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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座谈会上，最终是廖若的呼喊把一切都打乱了。那是多么可怕的声音！我最为担心的是，当时会有人把这呼号当成真的。如果那样，整个事件将进一步复杂化……幸亏那一对可怜的人——廖萦卫和妍子及时赶来了，他们只比自己的孩子晚了三五分钟。我一眼就看出两个人进门后正倾尽全力镇定自己，只想快些把儿子从会场弄走，甚至都不敢抬头、不敢环顾左右。他们在用力掩饰心中的恐惧。那一刻我真为他们难受，可一时又不知该怎么帮他们。
会议在一片惊愕和混乱中收场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在座谈会上发言，屋子里就乱了起来。整个会议期间，我的心一直被愤懑、惊惧和各种各样难以言说的东西给淤塞了……坐在那儿，脸上涨疼，两手汗浸浸的。当廖若突然出现的一瞬，我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一个少年此刻会出现在这里，发出自己猝不及防的吼叫、指斥和声明。
这就是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我不知我们的承受力是否够用？这简直是一场可怖的遭逢：人与时代、人与故事、人与周围的一切……我究竟该怎样打发这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夜晚。我无法不去想那个叫小蕾的女孩，无法不去想那个乱哄哄的座谈会，更无法不去想我置身的这个故园。
肖潇的叙说中有什么暗暗击中了我，虽然她当时毫无察觉。这种击打的力量不仅来自故事本身——还有其他，比如其中的一个关节、一句话，都会引起我敏感的联想和思忖。就是这些，在我的心灵深处被重重地拨动了一下……我甚至不太敢往深里去想。我特别难忘的是她在叙说中重复过的那句话——一个男人的“退而求其次”！
联系这句话前后衔接的意思，让人觉得真是包含了无尽的内容。是啊，人生的退却，特别是中年的退却，会比什么都可怕。中年正该是好好回顾和总结的时刻，因为不这样就没有了重新开始的时间。中年往往是全部人生行为的一次最重要的结点，一个集合的高地。中年是希望和绝望的分水岭。从她的叙说中，我第一次明白肖潇那平静的外表所遮掩的，竟是如此热烈动人的心肠。显而易见，她对那个市长由钦敬到失望的全部过程纠集了自己的多少热望和痛苦。我担心，也害怕；因为我想她对我也会有类似的失望——不，这不是“失望”，这严格讲来仅仅是一种痛苦：女人面对男人所产生的痛苦……我明白，我遇到了肖潇，正可以领略一个如此完美的生命——这种完美从很早以前就绝非停留在想象中，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一个具体的、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呈现……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溢着一脉温暖的溪流，还掺杂着一个男人难言的羞愧。也许我对关于她的一切都有点太过敏感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对待她，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莽撞和折伤。
我在想这些年里自己有过多少裹足不前和犹豫，有过多少曲折的思索和猜度；我的行程仅仅是以故地为中心画出的一个椭圆形轨迹，却没有迎着一个方向勇往直前，没有形成一道切线。我大概从童年开始就被一种东西缠住了，盘桓在心中的是无尽的焦思和自谴。我就像肖潇深感失望的那个男人一样，心底也曾泛起过一句铮铮有声的誓言。可惜的是，就连这一点也如同那个男人：时届中年，却没有勇气让那誓言一直在生命中回荡，更没有变成行动……
从座谈会上归来，小苹果孩骆明的影子总在眼前闪动，还有他的微笑。我仿佛听到了他的声音，那是一种平静的、委婉的祈求：叔叔，你回来了，可是你能为我做点什么吗？
我想起了前不久自己为唐小岷讲过的那个歌手的故事。那位泣血的歌手啊！如今平原上再也没有这样的歌手了，更没有海啸般的怒吼了，我仅仅是一个遥望者和转述者。我有些羞愧地发现，在那个座谈会上，我作为老骆一家人依赖和嘱托的邻居和朋友，竟然一言未发……
因为座谈会上带来的许多疑问，后来的几天我把许多时间都用在那个场医那儿了。我想进一步弄清骆明发病前后的每一个细节，想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令我有些失望和出乎意料的是，这人不仅是一个庸医，而且还是一个超级电子迷。在我的经验中，对电子这一类的迷恋有时相当于一种传染性疾病，它甚至是无可疗救的。我还记得在那个城市，一个电脑专家朋友曾给我带来了怎样的烦恼。我现在不得不用另一种眼光去端量这位场医了。我发现他对声光电子这一类的迷恋比我城里的那个朋友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抛到了脑后，几乎每天深夜都在捣弄这一类东西。他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而他所置身的这个园艺场却成了一片陌生的布景。他几乎知道所有最先进的电子设备的讯息和奥妙，有自己的一伙奇奇怪怪的朋友。他积攒的各种录像片和其他影像资料不可胜数，有许多东西已经堆成了一摊繁琐不堪的贮藏品。有一些“宝贝”他是不愿示人的，有一些奇妙的收藏据说只有他才拥有。我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由于长期缺乏睡眠，脸色已经泛出青紫，并在眼睛四周弥漫着一种暧昧的神气。他几乎不再对眼前的现实问题感兴趣，而总是以各种信息绝对拥有者的身份与别人对话。关于另一个世界里的稀奇古怪的知识，他自以为抖抖手指缝隙就能落下一大堆。
