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一个小女人，从未对人类人性进行过深刻的思考。对自己，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掌控能力。
凭借高考，进了三类大专的会计专业，虽然这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是有人要问我想读什么专业的话，我也不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想法很多，比如做兽医，这个想法引来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如果他们能预见到十年后给一只狗打一针疫苗需要多少钱的话，也许就不会笑了；再比如建筑，哦，这在我自己看来都是异想天开，要有绘画基础，都可以考个一类大学了，这个时候才后悔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再比如画家或者设计师，正是父母从小反对的，可以直接打大叉。
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有搞清楚固定资产和折旧之间微妙的关系，既不懂资产负债表，也不会做损益表。如果当时我知道巴菲特是靠股票发家的，也许会有些兴趣去看懂会计报表，只可惜连老师都不一定知道巴菲特，他们肯定没提及过这个名字，我用人品保证。
会计这个专业就像一个妓女，人尽可夫。几乎所有女生的高考志愿都填了一个会计专业来备选，我也成了这个城市会计大军里的一个。舅舅没有食言，通过关系把我介绍到四大里去了，不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四大国有银行里的一个。
我不知道坐在柜台上是为了什么，工作的全部意义似乎只在于存折上的数字每个月可以多一点出来。我是一个机器上的小齿轮，每天向同一个方向旋转，连每天的转数都一样。于是我每天都过得心不在焉、稀里糊涂。
曾经做过我领导的人，只要提到我，就像吃了摇头丸，头不停地摇，想把我这个噩梦般的人物从记忆里甩走。在他们看来，VV这个人，只要账轧不平，就先翻她的传票，十有八九都是她出的错。我吃了不少同事的白眼，纠错工作让大家都延迟了下班时间，我影响了他们下班的约会或者打游戏或者饭局之类的。
第一个领导是一个老处女，内勤主任，三十五岁。她喜欢在大学生面前把算盘打得飞快，以显示她的实力。她说：“我们读中专的时候，天天要练两个小时算盘。为了加快速度，九位数的数字只要看一眼就能背出来，这样省得停下手再去看数字后半段。”同届的胖男生吃惊得眼镜都快掉下来了。
“高，实在是高。”他佩服道。
“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在半年内把算盘三级考出来，如果通不过，会影响转正。说实话，你们这些大学生还不如中专生呢。”她指指已经在登记账本的同届中专毕业生说：“我已经安排人家干活了，你们只能在师傅旁边继续学习一阵子。”
下班的路上，我对胖男生说：“如果学会了打算盘而要做老姑娘，我宁可不会打算盘。”胖男生嗲声嗲气地说：“可你会没工作呀。”我们俩都骑着自行车，他骑在内档，踏脚板时不时地碰到人行道，再弹出来，我很大方地让去机动车道。“喔，VV，你得往里档骑一点，太危险了。”
在三岁小孩都会用计算器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打算盘？可这种抗议，丝毫改变不了我的命运，只能让师傅和内勤主任认为我比较难管教。打算盘成了每天必做的功课，我需要在五分钟内把一百个四到九位数的数字总和计算出来，否则一年后工资和绩效奖金将无法翻倍。我尝试把九个数字一次性背出来加到算盘上，由于短期记忆的差错，百分之九十的结果是错误的。
我又尝试左眼看数字，右眼看算盘，左右大脑协调工作，一心两用。隔壁愚谷村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唐氏综合征女孩，看上去只有十四岁，经常到营业所来玩，两个眼睛间距离有点宽，从正面看她，你会觉得她的眼睛和比目鱼的眼睛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一个炎热的下午，她踮起脚尖，敲敲柜台的大理石台板，对我说：“阿姐，你现在跟我长得越来越像了。”我崩溃了。
我又尝试和同事们调换算盘，想找一个手感好一些的，胖男生主动要求和我调换，他觉得自己的算盘间隙太小，手指头根本伸不进去。“责怪算盘有瑕疵，总是不对的。”老处女对他说，“你可以先考虑减肥，手指头细巧了，一切都好办。”我补充说：“他瘦下来，找到女朋友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
