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傅孟真先生时傅斯年已经是一个名人了！傅先生跟我同年，但是在学术上面，我认为他是我的前辈他那时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我刚从欧洲回来，路经香港，因为我向来不曾到过广东，所以顺便到广州去看看。又因为我不懂广东话，而那时冈成立的中山大学，有许多从北方来的教授在那儿教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那儿，我只是去碰碰看谁知一去，在门口碰到清华地老教授庄泽宣先生，我们彼此很熟。他一见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正有人在这儿你呢！快去快去，我带你见他去，我不免吃了一惊，间他什么人要找我呢？他说：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哦！我真大吃一惊，因为我过去虽说很羡慕孟真先生在五四运动时创办《新潮》的成就，不过也仅是羡慕而已，因那时我正在美国。不过我在美国碰见过罗家伦先生，他常常提到一些孟真先生的事情。我说：“孟真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呢？”他说：你到那儿去就知道了于是庄泽宣先生就领我去见傅先生他一见面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一定要我在他那儿住。而我是乘坐的船从印度加尔各答转过来的，船在香港只停泊三天。我说：不行啊，我不能在这里待这么久，我船期后天就到了，今天就得走他说：不行，你的船可以延期。他马上就陪我到香港去办交涉，延期一个礼拜。这次，他跟我谈的事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件事。谈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的工作。我说，这个工作有多少事情可做呢？我知道当时从事考古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尝过那种味道，地方上的势力，古董商的势力，政治上、社会上一切的势力，都不容易公开地从事发掘，所谓掘人祖先庐墓的工作，这种事情并非简单。他说，他要从事新式的田野考古工作。
这事当然经过许多商量，他告诉我，史语所将来怎么组织，在此以前，他在中山大学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现在他要在中央研究院办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名称倒过来了，这有他的道理。我对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我记得他又约我到语言历史研究所去和他们的同仁见面，我一看，有许多是北方来的先生，其中好像有丁山先生，还有罗膺中先生、顾领刚先生等。那是民国17年冬天的事情，傅先生已经送了董作宾先生到河南从事殷墟的遗址，发现了若干新的甲骨文，所以研究院对于甲骨文的报道，最早是董先生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百几十片。当然，那时我从事田野考古的工作已经有若干次，而且当时年纪很轻。而我感觉陈寅属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签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这是我结识傅先生的经过。他的计划是想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平，不过当时的局面不十分安定，国民革命军刚刚克复北平。
从此以后我一直在傅先生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到现在已经47年（1928——1975），将近50年了。我一直在那里待下去，甚至他去世之后，我继续了他的职务，所以对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旨趣，我稍微有一点认识，不过对于傅先生的整个学术，我不敢说有全面的认识，因为傅先生是一个多方面的人。
但是讲到办史语所的事情，我记得傅先生过世之后，我写过一篇《傅孟真先生领导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我在其中的几点意见都说得很清楚，在傅先生过世之后发表的纪念刊物上。我自己个人的印象，孟真先生做学问，我想他的背景，不但有很深厚的中国的学术基础，对西洋现代科学的知识也有很深切的了解，像他这么对现代科学有清楚认识的人，虽也不少，像毛子水先生和俞大维先生，因为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有这一方面的认识。孟真先生觉得中国学术方面，毛病在什么地方，短处在什么地方；长处在什么地方，而西洋方面我们必须要学的又在什么地方，这些他都有很深切之了解。所以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能够在很短期间集中人才，都能照他的方法，照他的理想和计划去做。这都是因为他有这一种令人佩服的见解。我不相信他对于什么物质文化、什么精神文化这一类的名词，像现在一般人的利用法，有任何同意。他对学术的见解，因他受过很多年的心理学的训练，他认为思与心，物质与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告诉研究所的同仁一个原则，要大家找新材料，他说：有新材料才有新的问题，有了新间题必须要找解决间题的方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再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他这一原则我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到现在还一直遵守的。例如他讲考古，他不做纸上的考古，而要做田野工作；他对于语言学，即元任先生和方桂先生领导下的语言学，他也是从调查方言，调查语音学着手。他尽管过去佩服过章太炎，但却不从书本上去研究语言学，当然书本上材料他并不忽视，但必须有新材料才能解释旧的书籍后来他对民族学也相当的注意。
就算历史的人手与方法吧，最初不止历史、语言、考古三组，最初包括所有新的材料，像敦煌，内阁大库的档案，这些都是他一手创立的雪屏先生刚才说他要材料，要东西的能力，那的的确确是行政上的一个天才。比方就我这考古方面来说，最初我们到安阳发掘之时，地方政府认为我们是挖河南的宝贝，中央把河南的宝贝给抢走了，河南省政府有一群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就反对我们发掘，而自行组织一队也在安阳发掘，于是安阳就有两队考古队伍，一是奉中央研究院之命，一是奉河南省政府之命，这弄得我们非常尴尬，不能工作，停了工。傅先亲自到开封办交涉，一待待了三个月，他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们说：你瞧，我为你们到安阳，我的鼻子都碰坏了！他对我们说这个笑话说了好些年。他为这个事情直接找到蒋介石，请蒋介石出一个条谕在安阳，才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件事情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就做不下去。在安阳，先后九年，我们一共做了15次田野考古工作他很关心这件事，就因为他始终注意，我们考古组的同仁全体的努力，安阳的发掘找到了若干紧要的殷商的文化遗存，一直到现在，仍然为世界所重视，认为是国民政府最大的科学成绩。
我个人认为，若不是傅先生提倡考古，我的考古工作也许就中断了，我所以终身安心从事考古的工作，的确是因为碰到了这位又是朋友，也可以说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上司，这是我认为我最幸运的一件事。
至于他学术见解，历史见解，当然我常常听到他的议论，我就有一印象，他对整个学术上的见解，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方、西方之分，他向来不用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名词，他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发现这真理的人，不管他是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譬如他最佩服的人汉学家伯希和、高本汉，他们虽然是西方人，他们所做学问，我们当然应该一样地接受一样地去追求。这一类的例子很多，今天在座的像屈万里先生，都知道的很多，我这里不必多说我个人这些年来病足，行动不便，特地跑出来参加，我想我也算表示对傅先生的怀念。
傅斯年先生，字孟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他学识渊博，倡导历史研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重视考古实践，并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史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胡适先生曾这样评价他：“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从本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傅斯年先生的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治学精神以及提携后人、率真坦诚的真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