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我证出了费尔马大定理。这个定理费尔马自吹证出来过，但是又不把证明写出来，证了和没证一样，而且也不知他真的证出来没有。李靖想让朋友给他出一本书，发表他这项了不起的发现，那位朋友却说：得了吧你，板子还没挨够哇。他让李靖给他画春宫，每幅给十块钱，因为刚刚挨了一阵板子，李靖就答应了。这是因为画了小人书就可以拿到钱，毕竟是看得见摸得着，比之虚无缥缈的数学定理好得多。但是过了一会，就想到画一幅画只值半平方寸摩洛哥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最后他终于把费尔马定理写到春宫小人书的文字里了，这说明他还是贼心不死，继续想入非非。像这样的事并不少见，比方说吧，中国古书里有这样两句顺口溜：
三人同行古来稀，
老树开花廿一支。
这竟是一种不定方程的解法，叫做韩信暗点兵——我不知道韩信和老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这说明古时候有不少人像李靖一样淘气。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唐诗宋词，就会发现里面有全部已知和未知的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定理。现在我确知李卫公所写的春宫说明词里包含了费尔马定理的证明，但我没法把它读出来——这是因为费尔马定理的证明应该是怎样的，现在没有人知道，或者说，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证出费尔马定理。它就如隋时发明的避孕套，到唐代就失传了，因此给了洋鬼子机会，让他们可以再发现一次。因为它已经失传，所以我也不知该怎样解释这些说明词。最简单的解释是：那是一些性交的诀窍。但是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不应该的原因是有我们存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性交的诀窍解释成数学定理，在宋词里找出相对论，在唐诗里找牛顿力学，做这种工作的报酬是每月二百块钱工资。所以我也常像李卫公那样想：这样的生活有啥意思。
我和卫公的心灵在一部分可以完全相通，另一部分则完全不通，其他部分则是半通不通。相通的部分就是我们都在鬼鬼祟祟地编造各种术语，滥用语言，这些念头和那些半夜三更溜进女宿舍偷人家晾着的乳罩裤衩的变态分子的心境一样的叵测。不通的部分是我证不出费尔马定理，李卫公是天才，而我不是。半通不通的就是他不够天才或者我不够鲁钝的地方。但是这些区别只有我才能够体会，在外人看起来我俩都是一样的神秘兮兮。我能够想象李卫公晚上在家里画春宫的样子：他手里拿了一根竹签子做的笔，用唾液润湿墨锭，弄得满嘴漆黑，两眼发直地看着冒黑烟的油灯，与此同时，费煞苦心地把费尔马定理的证明编成隐语，写进春宫的解说词。他就这样给人世留下了一份费猜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在翻译书，煞费苦心地把totalitarianism（极权）译成全体主义。我还有一个女朋友在搞妇女研究，也是煞费苦心地造出一个字——“女性主义”（女权）。现在这个“权”字简直就不能用，而自己造些怪词，本身就是一种暗示。我现在写着这个古代大科学家李靖的故事，也在煞费苦心地把各种隐喻、暗示、影射加进去。现在的人或者能够读懂，后世的人也会觉得我留下了一些费猜的东西。鬼才知道他们能不能读懂，但是不给后世留下一份费解的东西，简直就是白活了。
