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这位“小朋友”还比我小，我们都这么健康，我虽然这么大岁数，也没有失掉孩子气，我愿意像陈伯吹先生一样，一生都要分出时间来为孩子们不断地写！
我的小学母校是在大陆的北平，地址在和平门外厂甸，简称厂甸师大附小。北平的师范大学，有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在同一社区，是文化古都北平有名的校区我第一次返第二故乡北平，访母校附小是1990年5月的事一群夏家的子侄陪我一道去，因为他们也都是附小毕业的，就连他们的子女，现在也都在附小读书，是一家三代的母校了。
校园还是老样子，大校门进去，是环抱两条斜坡的路，因为校园比大街高出许多上了坡，眼前显现的是广大校园前部，一年级的教室仍在左手边！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下雨天我上课迟到，爸爸给我送衣服来的情景，那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前方对面望去，有一排房子，当年是专为男生上课的劳作教室。旁边还有两个窗口的房子，是排队买早点烧饼麻花(即油条)的地方。
我记得我的门牙掉了，吃起东西来抿着嘴，吃烧饼麻花也一样，又难看又不舒服。北平的小孩子掉了门牙，大人见了常会开玩笑说：“吃切糕不给钱，卖切糕的把你门牙摘啦？”切糕是一种用黄糯米粉和红枣、芸豆、白糖蒸出来的糕，像我们台湾的萝卜糕一样大，人人都爱吃。
从校园向右往里走，经过二年级教室、花圃，穿过大礼堂、音乐教室，豁然一亮，就到了大操场和右手一排依旧是临街墙的老楼房教室，操场也还和从前一样，有滑梯、秋千、转塔等。想到我那时从前面的一、二年级升到后面的三、四年级，升高长大，心中好不得意。转塔、秋千、滑梯是我的“最爱”！
进到楼房廊下，看见一间教室的外墙上，钉着一个牌子，上面横写着三行字：
邓颖超同志
1920年至1921年
曾在此教室任教
看起来很亲切，可见他们对邓颖超女士的敬重。她是周恩来的夫人，一对模范夫妇，他们生活简朴，一向喜爱收养抚育孤儿，非常有爱心，所以受人敬重。前些时(七月十一日)邓女士以八十八高龄于久病后故去，我们也一样地悼念她。
校园没有变动，这栋楼房也是我在三、四年级上了两年课的地方。上下课的时候，钟声一响，群生奔向楼梯，木板被跺得咚咚响，我现在还好像听到吵人的声音。
校园的最后面，也就是楼房的右边，原有一排矮屋，是缝纫教室和图书室，但是现在却没有，太陈旧矮小被拆除了吧！但是我在这儿却有着难忘的生活女生到了三年级就要到这间教室学针线这屋里有两张长桌和一排靠墙的玻璃橱，橱里摆着我们的成绩。钩边的毛绢、蒲包式婴儿鞋、十字刺绣等等教室的另一头是图书室，书架上是《小朋友》、《儿童世界》杂志，居然还有很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纤、魏易用浅近的文言所翻译的世界名着，像《基度山恩仇记》、《二孤女》、《块肉余生记》、《劫后英雄传》等等，我都回圈吞枣地读过，可见得，当我白话文还没学好的时候，已经先读文言的世界名着了，奇怪不奇怪！
在后面绕了一圈，又回到前院去，到我二年级的教室前拍了照，因为它仍是当年我上课的教室，没有变动我忽想起我上二年级的粮事，算术开始学乘法，我怎么也不会进位，居然被级任王老师用藤教鞭打了几下手心，到今天还觉得羞愧脸热。
今天走到这儿，拍了照，我忽然对晚辈讲起这些粮事并且笑说：“是不是我也可以在教室外挂一个牌子，上面写：林海音同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曾在此教室挨揍”子侄们听了大笑！
五、六年级的教室，就在二年级教室的东面我们升人六年级的第一天，下午下课前，新级任李尚之老师，指定几个男同学，要他们下了课留在教室，先不要回家大家疑心重重，不知道是什么事要他们留下来，打扫教室？挂贴画表？功课不好需要补习？
有一些好事的同学便也留下来不回家，躲到离教室远远的角落看动静。
第二天，你们猜是怎么回事？
好事听动静的同学告诉我们了原来昨天教室门关起来以后，只听见李老师叫那几个男同学一字排列，严词厉色地说，他知道他们几个人在五年级时是班上闹得不像话、又不用功的学生—五年级的钱老师是个老秀才，是好人，但是管不住学生，我就是从钱老师班上升上来的，所以我知道—现在到了李老师班上。李老师说到这儿便拿起了藤教鞭，“琳！琳！”两下子，接着说：“到了我这班上，可没这么便宜！”便接着在每人身上抽了几下，几个出名的坏学生，便闪呀躲呀的，可也躲不及，只好乖乖的各挨了一顿揍。
