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历史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之一，不会随着文明与民主的发展而减少。在过去有历史记录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我们得承认，战争现在是竞争和人类物种自然选择的最终形式。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说：“Polemos pater panton.”战争或冲突是万物之父，是各种观念、发明、制度和国家强有力的来源。和平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只能靠公认的霸权或势力均衡来维持。
战争的原因与个人之间竞争的原因完全一样：贪婪、争强好胜、骄傲，以及对食物、土地、资源、燃料与霸主地位的欲望。国家有像我们一样的本能冲动，却缺少像我们一样的自我约束。个人服从约束是靠道德和法律的力量，彼此都同意用协商的办法来代替争斗，因为国家为他提供了对生命、财产和各种法律权利的基本保护。而国家本身不承认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这或者是因为它太过于强大，可以不理会任何违背其意志的干预；或者是因为没有超级大国为它提供基本的保护，也没有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标准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
就个人而言，骄傲使人们在生活的竞争中更有活力；就国家而言，民族主义也会使其在外交与战争中拥有额外的力量。当欧洲国家从罗马教廷的统治与保护中解脱后，每一个国家都提倡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海陆军的补充力量。如果国家预见到与某个国家的冲突在所难免时，它就会煽动其人民敌视那个国家，并且制造口号，把仇恨推到最高点。与此同时，它又强调自己是多么地爱好和平。
这种导致国家间憎恶的精神动员只有在最根本性的冲突中才会出现。在欧洲，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到法国大革命，这种做法很少见。在上述战争期间，冲突国家的人民是被允许互相尊重各自的成果和文明的。当法国与英国开战的时候，英国人也能在法国安全地旅行；当法国人与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the Great）在“七年战争”中开战时，也不影响他们互相仰慕对方。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战争是贵族之间的竞争，与人民无关。但是到了二十世纪，随着信息、交通、武器和宣传方式的进步，战争已经成为人民战争，平民也像战士一样被卷入其中，为了赢得胜利，需要大规模地毁坏财产与生命。现在的一场战争能把用几个世纪建设的城市、创造的艺术、逐渐形成的文明习惯化为乌有。在今天的战争中，唯一可以稍感自慰的，就是战争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那些致命的发明，假如没有在普遍的贫困与野蛮中被遗忘，也许会有助于人类在未来的和平时期，推动物质进步。
特拉法尔加战役场景。此役过后，法国海军精锐尽失，从此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得以巩固。
在每一个时代里，将军与统治者[像阿育王（Ashoka）和奥古斯都（Augustus）那样的人，都是极为罕见的例外]都嘲笑哲学家怯懦厌战。在历史的军事解释中，战争是最后的仲裁者，除了懦夫和傻子，这一点已被几乎所有的人所接受，认为它是自然而又必然的事情。若非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图尔取得的胜利，还有什么能阻止法国和西班牙变成穆罕默德的子民呢？如果我们不用武力对抗蒙古和鞑靼人的入侵，我们的古典遗产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嘲笑寿终正寝的将军（忘记他们活着比死去会更有价值），但是当他们击退希特勒或成吉思汗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建起雕像。一位将军说，许多年轻人战死沙场让我们感到痛心，但是更多人却是死于车祸而非战争，而且由于缺乏自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任意挥霍，生活堕落；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发泄口，以便能够让他们的好战、冒险与对平淡无奇生活的厌倦，得到发泄。如果他们迟早都要死，为什么不让他们在战争的麻醉和荣耀的幻想中，为祖国而死呢？即便是一个哲学家，当他了解历史后，也会承认，长时期的和平也许会严重削弱一个民族的尚武基因。目前，由于国际法和国际协议的不完美，一个国家必须准备随时保护自己；当国家的重大利益受到侵犯时，这个国家就会被允许使用任何它认为是必要的手段，以求得生存。当自我保护危如累卵时，摩西十诫也只好被丢到九霄云外。
图拉真圆柱是罗马皇帝图拉真为纪念两次达契亚战役而修建的大理石圆柱纪念碑。
这位将军继续说，英国在十九世纪很好地履行了保护西方文明免受外来威胁的职责，美国今天必须接过这一职责。新兴国家渴望通过一次工业革命，来获得经济的繁荣与军事力量的壮大，他们对苏联在政府管制下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印象深刻。也许最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有更高的生产力，但是发展速度似乎较慢；一些新的执政者热衷于控制他们国家的资源与命脉，很可能被共产主义的宣传等活动所俘获。除非这一扩张过程被终结，否则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几乎都将被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下，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洲和西欧，将四面八方被包围，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影响到日本、菲律宾、印度以及意大利强有力的共产党的情况吧；想象一下意大利共产党的胜利对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吧。