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们总裁对你多重视。在我们这儿，最尊贵的客人才住那幢楼呢。”
“很感谢。不过我这个人泼泼辣辣的，并不那么‘尊贵’。”
“您太客气了。”
“真的。我觉得凡是来和你们‘总裁’这样的人凑堆儿的，一般也尊贵不到哪儿去吧！”
小白的脸一下红到了脖子。
3
我住的地方的确舒服得很，除了一天到晚有热水供应，每天都可以洗个痛快，外间里还有一盆很茂盛的榕树盆景。偶尔还上一盘水果，小瓷碟里总有一块小毛巾。女服务员常常给我沏上一杯茶。她们在房间里走路蹑手蹑脚，几乎没什么声音；要进来，先要轻轻地敲几下门。好久没有这么享受过了，只可惜待在这儿没有更好的事情做。
小白又来过两次，询问还需要什么等等，每次都带来一大沓他们集团的新材料。我把它们都摊在一张长条桌上。我想应该开始工作了。
根据娄主编的意见，这部恶劣的颂词大约至少要写上两万字或更长一点。但还没有动笔我就发现，这次面临着一个多么艰难的任务。刚开始只想趁这个机会溜出来，就像一个快要窒息的人跑到外面大吸一口新鲜空气一样。可是这会儿，坐到这张长条桌跟前，我才明白自己陷入了怎样的一个陷阱。
一连几天翻弄这些材料。无非是瞎扯，还有肉麻和无耻，是可以想象的那种腔调，大而无当，廉价，而且还恬不知耻。照片上的人在瞄着我——手持电话，有线或无线电话；再不就是立在汽车旁……这是让人看一眼就感到绝望的脸。我这半生的经验就是：一个人凡是长了一张让人腻歪和憎恶的脸，就不会生出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人的五官与内心之间有着怎样神秘的联系，真值得让人花一辈子时间去好好研究。只是一想到那个女秘书小白，又使我有点无从判断了——我只好承认，对于女人，那种结论通常要变得困难许多倍。
不管怎么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有一种难以表述的心情——郁闷、愤懑，还有难以掩饰的反感。在翻弄这些纸页的时候，我的耳畔总要时不时地响起在橡胶厂里看到的同乡——那个眼睛大大的、瘦骨嶙峋的小姑娘熟悉而慌乱的声音。我如果忘不掉那个平原，也就忘不掉从那儿走出来的孩子。在这个寒冷的春天，一个平原上的孩子破衣烂衫走上田野，站在西风里瑟瑟发抖；可就是没人给她披上一件棉衣，她只能跑到这里，伸出一双冻红了搓糟了的手，到汽油桶、到酸性溶液里去捞洗东西。
我来这儿之前想得过于简单了，以为对付这些虚荣而无知的家伙无非只需要敷衍，胡乱拼凑一下就成。这会儿才知道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工作只有让一只机械手来做才行。想想看吧，你要把那些字一个一个看下来，有时还要写在白纸上！我翻着资料，不时地摘录一些文字，记下几句什么。可是我无法使自己专心做下去。我的脑子里涌过一些又陌生又熟悉的诗句：
“……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心痛，／全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池边，／也是个黄昏的时分，／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我那时脚步还轻盈……”
随着这样一串诗句闪过，我的心头被什么触动了一下。哦，老天，那是我一直喜欢的叶芝的句子，它们如今正不合时宜地飞扑而来。
“他们在静寂的水上浮游，／何等的神秘和美丽！／有一天醒来，它们已飞去……它们已飞去……”
