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铁凝
真正的谦逊是不容易的，它有可能让我们接近那遥远的完美，但真正的抵达却仍然是难以抵达。
河北有位白寿章曾有记者问我，河北近百年间若请你只提一位画家，他该是谁呢？我说，当是白寿章老先生。
在近代史上，到目前为止，绝对还没有人把白寿章归入“大牌”画家之列，但在我眼中，白寿章的书法和画作，是绝对高出某些大牌画家的。我常想，是什么原因使这位老先生没能在画坛争得一席之地呢？是机遇吗，还是画家面对政治的自卑感呢？于是他终生隐没于河北一两个县份，有几分“自惭形秽”地劳作着，画作也大撒手地流人民间的好友、师徒之手。以至于，当新时期有家出版社出版他的选集时，仅觅得不到三十个页码的容量。我从老先生仅有的这本画集里选出两张作些认识，一张为《八哥芭蕉》，一张为《山水》。
《八哥芭蕉》属花鸟，《山水》是山水，都是白寿章常画的题材。前一张笔墨潇洒不羁，不拘小节，用浓墨“铸”成的八哥紧张起翅膀，带出一副受惊的样儿，离开芭蕉急急飞向远处；而它身后那棵用淡墨“揉擦”出来的芭蕉，则流露出几分遗憾，好像张起“大手”送它离开，也许前头有八哥的好运。
花鸟画家在具备笔墨功力后（真的具备），剩下的问题是能否寄寓画作几分情趣。若能，便是高手；若墨守成规背些“章法”，便是低手。当然情趣也有高低之分，若把白寿章的这幅《八哥芭蕉》和齐白石那幅画个渔竿线渔钩和几条鱼，题曰“小鱼都来”；还有那幅两只小鸡在争夺一条蚯蚓，题曰“他日相呼”相对比，白寿章的这幅显然高于齐白石先生的那两幅。白寿章寄于画中的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人性；齐老先生在他那两幅画中只存几分粗浅的人生小玩味。白寿章的笔墨意识在《八哥芭蕉》黜达到了一般画家不可驾驭的境界，不带丝毫对笔墨的玩味色彩。
《山水》作于1972年（次年白寿章去世），虽然也是一幅极见功力的作品，但细看，便会发现画面上的一些尴尬。一方面是熟练地背诵着宋人山水的布局，一方面又努力加紧追赶着时代。这幅有毛主席题词为题跋的宋人山水，山中却停着一辆不合比例的长途汽车——如今叫做“中巴”；而从中巴上下来的人，都是身着60年代的农民衣裳，肩上且背有行李卷。他们不像是看“劲松”的游人，倒仿佛是进山兴修水库的农民。或许白先生生前真的修过水库，或许白先生认为只有在山中画上劳作着的农民，作品才具时代意义。就像当年有个演古装戏的农村剧团，为了赶上时代，一定让叶挺将军穿上“长靠”，念着韵白出场。
我想，其实白寿章终生也没能“走上社会”，他以为产生了时代意义的这种画风，在当时不仅没有受到官方赞许，反而被冠以“庸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名，常遭无情批判。
但是，在白寿章辞世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行家们仍然可以从白寿章的笔墨中品出他于山水画的造诣。这幅《山水》仍具欣赏价值，它的价值在于一个真正的画家的气质和既老到又纯属于个人的笔墨。
从《两只羊羔》说起上世纪的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我家居住在河北保定，房子是一座解放初期所建的二层筒子楼，典型的砖木结构。宽大的楼梯营造得笨拙、结实，我家二楼的房间且铺着红松地板。那时家人进屋也没有换鞋的习惯，鞋底踩着地板咯噔咯噔。造房子的人对一楼的设计却有些凑合，走廊和房间都是青砖铺地，走廊也狭窄。加之楼中没有厨房，住户做饭的炉子和成堆的蜂窝煤都摆放在走廊，弄得楼道纷乱漆黑，我们进楼必得摸索前进直到摸到那个笨拙结实的木楼梯。家人给这楼起了个绰号叫做“古堡幽灵”。我们一家在“古堡幽灵”度过了中国“文革”的中后期，我也在“古堡幽灵”里受着各种艺术形式的熏陶，明的和暗的。由于当时政治运动的稍微松懈，在我家房间的墙上，父亲挂出了几种形式的书画作为装饰，古今中外都有，从麦绥莱勒到周昌谷。当然毛主席诗词也是少不了的，那是父亲一位书法家朋友所赠。当时我妹妹正读小学，她每次放学回家，把书包往地板上一扔，便不由自主冲着这诗词一字不落地朗诵一阵，从“人生易老天难老”一直朗诵到“毛主席诗词一首铁扬同志嘱润书书”。润书即是这诗词的书写者。后来，一进门就朗诵这诗词在很长时间里成了我妹妹一个下意识的习惯。就在这幅诗词的旁边，还挂有一帧国画，画的作者是周昌谷。
