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德斌
前几日，母亲打来电话，跟往常一样唠唠叨叨问这问那，其实一切都还好，我想母亲只不过想听听她儿子的声音罢了。聊着聊着，母亲说了一句：“你爸把烟戒了。”“真的啊？”我问。“嗯，真的戒了。”母亲的话语很平静，然而我却感到一阵莫名的惊颤——一个抽了几十年烟的男人，怎么说戒就戒掉了最近一年，母亲偶尔会在父亲耳边半认真半玩笑地唠叨：“把烟戒了，一个月烟钱就几十块，现在开销这么大……”父亲则在一旁默不作声，有时嘿嘿地笑两声。其实，母亲说归说，却从来没跟父亲较过真，父亲依然抽着两块五一包的“经济烟”。没想到，这学期一开学，父亲就真正地戒了烟，戒得那么干净，那么彻底。
母亲曾在我耳边感慨过：我们这一辈人，真的是什么都给遇上了。长身体的时候遇上饥荒，读书的时候遇上文革，改革开放后适逢日子好过一点了，儿女上大学又遇上“缴费上大学”。
父亲生于1954年，初中毕业时，成绩很好，原本是有资格继续读书的，可是不知乡里哪个干部的儿子顶替了父亲的名额，父亲没有继续上学。一九八零年，父亲和母亲结了婚。一年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刚好遇上“包产到户”，于是，我家分到了三个人的田地。和所有经历了饥饿，经历了公社大锅饭的淳朴农民一样，父亲母亲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生活的战斗中。所以，当我还是婴孩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山地里、田埂上，看父母挥汗的身影；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里建了一个石仓，装满了水稻、玉米和小麦，也装满了父母对新生活的期待。
随着人口流动的放松，八零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有农民走出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了。我的父亲也算得是中国改革史上的第一批“民工”了。大约是八五年，经父亲的姐姐介绍，父亲只身一人来到了省城成都，进了某大型国有电器厂，成了一名“临时工”。八六年，母亲生下妹妹后，也来到了成都，就这样，父亲母亲开始了他们的“打工生涯”。那时候，那家国有企业非常红火，父亲一干就是十来年。九三、九四年，国企开始走下坡路，企业内部开始减员。减了好多次，都没有减到父亲，虽然父亲只是一个“临时工”——这或许是好事也是坏事。我初中毕业时，那家电器厂已经很不景气了，父亲终于自己跳了出来。
从那家国企出来后，父亲蹬三轮车蹬了三年左右，收入比在厂里上班多了两三倍，每天早出晚归的父亲，洋溢着对新生活的满足与欣慰。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左右，城市里严禁“无证三轮车”了。交警天天抓，抓到后车辆没收，父亲的车被收了两三次，越到后来，好像连车带人一起抓，然后交几百元“什么什么费”取人，父亲不得不寻找新的工作了。经人介绍，父亲在火车货运站当过搬运工，在摩托车市场扛过摩托。虽然生活的负担越来越重，可是父亲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表露出来。
大三那年的寒假回家时，父亲又一次失业了。因为我上大学的缘故，父母的积蓄早已用完了。其实，在国企上班的那些年，父母根本就没什么钱可存。工资也就从最初的每月几十元到一百元、两百元，好像最高的时候也就四五百元。父亲又开始找工作了，每天翻报纸，跑劳务市场，可不是遇上骗钱的假广告，就是人家嫌父亲年纪太大，或者需要“大专以上学历”。父亲的言语少了，他竭力想要掩饰什么，但是，我看得出他内心深处的焦虑与无奈。这些年来，每年寒暑假回家，便发现父亲越来越老了：皮肤很黑，脸上皱纹也出来了，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头发里已有了很多白雪的痕迹。
春节过后，父亲找到了一分新的工作，工资很低，工作也辛苦，但父亲却很高兴。母亲有时会在我耳边唠叨：你爸这辈子也够累的了，自从有了这个家，有了你，有了妹妹，他从来都没闲过，一直以来，从早到晚，年年月月……我知道的，生活虽然艰辛，但父亲从未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也从未放下肩上沉重的担子。
今年九月开学时，家里又借了近一万元钱，一是我的学费，一是妹妹上高中的“择校费”。
没想到，父亲将妹妹送回老家读书后，就戒了烟。
我不抽烟，但我知道，对一个抽了几十年烟的男人而言，戒烟是痛苦而艰难的。但是父亲却做到了，做得那么平静，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
只是不知父亲“烟瘾”上来时，他是如何克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