人们说知识分子有两重性，我同意。在我看来这种性质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能证明费尔马定理，这就是说，我们毕竟有些本领。另一方面，谁也看不透我们有无本领。在卫公身上，前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在我身上后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好在这种差异外人看不大出来。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一样的古怪。
根据史籍记载，李卫公身材高大，约有一米九十五到两米的样子，长了一个鹰钩鼻子，眼睛有点黄；身上毛发很重，有一点体臭。这说明他不是纯粹的东亚黄种。经过了五胡乱华，这原是常有的事。当时洛阳城里也有各方的人物。有大鼻子小眼睛的犹太人，兜售劣质的绿玻璃珠子，却一口咬定是绿玉做的；有戴斗笠穿肥腿裤子的高丽人，在路边生起冒黄烟的炉子烤咸鱼干卖，发出又甜又腥的味道；还有面色黝黑的印度人，按照相似疗法的原理出售各种药材：比方说，象牙是固齿的药材，斑马尾巴是通大便的药材，驴蹄子治脚垫等等，其实都是没影的事。最不该的是说犀牛角壮阳——连想一想都不应该，角对犀牛来说不是性器官，抵架也不是性交，这里有黑色幽默的成分，需要想一想才能知道。这些人和李靖一样住在downtown。这个地方李靖早已住腻了，他连做梦都想搬进石头墙里面去。但是等到他当了大唐卫公，尝到了这种滋味之后，却觉得它并不是太好。他真恨不得穿上黑绸子衣服再到市场上去。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他就是长安最老的流氓。
我对卫公的这一点倒是深有体会——他年轻时觉得眼前到处是机会，比方说，这世界上没有开平方的机器、鼓风机等等，这些机器都很有用，而且是别人发明不了的，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发明出来了。我相信爱迪生年轻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爱迪生遇到的事可没落到卫公身上。假如他有爱迪生的机遇，中国就会有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大国际公司：Weigong Lee，international。最起码要比什么贝尔实验室有名得多。满眼的机会抓不着，就有一种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
四
在李靖看来，红拂是很古怪的娼妓，不是downtown里所有的。但是在红拂看来，李靖也是很古怪的流氓。其实她并不知道真流氓是什么样子的，只是觉得他和街头巷尾扎堆聊天的那些穿黑衣服的家伙有区别罢了。李卫公身材高大，长一把山羊胡子，眼珠子是黄的，而洛阳的流氓全是蒙古人的脸相，五短身材。李卫公说话抑扬顿挫的很好听，而洛阳的流氓说话含混不清，好像没鼻子一样。因为这些原因，那些人都说李靖是个“雷子”，换言之，说他是上面派来的便衣侦探，或者是领某种津贴的线人。当年洛阳城里这种人可多了，比前东德所有的雷子加起来还多。在饭馆里吃着饭，就会有个人站起来，从腰里拿出个牌牌来，往桌上一拍说：刚才你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听见这话的人就只恨自己为什么要长这根舌头。胡说乱道就像今天闯了红灯一样，要罚五块钱。洛阳街头也有红绿灯，那是两块牌子，上面写着“下拐”，“回避”；遇到有要人的马车通过时就亮出来。闯了那种红灯会被关起来，就像今天胡说乱道了一样。
