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东德虚张声势，终于推倒了柏林墙。1990年1月30日莫斯科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开张营业。面对强大的敌手――麦当劳的形象代言人――汉堡神偷和奶昔大哥，共产主义束手无策。资本主义挣脱了枷锁，可以坚定地向全世界证明：贪婪和欲望能够慰藉人们充满困惑的心灵，就像社会主义和鸡汤一样灵验。
但这只无形的大手并没有改善我们的生活，反而让单身男人吃尽了苦头。我们当然可以在全球最大的网上交易商城ebay买下成段成段的柏林墙，还可以买到和当地网络链接的厚面包烤箱，从自动贩卖机淘来日本女学生用过的连袜裤。但当我们需要过有价值的生活，需要真正深刻理解我们的生活时，资本主义就变得臭不可闻了。
技术进步非但没有使我们的社区生活更美好，反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人们分化成无数小群体，每个小群体崇拜着各自虚假的偶像，如《辛普敦一家》中其乐融融的传统美国家庭，科幻系列剧《星际奇旅》中乐观的未来世界，经典科幻片《吸血鬼猎人巴菲》中的感情纠葛和牺牲自我、拯救世界的精神，等等。专业化的媒体（有线电视、各大网站等）泛滥成灾。我们在消费狂热中越陷越深，哪有心思和世界的另一半培养美好感情？
90年代还有人试图为社会生活提供指导，但都越来越难以为继。对单身男人来说，这场政治上正确在最近几十年的自由主义与民权运动的传统下，美国出现的新概念，即每一个美国公民应该保持一国所奉行的政治原则和立场，比如按照美国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在言行举止中不得流露出对弱势群体的任何歧视情绪。对于那些试图从政的人这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潜在的约束，大有越来越普及的趋势。的运动意味着新的机遇和诱惑。彬彬有礼地对待女士，不再侮蔑性地称黑人为“黑鬼”，很快就形成一时风尚。遗憾的是，就像商店里为了方便消费者现金交易让他们自己找换零钱的硬币盘子，“政治上正确”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到实践中却行不通。主要问题是政治上正确的提法不但没有真正实行，而且还受人幕后操纵。安提亚克学院制订出一套校规校纪，用来约束本校学生中的性行为。这套校规荒谬透顶，没有哪家院校愿意如法炮制。还有些大学对学生的用语也有一定规矩。右派大肆攻击左派，叱责自由主义者压制言论自由。学术上的左派转身缩进他们的象牙塔，却没有明确指出：保守派政客为第一修正案辩护具有讽刺意味。
与此同时，整个北美的基督徒公然宣称，他们是不称职的父兄，但人们对此却并不感到意外。这些人有个更知名的绰号“信守诺言者”，他们大都是中产阶级，自称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已经丧失了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和精神追求。他们在体育馆召开集会，相互进行小组对话，想以此来重塑男人的高大形象。他们的办法就是重新皈依上帝和耶稣。这些“信守诺言者”做出的承诺之一就是保持精神健康，求得心安理得，追求道义上的纯洁和和性生活的忠诚。男人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重新获得家庭生活中精神领袖的崇高地位。
“信守诺言者”接受比尔？麦卡尼的领导，这人以前是个足球教练，还是基督教斗士。他和世俗宗教，即拜金主义英勇斗争，设法兜售“信守诺言者”的衣帽鞋袜、光盘和《新男人》杂志的复印本。但麦卡尼缺乏经商头脑，“信守诺言者”又无力对付敌对的社会经济势力，所以这场运动最后还是土崩瓦解了。
90年代，男性杂志又有重新复苏的势头，因为它们想让昏了头的单身男人冷静下来。但无论是《细节》，还是电视、电影和名人榜样，都无非表现了一种“装点门面的文化”。这是苏珊·法鲁蒂的原话，她写过一本书――《僵化：美国男人的变节》。这种说法暗含了这样一层意思：“装点门面的文化”表面上是一种外在品质，骨子里仍然是男性气概。休息室里的科隆香水代表着男性气概；如果目的是为了吸引美女，阿玛尼品牌西装也可以成为时尚；身穿精美麻纱、洒着淡淡香水、沉默寡言的美男子就被认为不合时宜了。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90年代《细节》还是相当有看头的。不错，它主要刊登的是价值250美元的衬衫时尚变化，但生活专栏作家安卡·罗达柯维奇的文章是不可不读的。《细节》销路一度看好，独立摇滚骗子乔恩·斯宾塞（属于“布鲁斯火爆”乐队）也曾经加盟麾下。《细节》1994年开始走下坡路，当时有人发现所谓X代生人安卡实际上已经37岁，他们的假身份产生的光环蓦然消失。很明显，《细节》是想利用我们男人的身份危机，从中得利。他们的战略几乎可以用下面的算式来表达：这样刮脸？戴这种牌子的太阳镜？穿这种牌子的牛仔裤？喝这种牌子的麦芽酒＝现代都市化高消费阶层的男人。
