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那么，人性的构成是什么呢？
我们也许可以定义人性是人类最基本的倾向和情感。这种最基本的倾向，我们称为本能。虽然我们承认，对这些倾向与生俱来的性质有不少怀疑。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给出的“性格元素表”，来对人性进行描述。按这种分析，人类通常“天生”具备（这里指遗传）6个积极的和6个消极的本能，其作用是保护个人、家庭、群体以及种族。在积极的人格中，是积极的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但大多数人都具备了两套本能—勇于面对或者消极逃避（根据心境或环境不同而定）来自生活中的基本挑战和机遇。每个本能所形成的习惯又都伴随着各种情绪。以上总和就构成了人性。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又改变了多少呢？从理论上讲，是一定会有所改变的，自然选择就已经假定了它既会作用于生理变化，也会作用于心理变化。然而，就已知的历史来说，人类的行为却又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在柏拉图生活的年代，希腊人的行为举止与近代的法国人非常像，罗马人的行为举止则与英国人类似。生活方式和生活工具虽然变了，但动机和目标依然如故，如：行动或者休息，争取或者放弃，迎战或者退缩，合群或者独居，求偶或者排斥，提供或者厌恶父母之爱。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也不会有人性的不同：总的来说，穷人和富人都有同样的冲动，只不过穷人没有什么机会，而且技能太差，无法实现他们的本能冲动而已。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件事情是，获胜的反叛者会采用他们过去习惯于谴责的方法。
有史以来，人的演化一直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其进化程度不是经由物种遗传变异，而主要是因为经济、政治、智力和伦理道德的革新，通过模仿、习俗和教育的力量，个别地或者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群体内的习俗和传统，与物种的类型和遗传因素相一致，也与个人的本能相一致；它们随时会做出调整，以适应那些典型的和不断重复的情况。但确实会出现新的情况，需要做出不墨守成规的新反应。因此，高等生物的发展，需要有为实验和创新提供条件的能力—演进和突变中的社会能动关系。社会进化，是习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
阿尔玛·塔德玛的作品《讨论中的罗马人》。辩论让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人们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
具有开创精神的个人—“伟人”、“英雄”、“天才”—是因为塑造历史的力量而赢得他的地位。他不全是卡莱尔[1]（Carlyle）所说的神，他是在他那个时代、他那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他既是历史事件的执行人和代言人，又是其产物和象征；若无形势所迫，他的新观念便不合时宜，无从实践。他若是个实干的英雄，受其地位和危机加剧所迫，便能焕发出巨大的威力，而若是在平时，那不过是些闲置无用的潜能。但是他也不只是历史事件的一个结果，历史事件通过他或者围绕着他而发生，他的想法和决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进程。有时他的口才，就像丘吉尔（Churchill）一样，可以力敌千军；有时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远见卓识，就像拿破仑（Napoleon）一样，可以所向披靡，赢得战争并建立国家；有时他是一个先知，就像穆罕默德（Mohammed）一样，善于激励人心，他的话可以使穷人和弱势群体产生不可估量的进取心，焕发出令人惊叹的力量。像巴斯德（Pastur，法国化学家）、莫尔斯（Morse，美国发明家）、爱迪生（Edison，美国发明家）、福特（Ford，美国企业家）、赖特（Wright，美国建筑学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一类人物，既是无数原因的结果，也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影响。
在我们的“性格元素表”中，模仿与创新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又是合作相依的。由于顺从的天性与争强好胜的个人相结合，才能使一个社会有秩序地运行，所以模仿的多数遵循着少数人的创新，而创新的少数人又遵循着原创性的个人，以便通过新的方式去适应环境与生存的要求。
雅克·路易·大卫绘于1812年的《拿破仑及其书房》。这幅画将拿破仑塑造成一个勤奋工作的理想统治者形象。
历史大体上是由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鼓掌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
因此，智力是历史中的一种重要力量，但是也可以成为分裂与破坏的力量。每100种新的思路，其中至少有99种，可能连它们试图去取代的那些旧传统都不如。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光彩夺目或者见识广博，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总是能对他所在社会的习惯和礼俗做出明智的判断与取舍。因为这些习惯和礼俗，是无数代人在许多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一个荷尔蒙旺盛的青年人或许会问，为什么他不能充分享有性欲发泄的自由？假如他不遵守习俗、道德与法律的规范，在他足够成熟之前，还不明白性是一条充满烈火的欲河，必须处处设防，严加限制，约束自己，那么将会导致个人和团体的大混乱，并毁掉自己的一生。
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新的观念应该被听取，因为少数新观念可能有用。但新观念必须经过异议、反对以及轻蔑的研磨，这也是对的。这是新观念被允许进入人类赛场之前必须存在的预赛。老年人抵制年轻人，与年轻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对的。经过这样的对抗，就像两性冲突和阶级斗争一样，才能产生充满张力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带来富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产生整体隐而不彰的基本统一与运动。
[1]卡莱尔：托马斯·卡莱尔，英国的政治学家。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