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霞
有人题赠伍真：情真、意真、言真、行真、理真，俱此五真，其人乃真。我就想，怎样的伍真？又是怎样的五真？当我又看到：近几年，她应邀给十多万青少年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200多次；建国后，她先后任北京某小学校长、北京女六中校长、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教育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副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革命60多年；便对她产生了既尊敬又尊重的感情来。
然而，当我拿起她的照片时，却怔住了，她中等个，稍微见胖，留齐耳短发，两鬓已经斑白，穿一件土褐色毛衣，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全然是一位平凡朴实而又慈祥善良的老妈妈。她已经70多岁了，我却从她的脸上和眼睛里看到了昭示春天和未来的青春气息。
影片《啊，摇篮》里面有不少延安保育院的情节，就是以伍老为艺术原型、根据伍老的亲身经历改编的。她是一位伟大的中国传统的母性形象。她一辈子献身教育事业，将伟大的母爱无私地给了她遇到的每一个孩子。“文化大革命”时期，没人敢问“彭罗陆杨”的后代，伍老却收留了他们，让他们在自家过年过节。刘少奇被定为“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的孩子无家可归，伍真的家里便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她还为孤儿寡母找到温暖的依靠，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教育失足青少年改邪归正，替遭遇坎坷的同志排忧解难。她是从延安走出来的“延安女性”。
挣脱封建婚姻，踏上革命征途
正在女师读书的伍真几次跟在四舅温鸿儒的身后吵着嚷着要去延安。她对延安已向往了好久，盼望了好久。早在1933年，日寇已对中国开始了大面积的侵略，人民受难，国土沦丧，面对蒋介石的真反共、假抗日，血气方刚斗志昂扬的爱国青年已愤然而起满怀忧虑地寻找着救国的革命大道。
正在读大学的温鸿儒，此刻正在大哥温良儒的暗中默许和支持下，要和严克伦等同学毅然奔赴延安。
伍真住在二舅温重儒的家里，经常去大舅家。大舅当时是胡宗南手下的一名官员，家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天性聪颖的伍真已从他们异常的神色中感觉到时局的紧张。终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全省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伍真和她的同学孙世溢毅然加入了人数众多的抗日救亡队伍，在各个地方发表演说，揭露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叛国投降主义政策，宣传张杨二将军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并到处贴标语、喊口号、散发传单。
经过了几天几夜的示威游行，伍真对中国的革命和时局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她得到了一次身心改变的机会。特别是周副主席在二中广场作的抗日救国报告，给她的印象极深，她是挤在队伍最前面的，周副主席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慷慨激昂的言谈话语把她带入另一个天地。萧军的《八月乡村》、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使她产生了对革命无比强烈的憧憬和向往。1937年春，她便和罗秀云等同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几个月过去了，伍真已经渐渐成熟，她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学生中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先后联系西安一中、二中、女中、女师等30多名同学打着“抗日救亡宣传队”的旗号从西安出发，准备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并在西安到咸阳沿途的各个城市和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救亡宣传演出，并教群众唱革命歌曲。