我固然可以痛饮猛买宝蓝色酒来减轻痛苦，但我对烈酒的偏爱并不能真正表明我的内心。如果把激烈竞争的产品东拼西凑而成的大杂烩等同于男人的个性和品格，最多只能得到一个鱼龙混杂的消费者群体，而不是实际生活中有血有肉的男人。诺阿密？克莱的反营销鸿篇巨制《反对品牌》长达400来页，可以精炼地概括为一句话：“商标有害”。
如果《细节》深负众望，自我救助一类的图书也一样一败涂地。《规则》为人们提供低俗不堪的婚恋指导，一本卖到800镑，里面对女性并没有解释和说明。考虑到那些心不在焉或悟性迟钝的读者，《规则》这类书特意用斜体字来强调某些重要观点。我们知道《人物》率先使用粗体字，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大段晦涩难懂的文字。可《规则》里都是什么狗屁文章啊：“初次约会时，不要含情脉脉地盯着他看。不然他可能会认为你已经在计划蜜月了。”
我知道我是嘲笑这本书的第7849名饱学之士，所以我要竭尽尖酸刻薄之能事。我对《规则》吹毛求疵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读了《如何轻轻松松认识女孩》以后，我发现他们是同一类书。因为两本书都卖了上百万册，都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的，为达此目的都无所不用其极，提供的建议都是些明确而具体的粗浅常识。不同的是，《规则》解释了如何结婚，而《女孩》仅仅说明了如何交配。
两本书在性方面都有点落伍（《规则》经常这样建议：“男人喜欢整洁干净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可以做个更称职的母亲——她们不会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沙滩上不管。”）。不过两本书的内容各有侧重，解说得也很详细。《规则》教女人如何弄到一个丈夫，《女孩》教男人如何略施小计，逃避索然无味的性行为。不过，两本书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帅哥美女之间无法沟通。
在很多方面，单身男人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惬意，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尴尬。佛朗西斯·福山提出，90年代迎来了历史的终结。我们走到了一切事物的后面（后消费者、后叛逆、后宗教），而且有能力及时改头换面、重塑自我。遗憾的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没有选择机会了。
所以，为了单身男人的艰难处境我现在要公开谴责后现代主义。50年代我们的规矩准绳太多太多，而现在，我们无章可循，无绳可据。你可能认为我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室，想造出一台使时光逆转的“时光隧道机”。你还是先听我说，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我意识到，50年代充满了偏见、性和垮掉的一代梅纳德·G.克莱布斯。
我欣赏50年代的思想观念，而不是它的具体做法。50年代的美利坚还残留着探索性生活的气氛。你得承认，这种探索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有了紧身毛衣和悬臂式胸罩，50年代的公共关系部门可谓业绩不凡。北美洲人为获得性快感而研究爱抚的方式，想从中找到感觉，这是一种天真无邪、妙趣横生而又荒唐可笑的探索。
到了21世纪，爱和性已经不是什么神秘的话题。色情已经进入了主流社会生活。我们都知道淫秽片是什么意思，虽然我们都装不知道。我们熟悉暴力及色情演员罗恩·杰里米、台兹？劳尔兹和尼娜·哈特利，都看过《不羁夜》，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因特网上“阅尽天下春色”，浏览那些出卖色相的违法少女。单身男人再也不用在“音像店秘密出租处”蒙受羞辱。“秘密出租”是一道避免尴尬的屏障，有了这道屏障，我们能自己给自己一点面子。有了因特网，你需要的全部借口（哪怕是对傻瓜或祖母）就是点击鼠标轻松脱身。非法奸情也有了名正言顺的说法。色情电影充斥着模糊飞快的影像，色情邮政卡就显得太不够刺激，只让人觉得好笑。在《一杯烈酒和一次险胜》中，作者鲍勃·斯隆和史蒂文·瓜纳舍指出，这些魔鬼身材、勾魂摄魄的人物袒胸露背，个个都是体态丰腴的美腿佳人。这些显然是虚构出来的，目的是证明男人如何纵情声色、目光淫邪、愚不可及。
寂寞星球上的淫秽行业是一个古怪的世界，那里的“男女同体”是一个硅技术打造出来的奇妙境界，那里的女人一看到照相机镜头或拍摄用的强弧光灯就脱掉她们的透明外衣和花边内衣。男男女女在寂寞星球上来来去去，就像棋盘上的无数个棋子，演绎着成人版的《妙探寻凶》游戏英文原名Clue，是一种3~6人玩的图板游戏。游戏背景是英国的一幢大厦，图板是一幅房间位置平面图。大厦的主人黑博士被发现遭人杀害。玩家均是嫌疑犯，谁先找出凶手、凶器及行凶房间便可胜出。――最后发现是手执皮鞭的蓝夫人（蓝色棋子）在卧室里干的。
