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美国传教士的女儿，1892年6月26日出生，家族世居于弗吉尼亚洲和西弗吉尼亚洲。在家里，我是倒数第二个孩子，幼年生活很艰苦。当时，我的父母住在中国遥远的内地，那里白种人很少，往往就只有他们自己。以致在我能够记忆之前，除了一个在美国家里受教育的哥哥外，比我年长的孩子全都死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异常孤单地长大的父母在好多地方生活过，在我童年时迁居到位扬子江畔的镇江。在一幢建筑于山顶、可以俯瞰大江和居民稠密、房屋鳞集的城市的小平房里，非常平静地度过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屋子的另一边，有矮矮的群山，栽有花木和竹林的美丽山谷在我们住的那座山脚下，有幢高大而阴森的庙宇，里面住着一个性格孤僻的老和尚。假如我在漫游时走得太近庙门，他总是拿根竹竿把我赶走。我对他畏惧中杂有喜爱，站在童年的我的面前，他像个可怕的怪人。有时，当我在夜里醒来，听到穿过黑夜传来的庙里的钟声，那深沉、肃穆、孤单、单调的音响，使我感到战栗恐惧。
就在这座屋子里，我的妹妹诞生了。就是在这儿，我们一同玩耍。在这儿，母亲教育我，让我准备进大学。她所教授的一切我都理解。她样样事都教我，让我懂得音乐、美术和美。她尤其重视训练我在谈话中的美感和运用辞藻的能力虽然别的美国儿童有社团、学校和教会这些各式各样的不同环境来丰富生活，而我只要有母校就什么都不缺了。从我孩提时代起，她就教我写下我所看到和感到的事物，她并帮助我去领悟到处存在的美每周我都要写些作文让她批改，她的批评虽然是严厉，但很体贴。她待我的无限慈爱，我真是难以报答！
不过，我确信，当我课后在山坡和山谷漫步时，和随便哪个人的闲谈，不断聆听到的谈话，以及亲眼看到的许多事物，都是白种人的孩子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这个国家的美丽和中国人的感情已经成为我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5岁时，我被送到上海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我发现上海那儿是另一式样的中国。这时候，我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个外国人了；真的，我已经有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并养成在任何场合静听别人谈话的习惯。
我决不会忘记在我童年时代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我的中国老保姆。她照料我们全家，并和我们共同生活达18年之久。她给我讲她童年的故事，和她曾生活在那太平天国起义时的极端恐惧。我花了许多长长的但愉快的下午来倾听；而她一边补缀袜子，一边讲她的家和家族遭遇到的意外事件。她也常常给我吃些芝麻糖或是一碗特别美味的点心。
父亲在他传教的工作中，旅游非常辽阔。他总是带了些冒险经历的故事回家。他和母亲谈起事情来非常详尽，因而我也被他的阅历所充实。
17岁时，我被带到欧洲和英国，然后回到故乡美国在那儿，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我完成学业。我的大学生活并不十分愉快，它受到太多的限制。我对女同学们谈到的生活很陌生；而我自己的生活与她们相距如此遥远，就好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我学习得很快，尽可能地显示自己，至少在表面上，我能像她们一样因为如果有任何人听说我是从哪儿来的，她会瞪起眼睛惊叫起来，而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中国的家里，得知母亲病得很重，在看护她的两年中，发现我唯一的消遣是和中国朋友们漫长的散步和谈心，这就是我仅有的乐趣。
对于父亲来说，这十年是很幸福愉快的。最后，我父亲做了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的校长。教会工作范围日益扩大，他很高兴。同时叫他自慰的是，他与许多教职员和学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有年冬天的一天，我看到他像是遇到了喜事，突然开心起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真的，没什么。我那里有一个穷学生，这么冷的天只穿了一点衣服，我刚给他买了件蛮不错的棉衣，他穿上后看起来挺棒的。这风太刺骨了！”
