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原始人偶像化，就像年轻人的其他许多心情一样，也是青春期一种不能适应环境的发泄表现，是自觉的能力尚未成熟、尚未派上适当用场的表现。“友好而潇洒的野蛮人”也许很开心，但是他要刀不离身，他得吃昆虫，他浑身脏兮兮。一项对现存原始部落的研究显示，他们婴儿的死亡率很高，生命期都很短暂，体质和速度都不太强，更容易得病。[9]如果生命的延长表明了对环境有更大的控制力，那么死亡率就宣告了人类的进步，因为在最近的三个世纪中，欧美白人的寿命已经延长了三倍。不久之前，殡仪从业者甚至开会讨论到，人类死亡从整体上说变得越来越迟缓，已经对其行业造成了威胁。[10]如果殡葬业者叫苦连天，那么进步就是真的。
在古今之争中，根本就不清楚古人是否胜出。在现代国家，饥荒已被消灭，一国生产的粮食不仅喂饱自己有余，而且还能出口动辄以百万计蒲式耳[11]的小麦给需要的国家，我们能说这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吗？我们不是正在积极地发展科学，由此大大减少了迷信、蒙昧与宗教偏执吗？我们不是正在积极地推广技术，由此能使食物、住宅、享受、教育和休闲活动，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吗？难道我们宁愿要雅典的公民大会或者罗马的公民大会，也不愿要英国议会或美国国会制度吗？或者仅仅是像阿提卡那样狭隘的公民权就满足了，或是由禁卫军来选举统治者的方式？难道我们宁愿生活在雅典共和国的法律之下，或者是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之下，也不愿生活在带给我们人身保护、陪审团审判、宗教和知识自由，以及妇女解放的宪法之下吗？我们的道德尽管松懈，但是真就比荒淫无度的阿尔比亚德斯（Alcibiades）更糟吗？我们美国有哪一位总统效仿过伯里克利，和高等妓女生活在一起？难道我们要以著名的大学、众多出版社和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为羞耻吗？虽然雅典有过许多伟大的剧作家，但是有哪一位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呢？难道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能够像莫里哀（Molière）一样，学识渊博又道德高尚吗？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和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的口才，就一定比查塔姆（Chatham）、伯克（Burke）和谢里登（Sheridan）更高一筹吗？我们能把吉本（Gibbon）排在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之后吗？在古代有哪一本散文小说，能从广度和深度方面，超过今天的小说呢？我们可以承认古人在艺术上的优势，但是我们可能有人更喜欢巴黎圣母院，而不是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如果美国的建国者们能够重返美国，或者福克斯（Fox）与边沁（Bentham）返回英国，或者伏尔泰（Voltaire）和狄德罗（Diderot）返回法国，看到我们今天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境况，他们难道不会斥责我们忘恩负义吗？这种幸福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甚至在伯里克利或者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也未曾出现过。
18世纪的英国工厂。十八世纪末，工业化对于不列颠已经不新鲜，到1800年不列颠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我们不应当为我们的文明也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死亡而过于烦恼。正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在科林对自己吃了败仗的部下说的那样：“难道你们能长生不老吗？”[12]生活采取新的形式，新的文明和中心有机会出现，这大概应视为一件好事。与此同时，迎接日益崛起的东方的挑战，也许会给西方重新注入活力。
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彻底死亡—人死功绩在。一些宝贵的成果，历经国家的兴衰沉浮而一直存在着，例如火与光的发明，车轮和其他基本工具的制造；语言、写作、艺术、歌曲；农业、家庭和父母之爱；社会组织、道德和慈善；以及传播家庭和种族经验的教学方法。这些都是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从一个文明历经危难而传给另一个文明，被顽强地保存下来。它们联接着人类历史。
如果教育能传播文明，我们毫无疑问是在进步之中。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如果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因此当代最好的成就，就是付出了空前的财力和人力，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更高的教育。过去念大学是奢侈的，是为有闲阶级的男士设计的；今天的大学到处都是，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变成博士。我们也许超不过古代那些出类拔萃的天才，但是我们的知识水平与平均数已经上升，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
除了孩子外，大概不会有人抱怨，我们的老师还没有根除千百年以来的谬见和迷信。伟大的尝试才刚刚开始，它还可能被不情愿的高出生率或有意造成的愚昧无知打败。但是假如每个孩子都必须上学并一直学到二十岁为止，而且可以免费进入收藏和提供人类智慧与艺术财富的大学、图书馆以及博物馆，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教育结果呢？不应把教育仅仅当成事实、年代和帝王将相的资料堆积，也不能仅仅当作为了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必要准备，而是应当作对我们精神、道德、技术和美学遗产等尽可能充分地传承，其目的在于扩大人类的理解能力、控制能力、审美能力和享受生命的能力。
我们现在能够传承的文化遗产，要远比过去丰富。它比伯里克利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包括了它之后全部希腊文明的精华，又加上了后来的成就；它比达·芬奇时代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除了有达·芬奇的作品之外，还有意大利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它比伏尔泰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囊括了整个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影响所及的成果。纵然我们有所抱怨，进步仍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知识和艺术积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
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
[1]本章引用了与《哲学的大厦》有相同主题的一些段落。
[2]瓦尔特·巴杰特：《物理与政治》，第110页。
[3]笛卡尔：《传道书》第1章，第18页。
[4]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公元前456年），古希腊悲剧诗人，有“悲剧之父”、“有强烈倾向的诗人”的美誉。代表作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善好者》（或称《复仇女神》）等。译者注。
[5]帕莱斯特里那（1526-1594年），意大利作曲家。译者注。
[6]爱德华·拉内（1801-1876年），英国东方学者，翻译家。译者注。
[7]爱德华·拉内：《现代埃及的风俗习惯》第2卷，第66页。
[8]杜兰特：《东方的遗产》，第237页。
[9]A.J.托德：《社会进步理论》，第135页。
[10]安德烈·西格弗里德：《成年美国》，第176页。
[11]蒲式耳，计量单位，1蒲式耳在英国等于8加仑，相当于36.268升（公制）；在美国相当于35.238升（公制）。译者注。
[12]杜兰特：《卢梭和大革命》第2章第3节；威廉·柯克塞：《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第3卷，第3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