好地判断形势，判断政策走向，这当然可以帮助企业赚钱，但并没有创造价值。你踩点踩对了，赚到了钱，但一定有企业踩错了，你赚了它们的钱，就像炒股票一样。从社会总体来看，猜宏观、猜政策不能创造价值，仅仅是在企业之间重新分配价值而已，宏观分析所带来的社会价值总和等于零。所以，我建议大家不必过度关注宏观，要把精力和时间用在企业的价值创造上，思考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经济有周期波动，上上下下很正常。一家好的企业，并不是看上升期扩张得有多快，而是看下行期能不能撑得足够长。建议大家多花点时间读书和思考，思考如何转型以及如何创造价值。
中国经济转型与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
独立经济学者、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企业家是转型的核心之一
所谓的中国经济转型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转型包括两方面。
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企业家是完成这个转型的关键，1984年，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是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二是近几年谈得很多的，就是整改方式的转型。这个转型是从配置效率的提升推动创新驱动的整改，核心也是企业家。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些理论，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般的整转理论。一个是新古典增长模式，讲的是产量、生产从哪儿来，从三个方面来。第一是资本的积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设备、越来越多的厂房，这和农业时代不一样。第二是劳动力增长。第三是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式里，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什么原因带来的？我们不去讨论，总之是技术进步带来了整转。
我们做的主要是资本的积累，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搞的计划经济跟这个整转模式是相符的，我们认为中国的民间进行积累的力量很弱，所以要借助国家、政府的力量进行积累，这叫作强制的储蓄，比如农产品价值压得比市场价格低。这种整转模式没有整转的机制，也没有结构。我们似乎觉得有量的增长，资本增加了，劳动力增加了，我们就可以有经济增长。我认为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资本为什么会积累，技术为什么会进步，这些增长模式都没有告诉我们。
第二个增长模式是我们现在用得很多的，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GDP的增长代表经济增长，GDP包括三部分：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这成为“三驾马车”。按照这样一种理论，经济增长来源于总需求的增长，我们要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刺激进出口，出口超出进口的那部分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种模式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就是要维持经济增长，我们就用国家宏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包括现在讲的要扩大内需，实际上也是建立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可以说当今中国好多人喜欢这种模式，包括外商的投资，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分析中国经济，需求怎么变化，有哪些消费需求、哪些投资，看政府的货币政策，要建立储备金，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模式基础上。
我认为，这个模式错得离谱，因为这“三驾马车”只是GDP的构成，本身不构成增长的源泉。我们讲投资，投资是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不能从需求的角度理解，投资本质上提供了供给，投资伴随着技术的创新使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我们只要投资就有需求，就有GDP，这造成了现在中国面临的好多麻烦。更离谱的是消费，我们发展生产本来是为了消费，但在这个模式里，消费只是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是GDP的增长。如果投资不行的话，我们怎么刺激消费？就像我们在2008年为了保持8%的增长速度，家电下乡进行各种补贴、鼓励买二手房，等等，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这个政策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就与2009年时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有关。当我们面临新的困难时，我们还试图继续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去解决它，我认为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我们需要真正理解经济是怎么发展、怎么增长的。我想我们应该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
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模式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斯密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模式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财富要增长，国民收入要增长，要依赖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即一个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更多的东西，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依赖于什么？依赖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个道理非常容易理解。一个人如果做好多事情，是不可能做好的，必须专注于一件事，而且专注的面越窄，越能把这件事做得好，并且他越会不断地想出一些新的办法，进行改进，提高效率。而分工要依赖于市场交易和市场规模，我们要分工，要有市场。市场规模对我们认识经济问题来说非常重要。这当然不是亚当·斯密最先发现的，两千年前中国的荀子、西方古希腊的色诺芬尼都明确讲了。当一个村庄很小的时候，这个村庄不可能养得起专业化的人员。如果村庄很大，就可以养活很多专业人员，分工就越来越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