在这种性炒作中，绅士淑女们不时会有惊人成就――生出孩子来。他们表演出各种柔体软功的高难惊险动作，极尽耳目声色之娱，和马戏杂技可有一比。这种渲染当然有不实之处，不过有些具体细节制作精良，达到了柔道表演的专业水准。还有些动作极度失真，就像人类首次登月进程。尽管如此，相信确有其事的单身男人还是大有人在。
这些猥亵低俗的形象使我们偏离正轨，不再去接近我们的女朋友，却转入碰撞航向，堕入幻境。幻境中，飞机上到处都是马上就要下班的空姐，包括一对双胞胎和三胞胎姐妹。可悲的是，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导，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欺骗，我们已经不可能恢复清醒的头脑，抗拒这些漫射的灯光下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子：她们的乳沟、她们微微撅起的双唇，她们充满肉感的清晰曲线。
我也明白，我虽然极力呼吁，淫秽业不会就此销声匿迹，它仍然是一项十亿美元的红火产业，它还要继续使我们乐之好之，心向往之。不仅平庸的男人兰·布朗（《落水男人》的作者，探讨现代男性特征），就连女权主义者苏珊？法鲁蒂也以研究为名，在淫秽电影里流连忘返。
色情是精神的胆固醇，会不知不觉麻痹我们的想象力，用黄祸取代我们自然健康的想象。插入键A插入空格B，这已经变成千篇一律的老把式，毫无新意和快感可言，就像看“会喝水的快乐小鸟”来回转动脑袋，喝一口水，如此循环往复，让人腻味。
牛顿论证过，所有运动都有对应的同等反作用。50年代的社会规范沦入历史的垃圾箱意味着人们要为此付出无形的代价。也可能因为冷战逐渐升温，我们才会相互威胁要摧毁对方，才会忙里偷闲，在“炸弹落下来之前十五分钟”的极度恐慌之中偷偷摸摸地做。
后现代主义使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正常的世界面目全非，社会失范造成了大量爱情伤亡，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棱两可的语言。男朋友和女朋友之类的字眼已经成了故弄玄虚的欺人之谈，连奥·布兰都感到困惑。
50年代一切都黑白分明。如果你想给头发定型，就只能用“布里克瑞”。那时还没有发胶、摩丝、发模、发喷、拉直机、造型机、塑型器或固发胶。如果你想说什么就明明白白地说了，不会胡吹八扯。大学里有人教我用两段文章来表达这样简单的意思：一周里有七天，还教得头头是道：如果考察表示时序的单词，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值得认真研究，比如周末，比如星期一在具体社会环境（如新泽西州城市加菲尔德）中的特殊作用，以及星期五的到来和异教仪式的联系等。另外需要郑重强调，短语“前天”的惯用法和误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后，我们还要追溯儒略历和格利高里历在就我们所知的星期概念（Al等）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如此，只有极少数现代学者否认这样的词型演变结构，该结构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一周里有七天。
据说因纽特人描写雪的词汇多达25个（白雪、湿雪、白而湿的雪、黄雪等等），我们后现代主义词汇多年来也有了很大发展，使我们能够左右逢源地表达人际关系的种种过渡状态。
在《政治与英语》一文中，我们可敬的过世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解释说，英语“变得败坏道德而且含义暧昧，因为我们的思想荒诞不经，但英语语言的滥用反过来又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更加荒诞不经。”早在1946年，奥威尔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那以后很久才出现了“种族清洗”和“基督教科学家”之类的说法。但在当时，他就已经预见到，男女纠葛的晦涩描述会加剧这种不良影响。
语义模糊造成了大量消极后果。见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异性，我们的本能反应是拿起笔，在洒了香水的信笺上写下令人肉麻的恭维之词。但实际上我们却得借助一本同义词词典，处心积虑地把各种溢美之词运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50年代还不是这样。如果你把姓名的两个首字母刻在树上，就能表示你的爱情。如果你从学校替她把书带回家，也能表示你爱她。女孩穿上大号毛衣或者项链上多了一个戒指，都能表明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如果女孩怀了孕，这个男人就一辈子和她拴在一起了，女孩就得住在附近的姑妈姨妈家里去避避风头。