人家说李靖是个雷子的事，红拂也不知道。她只知道当她站在大街上时，李靖没有像别的穿黑衣服的人那样，过一会就走过来，假装无意拍拍她的屁股，碰碰她的乳房。这是因为那些人怀疑她不是真正的娼妓，也是个雷子。假如是真的娼妓，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叫出来：犯贱！找死！或者是：想干？掏钱！别占小便宜！这些话红拂都不会说，她只会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些人。这是因为她也不是真正的娼妓。其实她是个歌妓。这一字之差，就有好多区别。所以别人碰了她以后，她还会追上去解释说：是真的——我没装假乳房。在洛阳大街上讲这些话，就像个疯子一样。
红拂后来一直记着她在洛阳大街上看到的景象——车轮下翻滚的泥巴，铅灰色的水洼子，还有匆匆来去的人群。这些景象和她所住的石头花园只是一墙之隔。假如你不走到墙外面来，就永远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些景象。假如你不走出这道墙，就会以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石头花园，而且一生都在石头花园里度过。当然，我也说不出这样有什么不妥。但是这样的一生对红拂很不适合。
红拂当年站在路边上看着泥水飞溅的大街时，她并不住在这里。泥水飞溅的洛阳城并不是全部的洛阳城，还有一个石头铺成的洛阳城。这两者的区别很大，泥水洛阳里只有娼妓而没有歌妓，石头洛阳只有歌妓没有娼妓。当时红拂是到了她不该去的地方，看人家在大街上乘拐来去，觉得很新鲜。石头洛阳里没有泥，也就没有拐。李靖和她分了手，就上了他的拐，好像乘风驾雾，转眼就不见了。泥水里还有好多人来来去去，高高矮矮的好像参差不齐的小树林。除了人，泥水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车。实心轮子的牛车走起来向两边移动；平板小驴车只能坐一个人，拉车的假如是叫驴，看见了草驴就会站下来叫唤。还有自行车，好像装了两个轮子的长条板凳。乘车的人把两腿跷在前面扶着把，手里拿了两条棍子撑地前进。除了人和车，泥水里还有死猫死狗。在这些东西中间，有数不尽的苍蝇。而在石头洛阳里，苍蝇很少，领导上就觉得苍蝇应该是可以灭绝的，发给每个歌妓，门客、厨子和奶妈各一个苍蝇拍，以为靠这些人就能把苍蝇打绝了。而在石头墙里，苍蝇是一种极可怕的动物，当你走在回廊上，苍蝇就“轰”地一声飞了出来，眼睛像两个车轮，嘴像一把剑，腿上还长着狰狞的毛，恶狠狠向你逼近，这一瞬间如果你不掩面痛哭，就不是一个淑女。但是在石头墙外就不是这样。这里有这么多的苍蝇。苍蝇一多，连个头都显得小了。
我已经两次用到了这个字眼——“领导上”，但我还搞不清它是动词还是名词。它的意思就像俚语“爷们”，简单地说，是指一个或一些男人。复杂地说，它指按辈分排列。比方说，我要是论“爷们”，可能是某人的二大爷，也可能是某人的大侄子——这个大字还是给我脸上贴金。这只不过是讨论字义，实际情况和这不一样。领导上这个字眼能叫我想起一张准备打官腔的脸，这张脸又能让我想起一个水牛的臀部。这张脸到了会场上，呷上一口茶水，清清嗓子，我就看到那只水牛扬起了尾巴，露出了屁眼，马上就要屙出老大的一摊牛屎——这个比方里没什么坏意思，只是因为我听说美国人管废话叫做“牛屎”。坐在我身边上的人把手里的烟捻灭，在手指之间仔仔细细捻烟蒂，直到烟纸消失，烟丝成粉，再点上另一支烟。这就是领导上出现时的景象。一般情况下它不出现，但总在我们身边。
红拂到了四十多岁还是很漂亮。她的头发依旧像二十岁时一样，又黑又长。但是她说自己已经老了。这是因为她的发梢都分了叉，就像扫帚苗一样。因为这个缘故，静夜里可以听见她身上发出沙沙声，好像一盘小蚕在吃桑叶一样。这是因为她的头发梢正在爆裂。在夜里还能看见她头发上爆出细小的火花，好像水流里的金沙。她的头发好像是一团黑雾一样捉摸不定，这是因为头发的末梢像一团蒲公英。而年轻时不是这样的。红拂的皮肤依然白皙平滑，但是已经失去了光泽，这是因为她已经有了无数肉眼看不到的细小皱纹，一滴水落上去，就会被不留痕迹地吸收掉，洗过澡之后，身体就会重两斤。她的眼睛已经现出古象牙似的光泽，而年轻时红拂的眼睛却没有光泽，黑色而且透明。她的身体现在很柔软，而年轻时她的身体像新鲜的苹果一样有弹性。所以红拂说自己已经老了。老了和漂亮没有关系。