诗人仍然在说白天鹅。我抬起眼睛望着窗户，什么都没有。我现在的视界里没有生机。前面十几米远处是又一幢楼房，那灰色的墙皮上有斑斑点点的雨水淋湿的印痕。一个壁虎在蛛网下面穿过。我仿佛看到了它紧紧贴在墙上的、像人类缩小数十倍的巴掌。手印、指纹……这种可爱的小动物长了一身让人恐惧的皮肤。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儿时的恐怖：在我们茅屋后面的木窗扇后边，总有它们在慌张地窜来窜去。那些不眠的夜晚，它们就在那儿无声地来复奔走。离它们不远的就是一些掮枪的人，他们站在那儿，每到夜深人静时分就要窥视我们的小茅屋。那些夜晚，外祖母一次又一次安慰我，给我把被子掖个严实，“好孩子睡吧，睡吧，别把妈妈惊醒，也别把他惊醒。”“他”就是我的父亲。自从他归来以后，我就失去了一切欢乐。妈妈再也不能搂抱着我睡去了，是外祖母把我抱到了她的床上。午夜里一只鸟雀沙哑着嗓子呼叫，它在呼唤什么？它呼唤自己失去的孩子吗？它们飞去了，它们在哪片芦苇丛中筑居，它已全然不知……
白天鹅飞走了，但它让我一直空空地张望。
我看到了它在空中盘旋，掠过了我的城市。它光顾了那个浪漫的广场，它的双翅轻轻拍打或抚摸了一条歪歪斜斜的巷子，巷子里的那些铺路的青石……我今夜无比怀念那些日子、那个巷子，我和凹眼姑娘曾在那儿伫立和走动、倾诉……如今她远去了，只用文字继续自己的诉说……
笃笃的敲门声。我站起来。又是小白。她微笑着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当她退开后，进来的竟是那个又粗又大的家伙，是总裁金仲。
他呵呵笑着，粗糙的声音震得整个房间都在响，“怎么样宁先生？还习惯嘎？”
我不知他指了什么。我想说这里的一切、就连你的那个大鼻孔，都让人不能习惯。
金仲坐下，跷着二郎腿，有节奏地拍着膝盖说：“你们的娄主编说给我们发一个专号，再配上照片，我说那也可以。如今的文化人嘎都不容易……”
我打断他的话：“不是专号，是专辑。”
他竟然想把我们一期好生生的刊物全部糟蹋掉，这也太过分了！
他像没有听到我刚才的刻意更正，一边吸烟一边讲下去，鼻孔里不断往外冒烟，“后来你们的头儿又提出跟我们联办，我要小白回话，说好嘎，我全都同意！人家女老板有情，咱就有意。是吧啊啊是吧，好嘎！”
他把娄萌叫成了“女老板”，还重重地提到了“情”和“意”，这使我多少觉得有点快意甚至是——解恨。看看吧，这就是与金仲之流搅在一起的代价。我暂且听下去。
“那天刚回了电话，她又提出让我做‘名誉社长’，哈哈，她的招数、她的点子可真多。好吧，社长就社长。不过这一来，我们就得把你们这伙人的吃喝拉撒睡全包下来嘎。”
我听了有点吃惊，不禁在心中嘀咕：联办？名誉社长？发专号——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那么事情正好是反过来了——娄萌和马光在我面前讲的是这家伙要价太高，我们杂志社正为此而作难呢！可现在从金仲嘴里说出来的，竟是我们那个“女老板”厚着脸皮缠他。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对眼前这个人的话却不怎么怀疑，而更多地想起了另一些人的虚荣。我立刻感到身上发冷，有一种被出卖、被欺骗了的感觉。我不知道在这个事件当中马光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毫不怀疑，他和娄萌一样，在金钱面前多少扭捏一会儿，最后还是会把自尊丢个干净。我又想起了娄萌两手抄在裤兜里、故意把胸脯挺起的模样。她是一位领导的第二任夫人，比对方整整小二十岁，她的年龄与我差不多。最高级的化妆品都被她用遍了。在她那儿，手提包、钢笔，特别是化妆品，全要一色的进口货。一些印得花花哨哨的高价图书，全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消费指南，是“小资”必备。不过我多少知道，与这些东西真正配套的，除了进口消费品，还有眼前这一类人：手戴戒指的大鼻孔企业家。