有一点需要引起大家注意，90年代的怀旧复古运动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摇摆舞重新兴起是件大好事，但我跳起来却很笨，脚总是出错，不会用右脚。“隔阂”广告引领一时风尚，我却不太适应。更使我着迷的是1994年年初出现的“鸡尾酒族”。
我住在温哥华期间，尼亚加拉啤酒业虽然遭到沉重打击，但每星期三仍然洗净污秽，铺开桌布，点上蜡烛，举办盛大的“杜松子酒和罪孽”酒会。男人都穿着西服（如果你衣冠不整会被拒之门外），女人们穿晚礼服或宽松长袍。
在酒会的前一天晚上，这些绅士淑女们还呼噜呼噜地大口喝着便宜饮料，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黑色T恤衫。一旦到了酒会上，西装长裙遮住了他们身上的纹身图案，这些三教九流的江湖中人摇身一变，俨然成了酒店大厅里雍容懒散的风月老手——一边听着《埃斯奎沃尔》《马丁·丹妮》《朱莉·伦敦》和《鼠帮》，一边对着马丁尼酒浅斟慢饮。
酒店大厅能够容纳更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摇摆舞厅相比，这里能听到更多的朋克摇滚乐，对偶像的反对也更加彻底。但朋克摇滚经典曲目《邪恶的席德》毕竟还是掩盖了“自己的风格”。摇摆舞厅教给你如何穿着如何跳舞，而鸡尾酒酒店大厅的半大小子却故意唱对台戏来激怒他们的父辈。“易怒的爱迪生”乐队中有个“百万富翁”，写了一本书《鸡尾酒族的第一个明证》。书里说：“我们发誓要反叛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无聊的克制态度，我们不是想攫取财富，我们是想培养丰富的个性、优雅的举止、娴雅的谈吐和卓尔不群的风度，并使所有人心情愉快、行事大方。一定要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瑙加海德人造皮可能没有留下什么历史记载，但鸡尾酒会大厅里经常不同程度地谈到50年代人们备受压制的欲望。白天，身着灰色法兰绒西服的男人在“收款”处攻击共产主义和吉他手伯尼。夜里，他身穿夏威夷衬衫，看上去容光焕发，又听了太多的情绪音乐，在在氛围奇特的光线中若隐若现，可能会一时放松下来。
90年代西雅图男人们偏爱的法兰绒西服缺乏裁剪艺术，令人失望。在某种程度上，“鸡尾酒族”就是对这一服装潮流的反拨。鸡尾酒店大厅当然远远不够完美，而且一直有低俗恶搞的倾向，还有不实炒作的恶名。但酒店大厅一直努力改变这些不良形象。享乐主义无可厚非，但土耳其帽、华达呢、肥皂泡机和粉红佳人鸡尾酒并不像“百万富翁”理解的那样富有革命意义。“百万富翁”这样宣称：“作为鸡尾酒族的公民，我们郑重宣布，我们和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的大众彻底决裂，我们要从缺乏刺激的可鄙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
酒店大厅歌曲中我最喜欢的一支小调，是艺人罗伯特？米切姆（最早的“恐惧角”饰演恶棍马科斯？科迪）演唱的，叫做《不是我》，收入《卡里普索如此这般……》专辑中。其中有这样一段合唱：有些人说男人让女人堕落。
但我说今天的女人样样都比男人强。
热情洋溢地称赞这首歌会不留神掉进女权主义陷阱，而我不想给人留下女权主义者的印象。米切姆唱道：“女人像玩木偶一样摆布男人”。我知道他说得不对，但谁又关心对错？“杜松子酒和罪孽”使人们从“主义”和其他发人深省的思想意识中获得解脱，这些无聊的思想意识使男人偷看一眼叼着香烟的女孩都有负罪感。相比而言，酒店大厅是一块安全的豪饮之地，这圈子里有另外一套礼仪规范，男女各自的身份角色都有明确界定。你可以请女人跳舞，却不必因为自己想和她跳舞而自觉惹人讨厌。鸡尾酒店大厅是一种非主流文化，为那些不满足于传统商业啤酒吧和肉体交易市场的男人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社会观念。最难能可贵的是，那里音乐声音不大，不影响人正常交谈。
当晚结束，你摇摇晃晃走出尼亚加拉酒店前门，酒店里营造出的幻想世界缓缓消失了。第二天一早醒来，你可能会在你那间小果园里辛苦劳作，或者在大学讲堂上昏昏欲睡。但就在前一天晚上，有那么几个小时，你感到你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
鸡尾酒族在1994到1996年风行一时，后来遭到主流媒体的诽谤诋毁而销声匿迹，也可能是自己走到了尽头。但它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尝试，因为鸡尾酒不仅是对传统的匆匆一瞥，它还吸收了现代社会的优点和长处，并恰到好处地恢复了过去的婚恋习俗，就像一套历史自助大餐。下次在到处都是铜器和鲜花饰品的运动酒吧再次大口豪饮巴德啤酒的时候，让我们为鸡尾酒族的消逝而沉痛悼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