我又好气，又好笑，凝望着他：“但是，爸爸，你看看你自己的大衣，手肘上全破了！你的毛衣也烂得不成样子，你自己就不要新的冬衣？”他仍然微笑着，平静地答道：“我想他们能让我度过这个冬天的。”如果说确实有人在响应救世主的号召，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拿来和别人分享，无疑，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些年中，他开始他谋划已久的工作。除了传布福音，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新约全书》译成中文白话。我父亲向来对圣经的中文译本感到不满，认为它不像英文那样严谨完美。为了使之能成为一般水平的汉语译本，他树立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即以希腊文为底本将《新约全书》译成一个新的汉语译本。他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对这个译本进行最后的修订。就在他去世之前的那个春天，我们劝他不要再那么拼命地工作，他似乎知道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回答道：“我必须在这个夏天完成这项最后的工作，现在我不能再拖延了。”
后来，我和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结了婚，母亲也恢复了健康，我们就移居到北方的一个城市，我丈夫在那里工作，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五年。
在我们的一生中，这是最富裕也最困难的五年。这段时间，我们是那城市中仅有的白种人。但我总是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在群众中从事自己的工作，并且获得他们生活中最秘密、最内在的信息。作为一个已婚妇女，我比过去在她们当中来来去去有更多的自由，而中国妇女也愿意像女人与女人、朋友与朋友那样地和我谈心。在那几年我结识的最好、最亲密的朋友，至今还和我保持着情谊。
我们的生活外部是够刺激的了。我们有过一次严重的饥荒。我们遇到过土匪攻城的战斗，枪弹像鸟群那样密集的飞越过我们紧靠城墙内侧的中式小屋。我们经常到乡下去，有时是步行，假如路远，有时我就乘轿子，我丈夫就骑他的自行车。我确信，我们去过妇女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还准备了够谈好几个星期的话题。
后来，我们迁居南京，我丈夫在金陵大学农村经济学和社会学系任教这儿的生活又不同了，我们离开农村和农民，进人学者的生活。在这儿，这10年中，我们注视这个在革命中的国家，看到旧时代被摧毁，新时代在斗争，虽然还很嫩弱，但却充满生机，新时代即将诞生。
我主要的欢乐和兴趣总是在于人民，自从我生活在中国人民中那时起，中国人民就是我欢乐和兴趣之所在。当我被问及他们是怎样的人时，我无法回答。他们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就只是人而已。我谈论他们跟我谈论我的亲人一样。我和他们太亲近了，我已经以全副身心投人了他们的生活。
因此，我厌恶所有把中国人写成为古怪和粗野的人的作品。而我最大的愿望是尽我所能的把中国如实的写在我的书里。在这儿，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中央大学教书，后者是政府办的。我教授英国文学。我并不喜欢教书，但引起我的兴趣的主要是因为可能通过我的学生给我带来新的消息。
现在我住在南京的一所旧砖瓦房里，房子四周是一座我喜欢的大花园，在那里我种树栽花。我丈夫培植蔬菜。我们在花园里工作，夏天在这里进餐，朋友们带着孩子同我们一起在这里游憩。我极喜爱我的邻居，他们有些人住的是草房，有些住的是砖屋，有些是住着公馆的政府官员。这都很有趣，有时我们回到美国个把月，但目前我丈夫正忙着写他的下一本书《中国土地的利用》，所以必须留在中国几年。
我很抱歉，除了我的两个小女儿之外，看起来我不能每样事都谈到了。一个外出上学去了，只有5岁的一个和我们在家。由一位年纪大的中国家族教师每天教她读写中文，这位教师也曾教我中国文学多年。
我希望不是本人而是我的作品被人们知道。在这方面，中国人是非常理智的，他们认为，艺术家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而对艺术家的个人品格并不感兴趣。
赛珍珠是一位与中国人民有着鱼水深情的美国友人，她是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美国著名作家，在南京创作的小说《大地》三部曲因为成功塑造了几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也被誉为“大地之女”。她的中国情结，为其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这些都得益于她从小受到的中国语言文化的熏陶以及在南京大学等学校的执教经历。
作家是有祖国的，但文学创作是不分国界的。文学是为人生、为人类的艺术，离开现实生活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这也是赛珍珠女士的生活阅历及写作成就折射出来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