这个家伙大口喷吐烟雾，一脸的得意：“伙计，实话实说吧，我们集团也有自己的长远打算。这份杂志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先拿到手里耍耍，先试着与‘媒体’——听听别扭吧，还‘媒体’哩，要不摸底细还以为是串通着找婆家哩，以为是他妈的婚姻介绍所哩——打打交道。我们也要了解行情嘎。俗话说这叫‘不入虎穴难得虎子’。听人说将来要做大财团就要设法掌握几个大媒体，什么报纸电台电视台，咱都要抓几个在手里。到时候想说句什么话了，想办点什么事了，想发个广告了，咱自家说了就算嘎！这才是万事不求人的日子！你想想到时候这有多恣，这就不是从前了！不过咱也明白，凡事儿都得抢在前头，先下手为强——这是我做了多年老总得出的一个经验嘎，咱不能老跟在别人后腚上跑，那是追不上的！嘎！”
金仲说到了得意处，鼻孔张大，脸色血红。我忍不住浇了他一盆冷水：“可是目前国家并不允许你们掌握媒体。”金仲大笑：“小老弟嘎，什么事等他娘的允许再干就全完了！我金仲这辈子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越不让干越干嘎！你记住，只要这样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他说到这里猛地撸了一把脸，脸色突然变得红中发紫了。正这会儿门被轻轻推开了，原来是小白进来了，她来为我们添水。金仲盯了一眼她的背影，大着嗓门又说一句：“越不让干越干嘎！嗯！”
喝了几口水，金仲突然又笑起来，问：“哦哟，我今个得问问你了，咱的‘橡树路’比你的那个怎么样？”
“我的？”
“你不就住在‘橡树路’吗？”
我吃惊他有这么灵通的情报工作。不过我立刻纠正说：“我岳父住在那儿。”
金仲搓着手：“那还不是一个鸟样嘎！嘿嘿，老伙计，我不在那个大城市，可是也照样住在了‘橡树路’里。不瞒你说，我这是比着葫芦画瓢，一点一点描下来的！城里的怎样盖，咱也怎样盖，只不过是路比它还宽，房子比它还大——所有房子都用瓷瓦贴起来！全都闪闪发亮！如今你们那个‘橡树路’，哼，一片旧房子窝窝囊囊我还看不上眼呢……”
“可是你这里没有一棵大橡树。”
他被噎了一下，下唇伸出来，许久才吐出一句：“你们那里也不多了。”
“可是还有几排吧，有很大的树。”
“几排算得了什么，咱栽上不就得了……”
我笑笑：“它们每一棵都有一百年以上的树龄。你现在就栽，也得一百年以后再说了。”
金仲像被蜇了一下，一对大鼻孔扭了几下，哼哼唧唧，骂骂咧咧，用戴戒指的手指敲起了桌子。他望着窗外，吐出了一句吓人的粗话。
4
时间还早。我走出去，穿过这片楼群时，好好地看了看这个冒牌的“橡树路”。让我不得不稍稍吃惊的是，这个藏在大山西部平原上的财主可真敢干啊，他竟然想得出来，在自己村子里复制出整整一个城区！我留心观察下来，发现果然是用心揣测过，每一条路每一座楼都依照了那样的格局，只不过路更宽楼更大了，而且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所有的楼都用闪亮的瓷瓦贴了起来。真的没有橡树，也没有别的树。
我在写了“橡树路”三个大字的路牌跟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一直向北走去。
出了几道栅栏门，再往北就是那个“北庄”了——那黑鸦鸦的一片才是这个村子的本来面目。从这儿望过去，黑苍苍高低不平的一片小屋，像一片乌鸦落在了开阔的平原上。不过小屋之间有一些柳树、榆树、梧桐，显得质朴和亲切。与东部平原上的那些村落不同，这里离山区不远，石料方便，所以小屋的墙差不多都用石头垒成。低矮参差的石墙配上青瓦屋顶，倒也别有风味。我原以为这里会有一大片被主人抛掉的空房子，这会儿走进了街巷深处，才发现此地仍然是一片忙忙碌碌、热气腾腾的生活。就像我在其他山区村子看到的一样，他们挑着送肥的担子、瓦罐，在巷子里来来去去。这是一个大村，街巷曲折悠长，就像迷宫。
我问一位老大爷：“村里有多少人搬到‘橡树路’了？”
他疑惑地从头到脚打量我，哼一声：“那得是头儿才成。”
