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胡吃海喝就如慢性病一样，感染着那些无所事事的人，而此时，我痛苦地发现体重反弹了一些。清晨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冒着寒气，穿一件薄棉毛衫站在电子秤上，看着一两一两的肉每天稳定增长，如通货膨胀指数一般，可我无能为力。
阿飞说，吃吧，你的胖瘦与我无关，我们出去继续吃。
我拒绝了，提议说找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拿着照相机出去走走。现在出门习惯带相机，吃个哈根达斯拿出相机“咔嚓”两声，还挺招人眼球的，按流行的说法就是装文艺。装就装吧，谁在乎我是真文艺还是装文艺呢。
梧桐树零落的枯树叶在枝头飘摇，天很蓝，没有云，阳光落了一地。徐汇区小马路的咖啡馆有人穿着厚厚的冬服坐在露天座上，手里捧着热饮料。我们都喜欢徐汇区，安静的小街道和好看的洋房，有些怀旧的温暖落在墙上的鹅卵石上。
我们去了某名人故居，院子里的草坪很绿。这里是我童年时经常路过的地方，对此地我有一种特殊的亲情。童年时的体验是人类很奇妙的宝藏，从那里可以挖掘出无数对未来有着深刻影响的片断，童年的认知会是将来长大后做事遵循的准则。这个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不愿意搬离市中心，为什么我喜欢吃甜食，以及为什么不喜欢穿身上有很多珠片和条纹的衣服，包括我拍摄的照片，都体现着一种小小的淡淡的忧伤。这种小忧伤像纸屑被风吹得空中乱飞，你不可能被它击倒，但不能熟视无睹。
我拍了几张空镜头的照片，阿飞并不喜欢被拍，我也不习惯拍哪怕有一丁点儿发福的中年男性，于是把他当作路人收进镜头。虽说不见银子不按快门，但自己还不至于这么嗜钱如命。阿飞摇摇头，说：“有的人走着走着，忘了自己最初的梦想。人生目标有很多，能实现的屈指可数。走着走着，就走到岔路上去了，忘记了起点，再回首，时光已浪费。于是就只能安慰自己，这是命。希望你不要走岔路，我欣赏执着的人。”
我们坐在花园的石凳子上，今天参观的人很少，院子里只有我们俩。我想这是打探私事的最好时机。
“问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不久以前去过民政局。”我说。通常情况应该是，他接下来就该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但他似乎不屑，直接切入主题。
“你当然知道我是去干吗了，对吧？”他笑了笑，表情很轻松，继续说，“不是在那里工作的，也不是去开结婚证的，只能是去离婚的。”那种轻描淡写的神情，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情，“孩子妈去澳洲两年了，分居两地，这种事情很正常，孩子住外婆那里，过一阵子也要过去。”
“又不是性格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离？”
“结婚的时候也就是觉得相互合适，没什么激情。如果说，我活到现在没体验过被人爱，你觉得奇怪吗？”
“当然，简直像看到一楼邻居家院子里的散养鸡在天上飞一样奇怪。”
“事物多有两面性，没有绝对的好事，也没绝对的坏事。所以，我想这是获得了重生。孩子去澳洲，能获得良好的教育，离婚的过程简单而且平静。”
这些终于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夜晚可以上网，可以陪单身女子出席聚会，诸如此类。
我伸出右手，用力和他握了下手：“同志，患难识朋友。”
我不想和他说这个城市的离婚率有多高，这是统计局的事情。我只是奇怪旁人在听说谁谁谁离婚了，露出一副“你真可怜”的神情，当事人自己都没感觉到有这么可怜，他们却感受到了，真是非常神奇。好比我吃了一颗糖，很甜，别人却到处嚷嚷是芥末味的。
初春的时候，我开始忙碌起来，小小的影棚，客人络绎不绝。日子简单而又机械地重复着，没有时间逛街、购物、看电影、下馆子，连每周一次去父母家吃饭都改成两周一次，更没有时间在晚上跑步了。如果第二天有外拍，还需要查地图和公交路线，路远的要早起，和上班族一起挤地铁，运气好的话，可以有个座位，抱着摄影包打个小瞌睡。我沉醉于这种忙碌，没有时间风花雪月，没有时间感叹人生，待修的照片已经积压得让硬盘快没有空间。这种不是在拍照就是在修片的高强度工作，让我的技术水平如坐直升飞机一样平地拔起，甚至超越了几个比我早加入团队的男摄影师，当然银行卡上的数字也增加得非常快。我有些得意地对父母说：“幸亏离开了银行。”
我突然想起抽屉深处还藏着几份离开银行时复印的银行内部问题的资料，现在应该是往北京总行纪检处寄送的时刻了。新闻里报道该银行某外地分的行守库人员自盗五千万现金用于购买彩票，输光后案发，全行从总行大厦顶楼的标牌到看门人的抽屉都在做审计。我给了邮局十五块钱，分别把几份复印件送去几个相关部门，于是相关人员被降职了两个，尤海波今年转正处的希望破灭。相关部门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爸爸语重心长地说：“特殊年代，八分钱邮票可以害死人，你现在十五块钱就害了三个人。”
