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臣胡铨，谨斋沐裁书，昧死百拜献于皇帝陛下：
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臣无识，举以使虏。专务诈诞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异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
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凌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敌，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敌势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倘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于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是盖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
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岂能处小朝廷求活邪！冒死渎陈，伏维垂鉴。
宋绍兴八年戊午十月
【鉴赏】
绍兴八年，宋高宗任用被金人收买的奸臣秦桧为宰相兼枢密使。从此，这一对昏君奸臣便沆瀣一气，向金人乞和。当时秦桧指派亲信王伦出使金国，表达议和之意，并请求金国派遣使者前来具体商谈议和之事。同年月，金派人携国书与王伦同来临安。金国使臣来到临安后骄横跋扈，他们把南宋当作金国的一部分，要求宋高宗赵构脱下皇袍，改穿臣服，跪拜在金使脚下接受金人的“诏书”，而且提出非常苛刻的和谈条件，要南宋对金纳贡称臣，每年向金献上银两和绢匹。
消息传出后，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忧心如焚，他要上书高宗，斩除奸臣，以兴国家。遂纵笔直书，写下了历史上着名的《戊午上高宗封事》。胡铨在奏疏中指出南宋朝廷是因为秦桧和王伦的妥协投降才招来了金使到我朝骄横跋扈。金使此行，包藏祸心，是要亡我南宋。因此必须立即斩除王伦和秦桧。
文章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奸相秦桧卖国求荣的罪行，指责秦桧把高宗推向了向金国俯首称臣的境地，要求立即将秦桧斩首示众，并以军事力量向金国问罪。他声明自己宁愿赴东海而死，也不愿苟且偷生。
这篇被称为“斩桧书”的奏疏一经传出，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宜兴进士吴师古迅速将此书刻版印行，南宋上至官吏下至百姓争相传诵。金人闻讯后也急忙以千金购得此书，读后君臣失色，连连惊呼：“南宋有人”，“中国不可轻”。此后年，金国不敢贸然举兵进攻南宋。年后，金国使者再次来到临安时，仍然怀着忐忑之心打听胡铨的情况。
这篇义正辞严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是南宋初年广大人民痛恨统治集团的屈膝投降和要求报仇雪耻、挽救民族危亡情绪的集中反映。
昏庸的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看到“斩桧书”后，惊恐和愤怒达到极点，立即革去胡铨官职，流放到广东去了。最后到海南岛，直至绍兴二十五年冬秦桧死后，始得内移衡州。
胡铨这篇奏章的写作意图，是希望皇帝放弃屈尊和戎的打算，并斩首王伦、秦桧、孙近等投降派，所以一面痛斥投降者的罪责，一面力争取消和议。就前一方面说，先指出王伦的无赖行径，后说明朝野皆欲杀之，进而斥责秦桧的遂非愎谏、孙近的尸位素餐。就后一方面说，先举出刘豫受降为虏的前车之鉴，后通过今昔对比说明不可妄自菲薄，进而告以衣冠之邦不可为夷狄所屈的大义。两条线索交织并行，不仅论述有力，而且义愤填膺、感情充沛，最后表明与秦桧等人不共戴天、宁赴东海而死的决心，忧愤之情臻于顶点，文章也在此顿然止住。文章义正辞严，充分表现了作者坚强的民族气节与战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