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下午，我都在打字，我把这些年的荣辱情仇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后告诉阿飞，他感同身受，唏嘘不已，他现在给我的同情丝毫不比我在高三时被帅哥踹掉的时候少。我可以想象他在网线那头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叹气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对某个人一吐而快了。
我去为自己泡了一杯茶。网络的好处是，不用为离开说抱歉，不管你是去泡水，还是上厕所，或是接电话。
天色不知不觉暗了下来，东边挂起了一个淡黄色的月亮，在远处高耸的群楼空隙间穿行，大如鲜奶蛋糕，最近我眼里看到的都是吃的。晚饭时间到了，我想起了覆盆子蛋糕、草莓蛋糕、蓝莓蛋糕。
阿飞和我心有灵犀，屏幕上打了一串字：“今天女儿来了，现在我带她出去吃饭。下周末我请你出来吃饭，如何？”
“OK。平时她是老人带是吧，周末跟你们？”我问他，他什么也没说，给了一个笑脸后下了线。
又是一个寂寞而无聊的晚上，那种渗入心肺的空虚会让你觉得夜幕下的人都是行尸走肉。我塞了一张盘片到CD机里，那是《花样年华》的电影原声音乐，Michael Galasso作的曲子。大提琴磨磨唧唧地把张曼玉穿旗袍的背影往小弄堂幽暗的铁皮路灯下推去，然后便下起雨来，好像只有在下雨天，怀旧文艺青年才能把胸中压抑多时的情怀全部释放，就像压力锅被打开，见到清澈的小排炖萝卜汤，撒上几颗绿色小葱花，顿时觉得纯洁得舒服了。
楼下女邻居突然发出持续的尖叫声，我侧耳听了一会儿，确定不需要去救她，那绝不是有人要杀她的恐惧声。大饼开始学狼叫：“嗷，嗷嗷嗷。”这是狗从狼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大约跟今天的大盘月亮有关，然后抱着它的小毯子“嘿咻嘿咻”得欢。
月满之际，人容易情绪低落或者亢奋。大饼、我以及楼下女邻居都是受害者。
我给父母打了电话，妈妈在那头不无担心地问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要不要回来住一阵子。自从我失业后，他们并不提我失业的事情，只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爸爸甚至说他可以养女儿一辈子，那个时候我哭了，泪水像热带雨林瓢泼的大雨，那样困顿和无助。我说亲爱的爸爸，工作后我没靠过你们，今后也不会做啃老族。他们比我更加充满了希望，不像我小时候那样，看到的只有绝望。父亲不再是壮年，开始有些灰白色的头发，妈妈也有些微胖，继续在和皱纹、色斑做斗争。
刚从银行出来那会儿，爸爸只是轻轻地说：“咱们的女儿从小自说自话，出这种事情也不足为奇。好歹都是能活的，放下包袱，即便去摆地摊又如何？爸爸给你本钱。”
父母永远是儿女最坚强的后盾。
只是现在我需要一段时间调整一下，希望时间不会太长。
街道社区打电话过来，战战兢兢地问有个超市收银员的工作你愿不愿意做，我笑笑，回绝了人家的好意。那些老同事如果知道我在做收银员，脸上会笑开花的。我收拾东西离开的那天，几个被我白过眼的同事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和他们的眼镜镜片，冷冷地看着我，等我转过身去，对着我的背影冷笑。
离开法院那个没有心事的岗位，我去了分行网银，他们需要一个既有银行工作经验又懂平面设计的人，看中了我在夜大学习的专业。生完孩子的老处女说了我一堆的坏话，诸如：“噢，VV总是为轧账工作带来麻烦。”“这家伙不太服管教。”“这姑娘太自命清高了。”当然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升职。在高兴之余，我没料到其实那是一个更大的虎口，等着我往里钻，吞嚼掉我一生只一次的青春。
青春这个东西和破处是一样的，常常在你还没准备的时候就被消耗了。但是，实际上，每个人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你不可能再来第二遍。我的青春在不知不觉中，被失望、排挤、猜忌挤满，没有空余的时间来享受激进、奋斗、成功和梦想成真。