他们一路闯关越卡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来到了云阳镇安吴堡的青训班——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迎接全国各地青年投奔延安的门户。胡乔木主任和冯文彬副主任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青训班设在一个大庙里。白天由胡乔木和冯文彬二人轮流讲课，给他们灌输新的革命血浆，提高他们的革命素质。冯文彬讲抗日救国，胡乔木讲全国统一战线，进行爱国思想教育。晚上睡大庙，铺谷草，枕砖头，早晚喝小米粥，会餐吃馒头。艰苦的生活条件对大城市来的学生可想而知，大家却吃得香、睡得甜，因为他们都深深感觉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精神生活的充实，并且认识到要实现抗日救国的可贵理想，不仅需要满腔的热情，而且要抛头颅、洒热血。去延安的路，遥远而艰辛险恶，他们的决心没有动摇。小溪汇大江，两个月以后，由800多名青年组成的革命队伍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走向延安的征途。
如果说，这是伍真投入革命的第二步，那么，反对农村世俗婚姻、摆脱封建枷锁便是她走向辉煌人生的第一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又一次掀起抗日热潮。胡宗南部队29团团长李友于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了，大舅温良儒奉命为他举行了一次庆功大会，全家人都去了。
李友于是扶风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他的哥哥李治于是西大的学生，白白净净，留一中分头，穿一身笔挺的西装，打一玫瑰红领带，火箭式皮鞋擦得锃亮锃亮，言谈举止，潇洒大方，真可谓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会上，受到温良儒的格外注意。“治于，你多大年纪了？”“年方二十。”“有无妻室？”“还没有。”大舅问得言简意赅，治于答得干净利落。
稍后，他和家人稍作商量便说道：“治于，我有个外甥女清莲，今年十七，聪明灵秀，善良贤惠又知书达理，我想安排她与你们家人见见面。你看如何？”治于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心想：“清莲，不就是女中300人中考第十名的女秀才吗，听同学说过，长得挺标致，几个舅舅都有头有脸。”治于心中一阵惊喜，立即便与父母作一通告，一桩婚事便如此轻易地包办了。
一天中午，她正在上课，校长骆志修到教室来叫她：“清莲，你们家中有事，赶快坐三轮车回去。”她急匆匆地赶了回去，刚一进门，两个丫头便跑来告诉她：“小姐，老爷给你订婚了，你赶快收拾收拾。”说着，舅母便进屋给她殷勤地修饰打扮，正在不知所措间，他们便用小轿车把她拉到了南京大酒楼。
刚上酒楼，李治于便笑容可掬地迎上来，双手抱拳，给各位见礼。他穿大衫，戴礼帽，皮鞋还是锃亮锃亮，手上戴一金戒指，一闪一闪泛着黄光。她立刻对他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心想，这一定是个流氓。大家寒暄之后，大舅见时机成熟，便说：“今天，是我的外甥女清莲跟治于订婚的喜日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伦之乐，我很高兴，来，下面大家喝酒吃菜。”……
第二天，李治于来到二舅家客厅，说话随便多了，“听说你在学校学习不错，经常名列前茅，堪称女中豪杰。不过有人说你要去延安那个土匪窝，去抗日，一个女孩子家抗什么日？”伍真一听，便怒了。“人人都思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是抗日的最前线，你怎么叫它土匪窝？”伍真反问他，他却哑了口，用眼睛瞪着。真感谢他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们互不相让地吵了起来，这时两个丫头送茶进来，冲淡了这场舌战气氛，她趁机跑了出去。
过了几天，他又来学校找伍真。长袍礼帽，手拿一本《曾正公家书》，戒指已褪下来装入兜中。“清莲，你把这本书拿去读读并背下来，我保证你会把咱家治理得四十年没哭声的。”他见她没理他，自动过来将书塞到她手里，并邀请道：“咱们到外边走走吧！”“要去你自己去，我有事。”伍真说着站起来朝教室走去，经过二年级教室的垃圾堆时，手一扬便把书扔了过去。后来，每到周末，他都来打搅她。
伍真来到青训班将11月了，去延安之前，她向暗中支持她的二舅偷偷告别。二舅对她说：“你要去延安参加革命，是进步青年的所作所为，不过你的名字二舅得给你改一下了。参加抗日队伍，寻求救国真理，你就叫伍真吧！”她听了很高兴。二舅还为她找箱子装衣服，并给了她15块银元。
