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斌
前几天，母亲打电话来，一如往常的唠叨着叮嘱着，其实一切都还好，我想母亲只不过想听听她儿子的声音罢了。聊的过程中，母亲说了一句：“你爸把烟戒了。”“真的啊？”我充满了惊奇和疑惑地问。“嗯，真的戒了。”母亲的话语很平静，然而我却感到一阵莫名的惊颤--一个抽了几十年烟的男人，要戒掉谈何容易？
最近一年，母亲有时会在父亲耳边半真半假地唠叨：“把烟戒了，一个月烟钱就几十块，现在开销这么大”。父亲则在一旁默不作声，有时只是嘿嘿地笑。其实，母亲说归说，却从来没跟父亲认真过，父亲依然抽着两块五一包的“经济烟”。没想到，这学期一开学，父亲就真正地戒了烟，而且还戒得那么干净，那么彻底，这让我多少有些不解。
母亲曾感慨地说：我们这一辈人，真的是什么都遇上了。长身体的时候遇上饥荒，读书的时候遇上文革，改革开放后适逢日子好过一点了，儿女上大学又要“缴费上大学”。
父亲生于1954年，他初中毕业时，成绩一直都很好，原本是有资格继续念书的，可是不知乡里哪个干部的儿子顶替了父亲的名额，父亲没能继续上学。一九八零年，父亲和母亲结婚。一年后，我出生了，刚好遇上“包产到户”，于是，我家分到了三个人的田地。和所有经历过饥饿和公社大锅饭的淳朴农民一样，父亲母亲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生活的战斗中去。因此，当我还是婴孩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山地里、田埂上，看着父母挥汗的身影；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家里建了一个石仓，装满了水稻、玉米和小麦，同时也装满了父母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
随着人口流动的幅度逐渐下降，八零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有农民走出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了。我的父亲也称得上是中国改革史上的第一批“民工”了。大约是八五年，经父亲的姐姐介绍，父亲单枪匹马来到了省城成都，进了某大型国有电器厂，成了一名“临时工”。八六年，母亲生下妹妹后，也来到了成都，就这样，父母亲开始了他们的“打工生涯”。那时候，那家国有企业经营非常红火，父亲一干就是十来年。九三、九四年，国企开始走下坡路，企业内部开始精简人员。减了好多次，都没有减到父亲，虽然父亲只是一个“临时工”--这或许是好事也或许是坏事。我初中毕业时，那家电器厂已经没什么发展前途了，父亲终于自己跳了出来。
自那家国企出来后，父亲蹬了三年左右的三轮车，收入比在厂里上班多了两三倍，虽然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却洋溢着对新生活的满足与欣慰。但是，好景不长，2000年左右，城市里严禁“无证三轮车”了。交警天天抓，一旦抓到，车辆就会被没收，父亲的车被收了两三次，越到后来，好像连车带人一起抓，然后交几百元“什么什么费”取人，无奈之下，父亲不得不另谋出路。经人介绍，父亲在火车货运站当过搬运工，也在摩托车市场扛过摩托。虽然生活的担子日益沉重，可是父亲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
大三那年寒假回家时，父亲又一次面临失业的打击。因为我上大学的缘故，父母的积蓄早已用完了。事实上，在国企上班的那些年，父母根本就没存什么钱。工资也就从最初的每月几十元到一百元、两百元，好像最高也就四五百元。父亲又开始另谋出路了，每天翻报纸，跑劳务市场，可不幸的是，不是遇上骗钱的假广告，就是人家嫌父亲年纪太大，或者需要“大专以上学历”。父亲的言语少了，他竭力想要掩饰什么，然而，我看得出他内心深处的焦虑与无奈。这些年来，每年寒暑假回家，都会发现父亲越来越老了：皮肤很黑，脸上皱纹也出来了，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头发里夹杂着好多白的印迹。
春节过后，父亲又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虽然工资很低，工作也很辛苦，但父亲却很高兴。母亲有时会在我耳边唠叨：你爸这辈子也够累的了，自从有了这个家，有了你和妹妹，一直以来，他从来都没闲过，从早到晚，年年月月。我知道的，生活虽然艰辛，但父亲从未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从未放下肩上沉重的担子。
今年九月开学时，家里又借钱了，将近有一万元钱，一是我的学费，一是妹妹上高中的“择校费”。
意想不到的是，父亲将妹妹送回老家读书后，就戒了烟。虽然我不抽烟，但我深深知道，对一个抽了几十年烟的男人而言，戒烟是多么痛苦而艰难的事情。
然而父亲却做到了，平静得好像什么事都未发生过一样。只是不能想像父亲“烟瘾”上来时，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