网银总经理尤海波是个大独裁者，为了更好地管理员工，不至于将他架空，于是推行“员工矛盾管理”政策。这一政策就是让下属之间像抢发情雌狗的公狗们那样，狗咬狗，打破头。每个人都跑去他那里打其他人的小报告，整个办公室充满了猜忌、偷窥和恶毒的诅咒，所有人都像太监一样，希望得到尤海波的宠信，而他自己，则在分行分管行长屁股后头鞍前马后，不过是个更大的太监。
我相信自己，在内心某个深处，同时潜藏着野心和善良，只是自己还看不清楚，在职场上似乎还处于婴儿的懵懂期，我不会不择手段，因为根本没手段可耍。职场没有怜悯，所有人对他人表现出来的善解人意，不过是想获得旁人认可的手段，在年底互评分中获得他人给予的较高评分。而我恰恰太会表现自己真实的一面。不懂得妥协的结果是成为众矢之的，如果在此之前，我知道博弈论有关一个封闭环境如何保持平衡的道理，就不会那么不随大溜了。极端的局面是：众人争夺的资源是分行下发给部门的定额奖金，而奖金的分配权在尤海波身上，如果我表现的太出彩，拿走了相对大份额的奖金，那么其他人可以分的份额就少了，所以他们宁可灭杀我来保证自己的奖金不至于最少。众人平均也比某个个体拿走大头要强，当然除了物质，还包括尤海涛对某个员工的器重程度。这种合作不需要结盟，每个人依照自己的心去做，就得出这个结果，人性使然。
很不幸，年底考核的互评中，我得了倒数第一。
“如果你落后，那就是你的问题。”尤海波在某次单独谈话中对我说，“我曾经对你寄予多么大的希望，甚至不理会老处女对我说你是一个难以管教的人，看来，现在不得不信了。你知道同事们都在我这里说你什么吗？说你上班上网玩，做事拖沓，不懂得与人合作。”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抽抽发酸的鼻子，抹一下眼泪，这些委屈，在没日没夜加班的时候忍住了，在这个不明是非的领导面前爆发了。凭什么让他看到你的软弱？我对自己说，你以为他是怜香惜玉的主吗，几滴像春雨后从翠绿竹叶上滴落的水珠子一样的眼泪能打动一个太监吗？他还要靠员工保住官位，拿着不菲的薪水去夜总会往小姐们的胸口塞小费呢！
我鼓起勇气，打算解释上网是收集资料，不懂得合作是自己太认死理，他分派给我的任务需要收集很多资料，恰恰很多广告资料都花花绿绿的，让同事们以为我是在不务正业……才开口说了一句，他便粗暴地打断：“别解释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然后转过头去点起一根烟，向窗外望着，那样的冷酷，让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失了宠的小狗。
同事们都被“矛盾管理”弄得身心疲惫，怨声载道，不知道下一个被打进冷宫的会是谁。至少今年我为大家垫了底，他们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坐在我对面的高个子大男生，心心念念想着要去巴黎留学。他是个基督徒，对我说如果上了十字架，能够拯救众生，某天也必会复活，还送了一本《圣经》给我。我顺手打开，翻到的那页是《马太福音》的论报复：有人打你右脸，你连左脸都要转过去让他打。
哦，父啊，我实在还没到这个境界。如果我饶恕打我的人，他们能饶了我吗？我不能肯定。
高个子大男生每周去教堂做礼拜，他说：“你祈祷什么，主就会给什么，前提是你要信主，他给你的指引都是对的。”他要去巴黎，天天祈祷，他人不坏，根据教义，我认为他没给我很低的分数。根据教义，别人给我很低的分数是叫我去走那扇窄门，那才是通向天堂的门。大多数人走的宽门，是通向死亡的。我觉得很难理解，因为我还年轻，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践。
尤海波每天中午坐着自己的公车来上班，一般上午大家都很闲，下午则事情一大堆，造成晚上不得不加班。他在工作完毕后，会去酒吧这种地方一直待到凌晨两点才回家睡觉。
“他老婆没意见吗？”我们一群女同事凑在一起的时候，八卦关于他的话题。
“谁知道哦，他老婆当初可是浦东分行一枝花呢。”
“是组织上介绍他们谈朋友的，他以前到苏州河里救过人，虽然那人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功劳给他记上了。这么年轻当处长，这件事情有一半的功劳。他老婆的爸爸是某证券公司的头，这桩婚姻还算不错。”
“不错什么？老公天天半夜回家，独守空房。”
“那天晚上那个谁看到他自己开着车，车里俩美女，不像他老婆。”
