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六章新的架构（二十二）
“医疗卫生的良性发展问题啊……”
毕文谦小声念叨了一遍，把杯子里的水喝干，起身续杯。
和10年代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导致的政策精分不同，在80年代，中国的医疗问题相对单纯了许多——一个字，穷，两个字，很穷，三个字……算了。
然而，问题再单纯，解决起来却不可能单纯。
托着杯子，毕文谦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步子。
“黎华，还记得我说关于RB自民党推行消费税的问题吗？”
“你是说……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政策，却落得全国人的仇视？”黎华思索了一下，紧了紧握笔的手。
“这正是我们一定要规避的愚蠢。或者说，这种愚蠢，其实不是推行一种政策本身，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原本可以有更温和的办法消除问题于初始甚至无形的时候，却看不到问题所在，甚至是虽然看到了，却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持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态度，坐失了良机。这就像宋朝的赵祯一样，他在早年也曾锐意改革，却对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面对困难，选择了退缩，庆历新政仅仅一年多就草草而终。几十年装瞎子的结果，让文人集团最终给了他一个仁宗的美谥，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扎子》就把问题说得明白。然而，说得再明白又如何？我们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去看待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和具体的政策，基本都是引领时代的规划，但如果结合当时宋朝的财政情况去分析变法在具体执行中的顺序，却可以得出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结果——变法的每一步，都是想尽办法为政府捞钱！即使明明知道不宜操之过急，却又不得不知难而上，甚至是知蠢而上！能提出那些具体的变法内容的王安石，看上去简直蠢得没有逻辑。可真实的历史，即使荒谬，即使走了小概率的方向，它也必然有着内在的逻辑，王安石也不可能是蠢才。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答案其实也没什么阴谋论，简直简单得很——所谓不可一日不拱卒，如果不那么捞钱，北宋的国家财政基本将要崩溃！病入肺腑方求扁鹊，即使王安石有扁鹊之才，他也没有扁鹊的手术刀。医人体，需要手术刀，手术刀是死的，只要制作成了，医生就可以如使臂指；医国体，手术刀却是活的，需要一级级中基层干部去执行，在本就有社会问题的时代，不在执行中闹出幺蛾子反而才是怪事儿。病急方投医，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只能说王安石并没有神仙级的能力。但这口黑锅，却扣不到他头上——在他上任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了。归根结底，在于那个坐视问题发酵，被文臣们吹捧为仁宗的家伙。几十年的认怂，竟至于他死后，官居枢密使的文臣文彦博敢对他的继承人赵顼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面对这么老实不客气的话，赵顼却只能认怂！北宋的枢密使是什么？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黎华，透过文臣笔下的史书，透过冰冷的数据，仔细想想，连耶律洪基都为其死讯落泪的赵祯，到底给赵顼留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
黎华紧锁着眉头，左手放开笔记本，中指在茶几上规律地一下下敲了许久：“……你是说，宋仁宗才是北宋的亡国之君？这个观点，和现在的主流认识，差距非常大啊！”
“那是因为自古以来掌握着评价历史人物功过的权力的群体是文人，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太史令的权责渐低，和历法剥离成为著作郎，渐渐弱化了神圣性后，他们就越来越意识到手中刀笔的能量，越来越肆无忌惮，习惯于给损害他们利益的统治者泼污水，而对放任他们攫取利益讨好他们的统治者粉饰太平，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地驯服统治者的目的，另一方面，封建时代的文人更侧重于静态地看待历史，而不懂得动态地分析历史脉络，说白了，就是封建时代水平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历史评价在社会主·义时代已经落后了，相同的史料在不同的史观，不同的理论指导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毕文谦摇摇头，坐回了沙发上，“而且，我从来没有说宋仁宗是亡国之君。北宋的灭亡，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只要宋徽宗和宋钦宗但凡脑子正常一点儿，有骨气一点儿，北宋都几乎不可能像历史上那样灭亡，靖康之耻也不会发生。但北宋的衰弱和亡国之忧，的确是在宋仁宗时代发酵棘手。这就像一棵大树，的确已经渐渐因为病变而开始丧失了生机，但在它因此彻底枯萎之前，突如其来的一道雷直接把它给劈死了——无论如何，这棵树真的不是病死的。”