“你们怎么知道？不是教室关紧了吗？”我们女同学问。
“趴在门窗缝看见、听见了呀！”淘气的男同学扮着鬼脸说。
“也欠揍！”我也不客气地撇嘴对男生说。
小学的最后一年，在李尚之老师的教导下，我们成了优秀和模范班。矮矮胖胖、皮肤黝黑的李老师，是河北省人(附小的老师几乎都是河北省人)，他虽严厉，但教课讲解仔细，也爱护我们，我们实实在在地受益不少。这一年中也有不少学生(男生最多)挨了揍，但是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和现在有的老师拿打人出气是截然不同的。
我在附小记忆中的老师像教舞蹈体育的韩荔媛老师，教缝纫的郑老师，二年级级任王老师，五年级级任钱老师(他的名字是钱贯一反过来念就是“一贯钱”啦！)都是一生难忘的。
我们附小主任是韩道之先生。他是韩荔媛老师的父亲。记得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召集全校女生到大礼堂去听他训话，他发表谈话说，我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不可毁伤的伦理观念，劝大家不要随时髦剪掉辫子。因为那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西洋的各种风气东来，一股热潮，不但文化、衣着、生活上的种种习俗都改变了，剪辫子留短发也是女学生(甚至我母亲那样的旧式家庭妇女)的新潮流，韩主任的一番大道理，谁听得下去，过不久还不是十个女生有九个剪掉黄毛小辫儿，都成了短发齐耳了我当然也是。
前面我说过，我们的缝纫教室也是学校图书室，我喜欢看书架上的杂志《小朋友》和《儿童世界》《小朋友》是中华书局出的，儿《童世界》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小朋友》的创办人有一位是黎锦辉先生，他对中国的音乐教育太有贡献，我们是中国新文化开始后第一代接受西洋式的新教育，音乐、体育、美术，都是新的，我们小学生，几乎人人都学的是黎先生编剧作曲的歌剧，像《麻雀与小孩》(太有名啦！)、《小小画家》、《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哪一个不是小朋友们所喜欢、所唱过的哪！
他办的《小朋友》杂志是周刊，每到星期六，我就等着爸爸从邮局(他在北平的邮局工作)提早把《小朋友》带回来上面我爱看《鳄鱼家庭》，还有王人路(他是电影明星王人美的哥哥)的翻译作品记得有一期登了一篇小说，说是一个王子慈善心肠，他走在路上很小心，低头看见地上有蚂蚁就踞着脚尖走，不愿踩到蚂蚁，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虽然是任意走路的人，但是真的低头看见蚂蚁，也会不由得躲开走呢！这都是受了《小朋友》上小说的影响吧！
等我长大了，进了中学，当然满心阅读新文艺作品和翻译的西洋作品，《小朋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我的读书生活中消失了。
今年的暮春五月，我们一群儿童文学工作者到上海、北京、天津去和大陆上的同好者开会，热闹极了，亲热极了。我在会场上认识了许多人，重要的是在上海的会中，桂文亚给我介绍了今年八十六岁的陈伯吹老先生，他一生至今都是从事儿童文学工作，写作、编辑或教书他虽是快九十岁的人了，但健康的气色、红润的肤色，亲切的谈吐，都使人有沐浴春风的感觉。大家都很136敬重他，我也一样，给他拍了照片。
这时台北的陈木城过来了，他说：“来，林先生和七十岁的《小朋友》合拍一张。”原来他拿来的是一木《小朋友》创刊七十周年纪念号，全书彩色，虽然是二十四页薄薄的一木，但七十岁可是个长寿呀！算起来这位“小朋友”还比我小，我们都这么健康，我虽然这么大岁数，也没有失掉孩子气，我愿意像陈伯吹先生一样，一生都要分出时间来为孩子们不断地写！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一首《童年》，让我们又回到了对于母校、对儿时的美好回忆中。
当往昔的岁月已经缥缈成遥远的记忆，那段青葱的求学时光却依然会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沉淀为人生最难忘而美好的回忆。何因也？
因为校园有我们纯真烂漫的金色年华，有纯洁无私的同学情谊，有敬爱师长们的谆谆教侮，有我们憧憬世界、放飞理想的起跑线……
回忆是一首歌，母校、儿时，就是那跳动不息的音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