除了算盘，我们还要考核手工点钞，平均一分钟点两万块。用的是那些练习券，和钞票的手感是一样的。我闭着眼睛想象那都是真钞票，否则实在无法继续。这种感觉，直到后来在前夫跟我解释他的性幻想的时候，比如做爱的时候他喜欢把我想象成别的女人，或者想象正在看着别的男人和我之后，让我表示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宽容。不过是两种事物的相同表达方式，钞票幻想当然要比性幻想来得更实际一些，毕竟男人可以换，工资和绩效奖金是进我自己口袋的。
胖男生在点钞项目上比我具有优势，他胖而短的大拇指，主打短距离快速战术。我脑子里一直记得一个场景，模拟考试的时候，老处女拿着秒表喊：“各就各位，预备——开始。”那个时候我们习惯用甘油兑水来作为捻动钞票的摩擦力的，胖男生则朝大拇指尖上吐了一口口水，随后一片“唰唰唰”的响声，我已经看不见他的大拇指了，只有快速运动留下的运动轨迹。而我因为整个大拇指上沾满了甘油而打滑，速度快不起来。由此我得出结论，口水无论从粘稠度还是湿滑度上，都比甘油好。
一年后，我勉强通过转正考试，回想一下，历来考试皆如此，无出其右。胖男生单张点钞的速度在所里已经排名第一，算盘考试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他过了。春节发年货，我们不用两人分一箱苹果，从今以后我们的系数都是一，去年是二分之一，我们扔了几个烂的，老员工说：“真可惜，年轻人真浪费。”
胖男生减肥失败，三年后上了某电视相亲节目，银行这份工作让他引以为傲，以为可以引来无数单身女青年竟折腰。电视上他摇晃着脑袋说自己多么热爱这份工作，苦练基本功，获得了“点钞能手”的称号，一年内没收了几张假币，等等，可最后还是单身一人。玻璃镜片后头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落寞得像一只肥鸭子站在台中央。我暗想，如果他点过的钞票能直接放进自己口袋，那些女孩也许会更感兴趣一些。
愚谷村的唐氏女孩每周来玩一次，有时候是陪着外公一起取汇款。她很有礼貌地叫我姐姐，叫老处女阿姨，叫我师傅怪叔叔。这种人，总像受了菩萨符咒保护一般，外界邪恶侵入不了，不知道什么是阴险狡诈，那张白嫩的脸蛋直白地告诉你，她是个善良的孩子。她常常帮着收拾柜台上被其他客户揉捏成一团的废弃凭证，还能告诉你今天港币兑人民币汇率的升降。父母带着她弟弟居住在香港，她则随外公住在上海，每个月她父母都会给她寄很多钱，居委会阿姨们都喜欢她，邻居们都说他们家很有钱。老天爷不会把所有的好处让一个人占尽，这是我从她身上得到的一条真理。夏天的时候，她戴着蝴蝶形状的墨镜跑进来，炎热的午后营业所里没有人，我正趴着打瞌睡，她说：“咦，你怎么在睡觉。”所有的同事都听到了，包括老处女。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略带一些尴尬，我师傅用大快人心的表情低头偷笑，这小妮子替他告了状。“噢，苏州去逛了一圈。”我说。她问苏州好玩吗，我说你打个瞌睡也就知道了。她蹦蹦跳跳地说着要去香港了，爸爸妈妈要给她买很多衣服。
过了一阵子真的见不到她了，居委会阿姨说她确实去了香港，外公过世了。她是我在银行工作那么多年，见过的最真诚的一个人。
胖男生和我师傅的脾性很像，可以代表所有在银行工作的内勤男员工，抠门儿，小心眼儿，到了二十七八岁女朋友还落实不了。师傅早几年做期货输掉了三万块钱，那是他的全部家当。我刚入行的第一年，他待我不错，会替我掩盖一些错误，我想师傅照顾徒弟是天经地义的，再说我还没出师呢。一年后他对我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整天到老处女那里去告状，说我做账老是吃红杠子，把账本搞得跟小学生的练习本一样脏。有女同事暗示我，第一年他想追你来着，貌似你挺拎不清的，要知道，他从没这样对待过别的女同事。可，可，他是我师傅呀，好吧，是我情商太低，如果这也算追女孩的话。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做着机械的工作，银行柜台的铁栅栏换成了防弹玻璃，招牌从繁体字改成简体字，我们穿上了统一的行服，每人配上能自动识别假钞的电子点钞机以及拥有独立联网操作系统的电脑终端。下一年奖金系数仍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刃，这成为了我继续练习算盘和点钞的原始动力，看着那些四五十岁的老职工，他们从双手戴着袖套靠手工把大团结扎成捆，到现在不得不练习键盘输入文字和数字，等待退休的那一天来临，我上吊的心都有了。
和我们一届的中专生们，捂着嘴看笑话，他们打算盘和点钞，都胜出我们一筹。我们抱着大专文凭当骄傲的资本，但人家只把文凭当你的救命稻草。
每个人都在坐牢，有人在监狱，有人在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