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九章音协会议（三）
作为书记员的王京云，此刻并没有奋笔疾书。因为毕文谦的发言稿，他手里有一份复印件。
笔尖稍稍离纸，随着毕文谦发言的进度而一行行虚走，王京云低着头，脸上藏着一丝羡慕。
他很羡慕毕文谦，羡慕他能够在这样的场合掷地有声地说话，更确切地说，是羡慕他能够在17岁就拥有着这样的心性。即使自己已经很努力，也总在被拿来和毕文谦比较时，有脾气都发不出来。
“……就如刚才不少副主席都提到过的，我们文华公司自成立以来做过的事情，以及一点儿微小的成绩。请不要觉得这是我在自谦。半年出头，单单国内就有几千万的利润，还不算在国外的分公司——对于几个人，一个草创的公司来说，在大多人眼里，的确是值得引以为傲的事情了。但无论是我这个经理，还是作为副经理的黎华，以及公司成立那天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着眼的方向和范围，从来都不仅仅是用金钱衡量的利润。不然，我也不必来参加今天这个会议，直接回老家躺着混吃等死做个富家翁岂不是逍遥？”
又一次听着富家翁这个字眼儿，王京云的脑海里不禁略微牵扯起了那天的情形——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但这钱怎么分，对我们格外重要。
“……时代在不断进步，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在青歌赛上就说过，像留声机这样的一系列发明，是音乐这门艺术深刻发展的基础。而具体到我国现今的情况，相比传统的教育模式，音乐教师的培养必然以几年甚至十几年为周期，一台录音机加上几盘或者十几盘教学磁带，也许再进一步辅以配套的纸面教材的形式，无论是在社会成本上，还是生产周期上，都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虽然，磁带教学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肯定不如手把手、点对点的辅导，但从面向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一点儿劣势，完全可以接受。”
“而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如果真的要通过磁带教材的广泛传播来培养全国人民的音乐素质，那么，教材谁来编？理论和示范如何敲定？细细计较起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艺术毕竟不是工业，它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标准答案。无论是在座的哪一位前辈，都当不起这份责任，即使指望群策群力，也更可能遭遇歧路亡羊的困境。”
“也许，就像部队里定一款枪一样，在正式大规模生产装备之前，需要严格而周密的设计和测试——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追求绝对的完美，而是为了相对的可靠，或者说，在可靠的前提下追求尽量高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借鉴并发散一下这个思路：在编写音乐教材的时候，告诉人们一种理论、一个案例是成立的，告诉人们，这是什么，这为什么，而并不去说什么那就是唯一的真理。因为，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音乐是可以直观欣赏的，随着不同风格和水平的作品欣赏在量上的积累以及相应的自身辨思，他的欣赏水平或者说音乐素养，必然是会渐渐提升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目前国内已有的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书面教材的基础上，配上不同的有声示范教材，让人们在学习中能够对比，进而辨思，这能够大大增强课堂教学的效率，特别是在缺乏音乐教师的地区，甚至，不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有声教材进行比较系统的学习，换句话说，我们要让校园里的音乐教材，不仅适合适龄学生学习，也适合所有年龄段大多数有兴趣的普通人学习；第二，是为全国人民不断提供不同的音乐作品，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题材。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音乐的学习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教材的模式，人们不见得能够始终保持学习音乐的热情。”
说到此处，毕文谦又翻了一页，顺便从裤兜里摸出一个又宽又薄的铁皮小酒壶，拧开盖子，轻轻喝上一口——那是刘三剑前两天弄来的，洗干净了，里面装着白开水。
“……这两件事情，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回报，起码要有投入几十年不止一代人的觉悟和决心。这不是某一天能够马放南山，而是需要我们这些从业者，不断创作，为这个事业提供新鲜血液。”
“不过，目标可以很广阔，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需要持续几十年全国性的目标，哪怕有着很单纯的初衷，在实际施行的时候，也必须考虑现实而复杂的细节。”
“具体地说，这一切都需要社会资源来执行。而今国家财政困难，不可能给我们，我们也不应该要求长期的财政拨款支持。所以，我提出的这个计划，必然是一个可以自身持续盈利的计划。相信，在座的各位前辈，或多或少的，都应该听说过我们文华公司关于流行音乐利润分配的初步原则。为什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原则，原因其实很简单，流行音乐从酝酿到形成成品传播到每一个普通人耳里，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里，有着一些不可或缺的环节，正因为不可或缺，所以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必须获得合理并且相对公平的利益，整个行业才能够形成长期的良性循环。”
“原则有了，我们公司也正在身体力行着。但仅仅一个公司实行是不够的，哪怕我们公司目前看起来做得还不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把这个原则里的思想让全国人民了解，然后认同。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哀乐》，大家肯定都听过吧？毫无疑问，《哀乐》是一首在中国广为流传并且被频繁使用的乐曲。可《哀乐》的作者是谁？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如果我没有去查阅资料，我也不知道。事实上，我就是通过《哀乐》，才知道了罗南传这位老前辈，进而才发现，好一些我从小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其实是他创作的。”
提到罗南传，毕文谦把目光望向了另一端的吕霁。
“好像，这位罗南传老前辈，算是吕主席的学生吧？他也是这一届音协的理事。虽然今天的会议，他并没有列席。也许，对于向罗南传，以及在座大多数这样从战争年代走来的文化阵线上的战士来说，个人的名利，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面前，委实不值得在意，能够有哪怕一首作品能够经历时间的洗涤而被一代代人流传和铭记，也必然比生前获得过多少金钱更有价值。但我不得不说，相比中国十亿人来说，相比中国从事音乐这个行业的总人数来说，能够创作出这种水平的作品的人，占的比例其实是太少太少。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生长于和平之中的更多的人，无论是作品水平还是思想境界，用如此高的标准来要求，是不现实的。”
“而你们这样的人，却是后来者继承和仰望的标杆，甚至是风向标。你们获得的待遇和评价，必然会被后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吕氏春秋》里有一个段，讲的是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的故事，非常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所以，我们文华公司目前探索的思路是，在原则上，一定要让每一个创作参与者获得名利，并且让每一个普通人都知道，他们获得了什么——这非常重要，就像商鞅辕门立柱一样。而在获得之后，他们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一份名利，才是体现个人操守和价值观的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值得宣传，但绝不能混为一谈。”
“那么，在不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的前提下，如何让这一切深入人心呢？”
毕文谦再翻了一页，喝了一口水，看着悄然无声的会议室。
“我建议，举办一个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