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几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这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就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的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限制，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每日每时都困扰着这家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行为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了中国的经济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边界尚未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限。
四、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极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早就超过了百万元，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温州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元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了。数千万元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前后，全球顶级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一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基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是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头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张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制度）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后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措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如影随形，而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困难。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且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同于革命了。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担负着维持社会经济体系运转的责任，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也仅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竟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欲望，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是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中国都有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正在改变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2006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过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阅读并提出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研讨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2008年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福格尔（R.
Fogel）、H.德姆塞茨（H. Demsetz）、R.蒙代尔（R. Mundell）和D.诺斯（D. North）的评论，还有王宁、王国斌（Roy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人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扩展和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了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