“那么多人都是‘头儿’吗？”
“那里有一半房子空着，像镜子一样晃人眼呢。”
我笑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儿还住着一些金仲从外地招来的人，他们大部分户口并没有落在本地，只带了女人家口搬到这儿，据说全都是身怀绝技的人，也幸亏依靠他们才换来了当地的繁荣。真正本村的人，除非当上了车间主任、副经理、分公司经理，不然还得住在“北庄”。“其实这儿更好，这是老祖宗的地方呢……”老人说。
我设法到一户人家去看了看，发现它跟我以前看到的大多数平原上的农家一样，仍然凄凉寒酸，炕上光线极暗处，常常有一个盖着破被子的老人。
在村子西边有一条水沟，我还没有走近就闻到了刺鼻的气味。它是这些年里我所见到的污染最严重的一条水沟了，涨得满满的，上面是一层黏黏的东西，不断有水泡鼓出来。一种氨和硫磺的臭味让人不敢接近。顺着路径看去，很容易就弄清它是从哪儿来的——印染厂和电镀厂排出来的废水就从这儿流过，往北再进入弯弯曲曲的迷河，而迷河就连着有名的胶河，直到注入大山南部的海湾。我有点心疼……
村里人告诉，这些年得怪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村东有一个人牙齿全坏了，头发也掉光了，他才刚刚四十多岁。还有的孩子刚生出来身上就带着怪病；得绝症的人每年都有。村里人几乎都知道是这条臭水沟、还有南边那片工厂在作孽。街上的人大多不敢说长道短，只有几个老人能大声议论他们的村头，并不忌讳什么，有时还骂骂咧咧的。他们说那个人前一段“招了一点事儿”。“什么事儿？”“哼哼！”老人咬咬牙关。
尽管如此，最后老人们还是收声敛口，抽着烟锅端量我，再不说话。
这一次北庄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那天老人们的“哼哼”声，只要一有时间就要从屋里走出，然后踏向北庄。在那些黄昏天色里，我发现自己与这些老人一块儿坐在街角的小马扎上，有着说不出的惬意。“抽支烟吧。”我那许久没有动过的烟瘾又痒起来，还买来以前最喜欢的几种牌子，开始礼让面前的老人。“俺只抽老旱烟儿。”老人扬扬手里的烟锅。我又问金仲出了什么事儿，老人们看着我说：“你该不是‘北国骚鞑子’吧？”我知道这是借喻“坏人”的意思，就答：“不是。”“那好。我看也不是，怪有礼数哩。”
原来，金仲这回惹上了真正的麻烦——“环球集团”有自己的“公安机关”，所有人员都堂而皇之穿着警服，有各种武器，有高压电棒，有一长溜开起来警笛嘶鸣警灯闪烁的警车。金仲的高级轿车自然也安上了这种警笛警灯。这些车子在方圆几十里纵横驰骋，没人敢管。可是他们这回做得过了点儿：总裁驾车到离这儿一百多里远的城里，不仅闯了红灯，轧了人，还跟当地交通警察干起来。他把赶来处理肇事的交警头儿打了几耳光，伸手指着对方淌血的鼻子说：“告诉你们上级，让那个狗娘养的到我们‘集团’走一趟去！”谁知这一回挨他们揍的是上边一个大人物的亲戚。这一次金仲不知花了多少钱，用了一个多月才把事情平息。可恼人的是有那么一拨记者，他们顺藤摸瓜，四处打听环球集团这些年死了多少人、逃了多少税，弄得金仲一边骂娘一边用大把的钱堵嘴……金仲的“集团”有仪仗队，有近千人的武装，这些人在内部只叫做“集团保卫部”。每到了开大会或迎接重要客人，仪仗队和军乐队都要出来。保卫们一律配备武器，比如说铁刺棍、电击枪、高压电棒之类。有些老人笑嘻嘻问：“见了俺这里的‘大牌坊’啦？”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最后才得知它原来指金仲挂起的那一面面大照片：他与上级领导人的合影放大到十几平方米，高高地悬挂到一些重要场合……
所有搬到了“橡树路”的人仍然要保留他们在北庄的房子，这叫做“老屋”。我问金仲在这儿有没有“老屋”，“怎么没有？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