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与西德，将会听由一个占有优势的“共产主义大陆”摆布。现在如日中天的美国，会把这视为不可避免的未来而接受吗？它会缩进自己的疆界，让自身受到敌意国家的包围，控制住它的货物与市场进出口通道吗？它会像任何陷入困境的人一样，模仿它的敌人，建立起独裁政府，主宰原来自由而充满活力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吗？美国的领导人，是只应该考虑现在贪图享乐的一代人，回避这一重大问题呢，还是也应该考虑到，未来数代美国人民会希望这些领导人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立即去抵抗，对敌人发动战争，到国外的土地上进行战斗？只要是能换来美国人民的安全与自由，能让人民按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生活，哪怕是献出十万美国士兵的生命和上百万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这是不是更明智的做法？这难道不是与历史教训完全一致的、有远见的政策吗？
哲学家回答：是的，造成的破坏性结果会与历史相符，除非增加的武力数量与调动，使用的破坏力空前的武器，使这种结果成倍增加。有些东西比历史更重要。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挑战千年以来罪恶的先例（这里是指“以战止战”，译者注），要敢于将伦理学上的“黄金法则”（指“以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不以你不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译者注）适用于国家，就像信了佛教的阿育王在公元前262年所做的那样[1]（该年阿育王宣布以弘扬佛法代替战争。译者注），或者至少也要像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时所做的那样，吩咐大将提比略停止进一步入侵日耳曼。[2]无论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也不应该在中国境内制造上百个广岛那样的悲剧（指向中国投放原子弹，译者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过：“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往往是最为明智的，一个伟大的帝国与狭隘的心胸合在一起就糟了。”[3]试想一位美国总统对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这样说：
沉默者威廉的次子奥伦齐亲王莫里斯收复了大量的尼德兰领土，这部分地区后来成为联合省共和国。
假如我们一定要按历史的常规来办事，那我们就必须与你们开战，因为我们恐惧你们会在一代人之后干些什么。或者我们应该继续1815年神圣同盟的可怕先例，把我们的财富与我们最可爱的年轻人，送去镇压任何地区反对现有秩序的暴乱？但是，我们愿意尝试一种新的途径。我们会尊重你们的人民与你们的文明，把它们当成是历史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我们要想法理解你们的感情，以及了解你们要发展自己的制度并希望不受攻击的渴望。我们必须不让彼此间的恐惧将我们推向战争的深渊，因为我们的和你们的武器杀伤力惊人，会造成历史上不为人知的境遇。我们打算派代表参加一项持久的会议，以便调和我们的分歧，终止敌对与颠覆行为，裁减武器装备。在境外，无论在何处，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为争取民心而与你竞争，但是我们愿意服从当地人民全面而公平的选举。让我们互相敞开大门，组织文化团体交流，以此增进彼此间的尊重与了解。我们不担心你们的经济制度会取代我们的，你们也不需要担心我们的要取代你们的；我们相信，每一种制度都会吸收另一种制度的长处，在相互的合作与和平中共存。也许我们每个国家，在持有适当的自卫能力的同时能够与其他国家签订互不侵略与互不颠覆的公约，通过这些公约，就能重建世界秩序，在其中的每个国家都会保持主权独立，只受自愿签订的协议的限制。我们邀请你们与我们携手挑战历史，坚定地为各国关系注入文明守礼的因素。我们在全人类面前宣誓，将会带着全部的真诚与信任从事这项事业。如果我们在这场历史的博弈中输了，其结果也不会比继续执行传统的对抗政策更坏。但是如果你们和我们成功了，则我们将会为后世留下一份伟大的功业，值得人类永志不忘。
很多人会对此嗤之以鼻。有人会说：“你已经忘记了所有的历史教训，你也忘了你所描述的人类本性。一些基本的冲突不可能用谈判来解决；而且在被延长的谈判期间（如果历史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南），颠覆活动仍会继续前行。世界秩序的未来，不能仅凭一纸君子协定，而是要借由列强之一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使它能够支配和执行国际法，就像从奥古斯都到奥勒留（Aurelius）期间罗马的所作所为一样。这种广泛和平的插曲是不自然的例外现象，很快会因为军事力量均势的改变而告终结。你已经告诉过我们，人类是竞争性的动物，而国家也一定像人类一样，优胜劣汰今天是在一个国际平台上展开。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合作，只有当他们面对外来的共同攻击时才会实现。也许我们现在正在朝着竞争的更高层次迈进；我们也许会与其他恒星与行星上的野心勃勃的物种接触；不久，可能就会有星球大战。那时，而且只有在那个时候，地球上的我们，才能成为一家人。”
[1]杜兰特：《东方的遗产》，第446页。
[2]杜兰特：《恺撒和基督》，第218页。
[3]弗雷德里克·西博姆，《约翰逊时代》，第13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