我把那天座谈会的情景给他复述了一遍，他听了一个劲摇头。那天他是第一个给骆明看病的人，而且及时打了急救针。他说事后曾与那个医院里的一个朋友讨论过，对方是个科主任，也是因为同一种业余爱好才彼此结成朋友的——两人之间可以无话不谈。他们都认为骆明患的可能是肠道血管栓塞。场医说从发病到最后这段时间，从病情发展的速度上看应该是这样的病。他不赞成肠胃穿孔的判断，因为那样延续的时间将会更长一些。他不停地骂那所医院，说那个鬼地方简直没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那里才是真正的“不治之症”。“我们就这事儿相互讨论过多次，我还拿过去一些资料。洋玩艺儿他也能读得懂。我什么资料都对他敞开……”
那次谈话不久，那个科主任就到场里来了一次。场医提前一天通知了我，并给我们做了介绍。主任叫蓝珂，四十六七岁，南方人。提到供职的地方，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医院，没意西（思）啦。”
蓝珂的一双眼睛显得十分灵活，讲话时，常常去瞟场医的爱人。而她显然对这一切早已习惯了，坐在一边，脸色很红，有些厌烦地噘着嘴巴……
从交谈中得知，他当年从一所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这里，再也没有动过，如今已经是这所医院的元老。他精瘦，满脸细皱，皮肤却出奇地白嫩。说到骆明，我问：“你们医院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故吗？”
他哼一声：“类似的事故倒不多，但死人的事是常有的。说起来你都不信，有一次我们给一个病人做了手术，手术后几周了病人还不断喊痛，喊得厉害，引流管老撤不掉。后来拍了片子才真相大白，你猜怎么？肚子里撇下了一把手术器械……”
尽管类似的报道我也看过，但因为它就发生在眼前的这所医院里，还是让人有点吃惊。
蓝珂说：“你不信，谁又能信？这也不是破天荒第一次——报上说其他地方也有过同样的怪事。医疗部门在内部把我们做了通报。可通报又怎样？院长照样还是院长，主任照样还是主任，只不过做手术的医生当月奖金扣掉了，给了一个无所谓的处分。”蓝珂叹息：
“我们外地人在这儿过日子可不容易呀！这个城市讲起来和农村也差不多，靠的是家族势力，你如果是一个外人，不机灵一点简直就没法儿生活。除非你是长了三头六臂的主儿，除非你是没心没肺的人……”
我提到了那天的座谈会——我特别指出那几个局长当中就有外地人。
蓝珂笑了。他说刚才讲的不太明白，他所说的“外人”以及“家族势力”和农村的又有不同：这里的“家族”大半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必须有另一种连结方式，那才更可怕呢。他说一个部门或一个行当、或它们之间，所有这些人都要分成一个个利益团伙，一个人如果没有入伙，那么他就是一个“外人”，一旦遇到事情麻烦就大了。
我不愿把话题扯远，只说：“为了一笔押金就死了一个人，你们医生的心也太硬了。医院是专门治病救人的地方，这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人到了最后，就为了让你们这些穿白衣服的伸出手来拉一把，可是你们竟能背着手不管不问……”
蓝珂那双圆圆的眼睛像盯着一个不认识的人那样看我，看了一会儿长叹一声说：“真是不在一个行当，不知一个行当的难处啊。我要是站在外边，也会像你一样讲话……他们不知道我们这里给弄成了什么！经济上层层包干，药房，值班医生，护士，手术室，每个科室都搞起了承包。我告诉你，有时人的狠心肠硬是逼出来的。好事谁都想做，可就是做不起呀。”
“‘好事做不起’——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蓝珂一笑：“你听不明白，因为你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
我没理会他的嘲笑，听下去。
“举个例子吧，前些年我们科里来了一个病号，是个姑娘，一来就捂着身子，说疼得要死。后来给她做了个心电图，原来是心脏病，反射在那儿……这就要抢救。她称自己是过路的大学生，一口普通话。她没有任何亲属在跟前，当然谈不上什么押金了，住院手续都是我一手给办的，因为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她住了半个多月，跟我们科里的人都成了好朋友。大家蛮喜欢她的。后来她差不多好了，有一天到对面门诊楼去做化验，而且是穿着病号服出去的，所以谁都没想别的。可是想不到她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原来她把随身带的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揣在了口袋里，跳上市内公交车就直奔车站，买了一张坐票就跑掉了。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她根本就不是大学生，学生证也是假的。她的住院费治疗费加起来上万元，我们科算是哑巴吃黄连……所有人不光是奖金没了，工资也扣了大半，还受了通报批评。那个院长你见过，别看笑眯眯像个老太太，心比石头还硬，绝对不跟你讲情面。到我们科里治病的人三分之二是市民和郊区农民，很多人都来自几十里外的农村，你跟他们必须认真，按规定办事，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栽进去。他们很会捉弄人的……”