在青训班上课的时候，有一部分青年返回西安，她去车站送别。没料到李治于从火车上下来，他一见她就大发脾气，矛头却指向她的同学：“任清莲是我的未婚妻，你们谁也拆不散我们。”他不知道她改了名字。不几天，他又来到青训班，说要陪她学习几天回去结婚，她置之不理。他便气势汹汹骂她。两个月集训学习完了。他最后挽留说：“其实我一直都没走，咱们还是回去结婚吧！”“你去陕北，我跟你谈，否则，你死了这条心吧！”伍真坚信他是不会去陕北的。他自知没指望了，恨恨地走了。
后来，听说他当了特务，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从订婚到分手不足三个月，后来有人问伍真：“你为什么不当阔太太，偏要去延安受苦受穷？”伍真回答：“是革命理想让我这样选择，列宁曾说，憧憬是前进的动力。”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什么全国青年“提着脑袋”往延安跑？是什么样的“憧憬”推动着他们？就是革命理想。有了革命理想才能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和大无畏的精神。
笑着去延安，哭着送亲人
过了一山又一山呦，
上山不易下山难。
嗨呀嗨，嗨呀嗨，
到延安终归有一天哪！
嗨呀嗨，嗨呀嗨，
到延安终归有一天哪！
嗨呀嗨，嗨呀嗨。
800多人的队伍跟开向战场的大军一样，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热情冲天。伍真带头唱起了自编的陕北小调。唱完一遍，大家同声唱第二遍。你听，还真有点陕北民歌的味道呢，粗犷豪放，悠扬动听，有的同学故意把“哪”拖成长音，有的干脆唱成新疆民歌的调。大家唱着，说着笑着，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白天走累了，晚上找个地方随地小睡，睁开眼睛拔腿又走。他们顶风冒雨披星戴月，脚肿了，流脓了，淌血了，衣服破了，已顾不得这些，他们只想着高高耸立的宝塔山、点着灯烛的土窑洞……
到了延安以后，伍真和几个同学被分到陕北公学学习。很快，便和同学们认识了，有郝治平（后来是罗瑞卿的爱人），她们同组，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铺炕。3月18日，经过上海工人黄秀珍和南方人牟翼然的介绍，她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她又来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认识了陕南汉中的李昭（后来是胡耀邦的爱人）。
来自四面八方的女战士们，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一心扑在学习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十分浓厚。俄文教师是越南的一位共产党员，他是1939年随周恩来同志来延安的，他的越南名字叫阮庆全，是越南科学院主任、教授和院士。他们来中国时，让周恩来给他起个中国名字。周恩来说：“亚洲黄种人，就姓黄，参加革命光荣正大，就叫黄正光吧！”正光很为拥有一个中国名字而骄傲，而且是周副主席亲自为他取的。他决心一定要努力发展中越友谊，要为中国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正光没有辜负众望，他教学严谨，对同学认真负责，谆谆善诱，同学们不懂的地方，他总是从各方面进行讲解。他和同学们谈论各种问题，交流思想，还给有些同学以生活上的帮助。时间长了，相互间都有了较深的理解。他为人正直、豁达，待人诚恳、热情，具备了许多东方男子的特点。他也说伍真学习刻苦、意志坚忍，是一位聪明善良的中国女子，他们的接触渐趋频繁，谈话也极为广泛，他向她讲述越南的风土民情、科坛、政界，她向他讲中国的历史，秦始皇、武则天，讲中国的造纸术和指南针。当她讲到她的身世时，他就像听一部动人的童话，极其认真。
伍真有三个父亲，亲生父亲是陕西扶风县一个姓曹的农民。由于家庭的贫穷，1921年伍真生下刚40天，父亲便把她给了省城的裁缝。她七岁时，养父突然得了“黄水肿病”，无法医治，为此卖了房子和一些家具，全家搬到城门洞。后来，他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了，突然把伍真叫到床前说：“孩子，你长这么大了，该给你起个名字了，我看你爱笑，就叫欢喜吧。”说完便咽气了。没办法，母亲带着伍真和弟弟改了嫁，来到一个名叫伍海周的家里。他是山西人，因卖玻璃瓶发家，开了五间点心铺，兼卖油盐酱醋，生意很是红火。但父亲不识字，常受账房先生的骗，不得已，让伍真上了县上的第一女子小学。当时她已八岁，白天上课，晚上帮父亲挑水磨油劈柴，稍不注意，还要挨打受骂，夜里常干到12点……尽管如此，她的学习成绩仍名列前茅。学校有个老师，非常敬佩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当着全校的师生高度赞扬共产党的抗日爱国精神。国民党特务说他作赤色的宣传，立即拉出去活埋。这位老师面不改色心不跳，当土埋到脖子，嘴里仍高喊：“共产党万岁！”他的80岁老母赶来看他，竟被国民党人一脚踢死了。……伍真气不过写信将校长告到大舅那儿，大舅撤了校长的职，让伍真上了西安女子师范学校。