八分钱是无中生有，花十五块钱是为了描述事实。当一家企业负责人沉醉于官位带给他的权力，这和吸毒没什么区别，甚至为了自己的官位包庇、撒谎无视或隐瞒正在发生的风纪问题，本身就是在害员工、害企业。我很聪明地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让十五块钱发挥了最大的效用，换句话说，是让企业避免了潜在的更大的危害。我有救世主的得意。
现在所有旧时的纠结都告一段落，我的新生活如一首快乐轻柔的歌，蔓延到我所到的任何地方。
阿飞经常在我干活干得晚的时候说要开车接送我，尤其是婚礼拍摄时。晚上九点工作结束后，当我高高兴兴地收完超时费，背着摄影包想和同事一起去喝杯咖啡的时候，就会收到他的短信。同事们在旁边起哄：“叫他来，顺便把大家都送回家。”
司仪小赵是某旅游公司公关策划，兼职做司仪。他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声音，觉得不够深沉，虽然我认为已经很富有磁性了。他用手机播放了一个金牌司仪的录音音频，只有四个字——你愿意吗？这是司仪在问新人是否愿意与对方结为夫妇时例行的问话。金牌司仪在“你”字后面拉长一个字的音节，声音浑厚得像在水下一百米处。小赵模仿了一下，我感觉那声音在水上漂，就像一个充满气的救生圈，任凭怎么压，都沉不下去。大家一致认为这是金牌司仪天生的优势，他不买账，继续在那里用不同高低的声音继续模仿：“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
这时摄像师阿布打断他：“小赵，你对着服务员问，我们不付账，你愿意吗？”阿布的面孔长得不赖，年纪轻轻却有点谢顶，永远戴一顶棒球帽，谁脱他帽子就跟谁急，就像扯他内裤一般。一方面，他爱热闹，人仗义，对朋友没得说；另一方面，他爱闯祸，爱喝酒、抽烟，以此来抵御内心的一点点小自卑。他的手风琴拉得很棒。在一次婚礼上，他客串新人出场的演奏，拉了法国电影《天使爱美丽》的主题曲《La Valse D" Amelie》，看着他的手指头在琴键上如蝴蝶翩翩，细腻且充满柔情，我被感动了。第二次又见他客串，我又被感动了，第三次我依旧被感动。我想这辈子他拉一次，我就会被感动一次。小赵绷着脸说：“拉一首充满激情的曲子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拉这首曲子的时候都充满激情，更难的是一辈子只拉这么一首充满激情的曲子。”我终于知道，阿布这辈子只会拉一首曲子。
化妆师名叫桃子，看到她后，我以前脑海中所有化妆师的形象都被颠覆了。长期的内分泌失调让她胖得有些不正常，但还是会半夜三更和老公一起去吃重口味的夜宵。牙齿因此积了一层黄色的垢污，有着地沟油一样的颜色。八面玲珑得和谁都能掏心肺似的，但常常做些暗度陈仓的事情，常常跳过团队直接和客户联系，把团队的抽成占为己有。她把自己的幸福像腌白菜一样到处晒，老公换车了（二手换二手，外地牌照），身上这件衣服打折下来都要八百（套在上下一样粗的她身上，和八十元的七浦路货也没什么区别），鞋子是从日本买回（折合人民币六十元，鞋子后梆子已经给她踏平了看着像拖鞋）。通过她，我想明白了所谓话只说半句的意思，并且大彻大悟，将其运用到照片拍摄里，把不美好的隐藏掉——这就是取景的真谛。
阿飞到达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咖啡杯里最后的冰块嚼碎吃掉了。我让阿飞把车停在路口，他们都伸长着脖子，想瞄一眼他长什么样子，我轻描淡写地说：“不过是个普通朋友，顺路带我一程而已。”小赵笑了，笑容刚够露出八颗牙牙齿，阿布眼睛笑成一条缝，说：“有人接送，多幸福。”
我曾经想过可以从现在的同事里面，化妆师或者女司仪里，为阿飞介绍一个。长相、学历、能力都要相当，最后发现是缘木求鱼，婚庆从业人员的文凭多数不高。提起这个事情，阿飞摇摇头：“勉强不来。你知道在合适的时候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比被雷劈中的概率还要小。天下的爱情和婚姻多有不完美，滋生了多少无病呻吟，成为文艺青年成就文艺作品的营养麦田。”又顿了一会儿，转过头来，看着我说：“也许最合适的人就在身边。”
这大约又是安慰我吧，我想，身边就只有一个Anson合适，却是有女朋友的，女朋友还是个性感女神。我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哎，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
阿飞不作声，看着远远的前方，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突然自言自语道：“无病呻吟了不是？”
车子开在空荡的高架上，两个各怀心思的人在一个狭小空间里惆怅着，我想起顾城的一句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