“北宋并非亡于宋仁宗，但宋仁宗的历史责任，我们却必须引以为鉴。‘当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是不负责任；为了自己的时代太平，甚至是为了一家之私而丢给后人一个地雷阵，甚至是万丈深渊，同样是不负责任。黎华，你要充分地认识到，医疗是一个怎样的问题——‘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你做得越好，反而越不容易被大多数人认识到你的功绩。甚至于，说得更残酷一些，你手里只有100块钱的医疗预算，要负责100个人的医疗问题。如果你为每个人花1块钱，让人均寿命达到60岁，你说不定会被骂；而如果你为20个人每个花5块钱，让这20个人的人均寿命达到80岁，并且确保掌握舆论话语权的人就在那20个人里，而不去管剩下的人的死活，那你指不定就会被歌功颂德。因为，那些死人说不出话来。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和身边的人活到同一个水平，幸福感远没有活得比身边的人更好来得直观。这就像一个或许粗俗的笑话——所谓幸福，不是你不拉肚子，而是在一起拉肚子的时候，你在厕所里面，他在厕所外面——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精神境界，却是大多数人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存在的现实感观。”
“然而，对于社会发展的前景来说，究竟是100个能活到60岁的人更能促进发展，还是20个活到80岁的人加上80个生老病死没有保障的人？答案同样不是必然美好——究竟哪一种更好，取决于领导层的能力。前者是高门槛高回报，后者是低门槛低回报。这就像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当你的管理能力满足了门槛，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会碾压资本主·义，可这个门槛，远比现在大多数人想像中的高得多。而回到医疗的问题——我们在主观上就甭指望什么圆满，人对寿命的追求，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从来都没有止境；我们也不能只为当下负责，也得为今后负责；我们要对费力不讨好的结局有足够的觉悟，如果你最终选择当好好先生的话。”
一口气说完这些，毕文谦止了话头，看着黎华。她正紧咬着下嘴唇，琐着眉，左手捏成拳头。
“……文谦，什么是好好先生？什么又不是？”
黎华没有抬头，但那弱弱的声音，仿佛本就知道答案，却又难于接受。
“黎华，我能看到的统计资料，你一定也能看到，只要你想去看。”毕文谦的话音格外平静，“1975年，全国人口9亿出头，其中城镇人口1亿6千万出头，全国卫生人员有七百四十多万人，其中乡村医生和卫生院有四百八十多万人；1987年，全国人口接近11亿，其中城镇人口2亿7千多万，全国卫生人员有五百八十多万人，其中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有一百二十多万人。数字，总是那么冰冷而残酷，却也总是比那些抒情的修辞，比那些伤痕的呻·吟更加简洁有力。”
客厅里陷入了沉默，唯有录音机运作的微微声响。
黎华的左拳越捏越紧，终于突然化拳为掌，重重地拍在茶几上，掀起一声震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都活不下去了，还搞什么经济建设！”
毕文谦的声音依然冷静得近于冷漠：“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如果以60岁退休为界限，那么60岁之后的事情，和经济建设关系就不大了，甚至是负相关。”
黎华瞪大了眼睛，霍然而起：“怎么可以这样！”
“你觉得，现在在整个社会的范围下，关于离退休人员参与经济建设，有什么建树吗？有什么规划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
毕文谦仰着头，冷漠的眼神坦然地和黎华对视。
“我们不能这样……至少，我们不能也这样。”黎华面色沉浊地呼吸，努力压抑着情绪，低头看了看录音机，“‘关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取消与农民养老的问题’，‘关于退休待遇和发挥余热的具体问题’……果真执政如棋，牵一发而动全局。问题，不能指望孤立解决。文谦，我们不能任由这样继续。”
毕文谦也看了一眼录音机，举手示意黎华重新安坐。
“所以我说出了这些问题啊！不过，在需要负历史责任的人里，有一些，我并不觉得他们在方向上绝对地错误。他们的问题，是单纯的低能，甚至无能。虽然，从结果来说，蠢和坏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说着，他又稍微前倾身子，轻轻盖住黎华拍在茶几上的手背，“我们现在面对的局面，还不像王安石那样病入肺腑，还有着余地。黎华，无论你最终做怎样的决定，我都只会和你一道。”
“那，我们该怎么做？”
黎华翻转手掌，抓住了毕文谦的手。
“不，”毕文谦感受着从黎华手上传来的力量，微笑着摇摇头，“是我们可以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