“他年纪还轻呢，官途亨通，现在当然还要动脑子爬一爬的。私生活不检点，万一被揭露，对仕途有影响吗？”
“上头的人说不定比他更差劲，再说我们现在凭空说，又没证据。”
在恶毒的流言里，人人都刻薄。高个子男生说：“当人类太坏的时候，上帝就会出现，诺亚方舟即将起航。”
在某一年里，整个部门出了两件丑闻。
全市离行自动取款机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去维护，尤海波主动揽下了组建新部门的任务，他需要更多的东西来行使他的管理权力。权力于他，就是每天出门前必用的须后水，人未走近，香味就先到了。他希望所有人在听到“尤海波”这个名字时都如雷贯耳，不需要见到他本人，就知道他的权力有多大。
部门成立了三个月后，隔三岔五自动取款机轧账后会短款，一开始短一两百，后来两三千。尤海波忙着写新成立部门的报告和业绩，这些红字全部挂在账上，没有人处理。累计金额达到八万元后，业务部门才着急起来。“总有一天被分行发现，大家统统吃不了兜着走。”业务部经理说。这离第一次发现短款已经过去了半年。
我和高个子大男生被派去检查所有的机打流水账和监控录像，机打流水账和超市小凭条差不多大，一卷一卷的，从每天开机日志到关机状况逐一记录。我们在一屋子的凭条堆里拉扯着，像扯卫生纸，一边用肉眼分辨那些黯淡的数字，一边骂操作员连色带都懒得更换。至于监控，我们瞪大双眼紧盯，不漏过一个取款人员，尤其是他们点钱时，手指头挪动的次数，那是个适合偷窥的角度。
每天查到要用火柴杠子支起上下眼皮，高个子大男生打个哈欠，说：“明天再干吧。”要不是凭条硌着身子不舒服，他会直接躺下来睡觉。
一个月后，我们把所有查出来的账列了一份清单。那是下午一点，尤海波半小时前刚到办公室，我想他应该已经泡好茶了，便拿着报告去了他办公室。
门开着，笔记本电脑播放着某首大提琴音乐，是马友友的作品，时快时慢的旋律是下午令人厌恶的慵懒。
领导穿着西装，坐在老板椅上，一只袜子躺在笔记本旁边，一条腿弯曲着，雪白的脚踏在老板椅上，低头剪脚指甲。
除了走进了男厕所，没有比这个更尴尬的事情了。如果这个时候我悄无声息地离开，不让他发现，是最好的结局。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事实是，他抬起头，看了我，面露窘色。马友友的那支曲子正好结束，一阵沉默像蒸气从我们两个头上冒出来，有那么一秒钟，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一秒钟过后，我选择了撤退。回到办公室，我把报告塞到高个子大男生手里，让他过半小时后再去。他问我：“你看清他刚才剪的是哪个脚了吗？左脚？万一我进去碰到他剪右脚怎么办？”
我说：“现在就开始祈祷他在剪手指甲吧！”
经过一个月的内部侦查，终于确定是一个负责去自动取款机收取钱箱的临时工，在轧账的时候顺手牵羊拿走了现金，手法简单到大家都想象不到。他把手伸进钱箱，从余款里拿走一沓。当然，他知道现金轧账区的监控布在哪里，就用背挡住了镜头，所以之前多次粗略地察看监控，并没有发现。这件事的处理方法是让临时工把钱款赔出来，解除劳动合同。
另一件倒霉的事情是，某天徐家汇自动取款机把一百元纸币当十元的吐了出去，一箱子二十万，在一个小时内全部被取完，只有两个客户打电话来告知。原因是，一百元和十元的钞箱相互放错了位置。
部门上下乱作一团，就像在热水里做分子运动的盐，零乱而毫无章法。每个人都去追讨欠款，跑到人家家里或者单位，态度无比虔诚。
这两件事情，尤海波对上是瞒得死死的。开通报会的时候，他站在椭圆形会议桌前，手里拿着激光笔，西装革履，露着腰里Gucci皮带，说：“同志们，有些事情你们不要幸灾乐祸，虽然是操作员失误，和办公室人员没有关系，但是分行奖金是发给我们整个部门的，事情捅出去，今年年终奖整个部门都要扣。大家自己想想，捅出去有好处吗？”
那只激光笔在他手里被摇得花枝乱颤，红色光点在整个房间的白墙上像无头苍蝇无规则地出现，他的心其实已如这只笔般慌乱。他的奖金可是大头啊，大家在底下互相使了些眼色，当然，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部门所有人还是会把相互的利益保持最大化的，包括我。
但是，我很恶毒地把查账的结果，包括原始凭证复印了几份带回家私藏起来。
上帝会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