“农民捉弄医院？”
“那还用讲。不过他们有的也实在是太穷了，治不起病也拿不起药。有很多病人应该马上住院，可就是因为住不起，结果只能回家躺在炕上熬。有的刚刚五六十岁，得了病家里人也不让送医院，说这么大年纪了还送医院干什么？‘熟透的瓜儿了’。就这样让他在炕上躺着继续‘熟’。这儿的农村，只要不是害急症死亡的，在自己家炕上躺着去世的人，我敢说百分之九十都是非正常死亡。”
蓝珂说到这里低下了头。
我想到了早年生活过的那个山区，不得不同意他的话。是的，那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自己家里迎接死亡的。有的只是患了很常见的病，只是因为穷，没有钱住院，就在自己屋里迎接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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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农民到科里治病时，都从腰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解呀解呀，最后才解出一卷钱，数一数，都是一些面值很小的纸币，一共不足几十元，够什么用？现在的药多贵呀，别说吃药了，就是几天床位费他们也拿不起；要动手术，病人一上了手术台就要大把花钱，那是不客气的。医院里又没有这笔救济金，只得一视同仁。别说农民，所有效益不好的工厂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哪有钱给工人治病？那些来自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药单子可以拿回去报销；享受医疗保健的、特别是特保病人要住干部病房，走廊里铺着地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只要住进来，医院里就觉得脸上有光，就得好好服务，冷啊热的，惟恐不周。不光是这样，他们出院时一口气可以开走几千元几万元的药品。现实就是这么大的差别，你不承认行吗？同是企业或事业部门，那种差距简直就是天上地下。就在我们这种垃圾满地的穷地方，那些垄断经营的单位、一些大权在握的行政执法部门却是牛气冲天。一个区税务局一年的接待费用就可以高达七八百万，同级的一些文化事业单位呢？他们连买信笺的钱都不舍得！一些刚毕业的银行小职员工资加补贴就能拿到每月两三万元，一个小小的区供电局的头头年收入可以达到三四十万。再看看一般的知识分子吧，他们辛苦了一辈子，评上了正高职称的月工资也不过才两千多元，更不要说工人和普通老百姓了。你看看税务局和财政局这一类部门的办公和居住条件，然后再比比我们医院——不，你干脆比比一般的市民和企事业单位吧，他们住的屋子能进得去人吗？我前几天刚去了一位解放前就大名鼎鼎的老专家那儿，他的小屋又黑又臭让人进门就得掩鼻子。所以嘛，不要再说起码的正义和良知了，也不要说什么人类起码的价值观了，别提什么‘礼义廉耻’，这里只承认拳头。谁要说我们这儿是个文明地方，说下大天来我也不信！所以说你既然明白这个，知道自己身处野蛮之地，就得准备随时用野蛮的办法去应付事情思考事情，不然的话就是死路一条——而且直到死了也没人同情你……”
他一席话说得我周身发冷。我无言以对，而且完全能够明白、能够理解。蓝珂的样子显得十分沮丧，长时间咬牙和摇头。后来他抬头望着我：
“你刚才说的医院里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自然而然的一些事情。医院里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就不正常了。看看我们这儿的一些规章制度吧。你想想，我们医院买进大批药品，总要把它卖掉。卖掉的药越多获得的利润越大，所以我们当然乐于给那些享受保健的人大把开药。后来虽然公费医疗实行包干，但不包括享受保健的人，所以我们就往他们身上堆药。还有就是，负责进药的人吃大把的回扣，这都是很平常的……”
我沉吟不语。但我仍然有些愤愤不平：“农民没有钱，可也不能见死不救吧？因为我们做医生的总还有点同情心，有起码的人道主义……”
“是啊，有人说坏就坏在这个同情心、这个主义上。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正经学校出来的，无论如何都是些软心肠，绝不像别人想的那么硬。我相信那些接手骆明的人也像我一样，我太能理解他们了。所以说如果因为这个给他们处分，连我都要替他们喊冤。”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直直地看着他。他叹气，拳头在手心里砸，吵架似的嚷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