我们都知道周昌谷是父亲要好的朋友，这帧《仕女》是周先生60年代初在杭州为父亲画的。原本是一幅斗方，父亲把它裱成了一件全绫的四尺条幅。画中是一位手托鲜花的仕女回首一顾的瞬间。听父亲说，周昌谷先生那时正热衷于这种仕女回顾的章法。画的上方配诗一首：“鹿葱旧种菊新栽，幽径深行忘却回。忽有野香寻不得，栏杆背后一花开。德斋句写。”最后也有“铁扬同志嘱正”。可见那时画家之间的交往统称同志，不像现在称先生。尽管“同志”二字和“德斋句写”配在一起是那么不伦不类，但那毕竟是一个时代。几十年之后，我写此书时将《仕女》打开再读，那个时代的气息仍然扑面而来。周昌谷的字不草，好认。当妹妹朗读“人生易老天难老”时，我便不断“研究”越《仕女》图里“德斋句写”的意思。当时我最欣赏“幽径深行忘却回”一句，觉得周昌谷的仕女配上这诗真是一种完美的结合。
因为英年早逝，周昌谷的名字即使在今天的国画界，很多年轻人也少有听说。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昌谷却是中国国画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他的国画《两只羊羔》在1954年布达佩斯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家首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当时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是社会主义阵营发起的一个世界青年交谊活动和艺术大展览，但也吸收了许多第三世界参加，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还是颇具些影响的。周谷的《两只羊羔》获奖，不仅是中国艺术家实力的证明，它也为中国画的人物创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于是周昌谷的名字一时间在画界变得无人不晓，其实当时的周昌谷才是一位刚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的青年。父亲藏有周昌谷的原作，消息渐渐不胫而走，画界朋友到我家来看周昌谷，自然就成了一种艺术享受。记得后来还有几位保定画家，将此画借走临摹，虽然每次父亲都会欣然把画从墙上摘下，但每次画被送还后，他总是不忘将它打开，作些细心的检查。他会说，还好，没有损坏。他会说，嗯，摺了好几处。
可惜周昌谷因患肝病长年住院，五十几岁便离开人间。他过早地撒手艺术，也就使他的名字过早地被人忘记，这是令中国画界惋惜的，否则，谁能料到这个才华横溢的画家在艺术上还能走多远呢。
今天再看《仕女》图，我要说这并不是周昌谷的力作，只能算件小品吧。但就他的笔墨和对线的运用，都还是颇见功力的。题材虽小但画得严格，况且这种构图在国画里本是被忌讳的：行走着的人物顶到了画面的边缘。可是这正是周昌谷当时的追求：人物虽然走到了画的尽头，但他用人物回眸的瞬间又使构图恢复了平衡。
我见到周昌谷是在“文革”结束时。当时我们全家在杭州伯父家做客，周昌谷来看父亲。伯父也酷爱国画，所以周昌谷也是伯父的朋友。那正是春节前杭州最冷的季节，南方人没有取暖的习惯。只记得个子不高的周先生穿一双硕大的棉鞋，脸色不怎么好，胡子也没刮，仿佛仍处于疾病缠身的状态。那时我已在学习写作，周先生还对我说了些鼓励的话，并告诉我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他最喜欢读的是辛弃疾，希望我也读一读。后来我注意到，周昌谷的许多画都有辛弃疾的词意。
以后我并没有认真读过辛弃疾，我的古典文学水平也一直处于一种被启蒙的状态，甚至连写“鹿葱旧种菊新栽”的“德斋”，我也没去弄清这是哪位诗人的斋号。但是我却受到周昌谷另一幅书法的启发，写成过一篇散文。80年代初，周先生逝世前不久，我父亲专程赴杭州去看他，他在医院为我父亲书写了一幅大字对联：云晴龙去远，月明鹤归迟。这时的周先生好像很久没有画画，而专攻书法。他一反过去写“鹿葱旧种菊新栽”时的清秀，而改写苍劲、自由的“蚓书”。写完，周先生告诉父亲，这是他练蚓书以来，写得最好的一幅。当时父亲不明白周先生为什么要送他这样一幅句子，似有一种不祥的征兆。果然，一年之后生离开了人间。我不知这副对联是否周先生的绝笔，只牢记他说过这是他最好的一副。
可惜我写“云晴龙去远”的那篇散文不是为了纪念我家和周先生的交往，那是送走龙年迎来蛇年的时候，有一张把本来在人们心目中狠毒、阴冷的蛇设计得幽默可爱的明信片感动了我。劳动着的圣人。
年父亲从意大利旅行回来，我们有过一次关于艺术的谈话，现在我简要记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