“伍真，咱们到外边去走走。”午饭刚完，正光来到伍真的宿舍门口。这时，伍真已抗大毕业，留校工作，可以说和正光是同事了，阳光下他们并肩走着。只见正光扬起拳头在伍真的面前晃着，伍真也不甘示弱地迎上去，他们正在争论什么。他们笑着，快乐无比。他们的关系发展着，由好感到倾慕，由倾慕到爱慕，终于，他们于1941年结合了。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他们的婚礼仪式是由女大高级班指导员、延大校长赵毅敏主持的。仪式简单，气氛却热烈活跃，充满革命大家庭的温馨。
四年后，1945年，他们的大女儿黄安娜已经一岁多，小女儿黄白兰已八个月了。她们都憨态十足，可爱极了。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投降，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召集了在延安的越南同志，开了三天会，为迎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决定立即送他们回国。
正在编译局工作的黄正光此时心情十分复杂，既兴奋又忧虑。兴奋的是自己不久就要回到祖国了，忧虑的是他舍不得离开这里的同志和战友，更舍不得离开妻子和女儿。
“伍真，咱们一块儿回去吧，抱着咱们的女儿，去见咱们的父母兄妹，让父母也见见他们的乖孙女、漂亮能干的儿媳妇，咱们一块儿回去吧，我求你了。”正光用极其哀婉又恳切的语气劝说伍真。伍真又为难了：“正光，不是我不想去，孩子舍不得你走，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是，我跟你去了，语言上有障碍，你在政府做事，我能帮你什么忙？中国的现状你也清楚，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马上投降，中国人民要从这种灾难深重的局面中走出来，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和付出，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她而去呢？”正光没什么可说的了，面对伍真的慷慨陈词，他知道，伍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宁愿牺牲自己一切的人。他尊重伍真的选择和观点。可是伍真愈这样，他愈舍不得离开伍真。
临走，他对伍真说：“中央领导同志答应，待时局好转后，一定送你们母女去越南，无论如何你要等着。”他将两个女儿亲了又亲，抱了又抱。他对伍真千叮咛万嘱咐，要特别照顾好两个宝贝女儿，并说：“你不会做秦香莲，我也不会做陈世美，唐明皇说过，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可下堂。你是我的糟糠之妻，我怎么也不会背叛你。我黄正光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走时，伍真没去机场送别。因为交通不方便。可是，她是怎样一手抱白兰一手领着安娜，站在窑洞外面，抬头瞭望起飞的飞机，她是怎样默默无语泪流满面……正光飞到重庆后，组织上给他们每人发了16块银圆作回国路费。正光从中取出6块，给每个女儿买了双小皮鞋和高级水果糖，还有一床被面，托人捎给伍真，尤其珍贵的是，给她写了封情深意长的信。
解放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伍真组成了另一个家庭，1953年10月，以黄正光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代表团来中国还特意看了他们母女。他首先参观了女儿所在的育才小学。国庆节，还领着两个女儿上了天安门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越南的党政领导胡志明主席也多次来中国，每次让越南驻中国的大使亲自接姐妹俩去钓鱼台住几天，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几位同志还专为胡主席举办联欢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