到了四十岁时，红拂是卫公夫人，是大唐的一品贵妇。但是年轻时她当过歌妓，这一点后来很为人所诟病。其实歌妓不是妓女，不过是对她美貌的一种肯定。但是这一点却很难向大唐朝其他贵妇们解释清楚。当时她是在大隋朝的太尉杨素家里当歌妓，因此人们就说，她和杨素有不正当的关系。其实她根本就没见过杨素。当时她的头发比现在长得多，足有三丈多长。洗头时把头发泡在大桶里面，好像一桶海带发起来的样子。那是因为在太尉府里闲着没事干，只好留头发。这也是领导上的安排，领导上说，既然你闲着没事干，那就养头发吧。别的歌妓也闲着没事干，有人也养头发，还有人养指甲，养到了一尺多长，两手合在一起像一只豪猪。还有一些人用些布条缠在身上，把腰缠细，把脚缠小等等。这和现在的人闲着没事干时养花是一样的；惟一不同的是养这些东西比养花付出代价要大。养指甲的人要给自己戴上手伽，好像犯人一样，否则指甲难保。缠细腰的人吃过饭后，等到食物消化了一些就要喝肥皂水来催吐，这是因为到下面的通道已经堵塞了，饮食和排泄只能用上面的通道。缠小脚的坏处我们都知道的。说起来留长发害处是最少的，但是洗起头来麻烦甚大，只要你涮过墩布就知道了。
当年红拂当歌妓时，只有十七岁。当时她就很漂亮，而且是处女。本来可以去当电影明星，或者当时装模特，但是当年没有这些行当，只好去当歌妓，住进了那座石头花园。这就是说，本来可以当展览品，但是只好当了收藏品。不管是哪一种品，反正是艺术品，观赏价值是主要的。比“实用价值是主要的那些女人”强。
离开太尉府以后，红拂再也没有留过三丈长的头发。现在她的头发只有三尺多长，但是显得非常之多，满头都是，因为她的每一根头发刚长出来时是一根，到了末梢就起码是十四五根了。她就披着这些头发走来走去，告诉别人说，她的头发束不得。因为这些头发在自行膨胀，会把束发的缎带胀断。但是这一点没人相信。相反，人们却说，红拂每天晚上都用爆米花的机器来崩自己的头发，使它显得蓬松。她这样披头散发，显得很潇洒。有些小姐们看了很羡慕，也把自己的头发弄成这样。她们的母亲就说：你怎么不学好呢？专跟当歌妓的人学！
我们知道，大唐朝的风气和大隋很不一样，官宦人家不但不养歌妓，而且伺候老爷太太的女用人都是些年过五旬，丑陋如鬼的老婆子。这说明大唐的女权高涨，也说明了唐朝的老头子们为什么经常和儿媳妇扒灰。大唐朝的小姐们从来没见过歌妓，听到了这个词就心里痒痒。她们全都无限仰慕这位当过歌妓的红拂阿姨。而大唐的贵妇们也没有一个见过歌妓，这是因为从隋到唐经过了改朝换代，所以贵妇过去都是在泥水里打滚的人；这也说明了大唐的老头子们为什么专门和儿媳妇扒灰。大唐的老头子们过去都是穷光蛋，也没有见过歌妓，这说明了大家见了红拂为什么要发呆。但是在大隋，哪个官宦人家不养歌妓，就像今天的官儿没有汽车，不像个真正的官宦人家了。但是说歌妓就是汽车，也有点不对。她们不像汽车，倒像些名人字画。大隋朝的官儿张三到李四家里做客，李四说，张兄，看看兄弟养的歌妓。打个榧子，那些姑娘跑出来给张三看，就像后来的官儿请人看自己的郑板桥张大千；其中的区别就在于字画不会跑，歌妓不能挂到墙上。看完后打个榧子，那些姑娘又跑回去。红拂见到李靖时，在太尉家当歌妓。那里歌妓很多，分成了三班，轮流跑出去给人看。不当班时，红拂就跑出去玩。这件事假如有人打小报告就坏了。像这样的生活问题，就怕同宿舍的家伙和你不对付。当时和她同宿舍的是虬髯公，是个男的。——这种居住方式叫做合居。我现在也在和别人合居，但是合居的确是古而有之——一般来说，男人不打女人的小报告。我就没有打过。
五
红拂初见李靖时很年轻，但是很不快活。这是因为没事可干，也没有人可以聊天。惟一一个经常见面的人是虬髯公，而虬髯公一辈子都在打麻鞋。红拂觉得他很讨厌。
我们知道，虬髯公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剑客，他开始练剑的时候，以古树、巨石为靶。后来他对这些目标失去了兴趣，就开始刺击暗夜里的流萤、花间的蝴蝶、水面上的蜉蝣。再后来他对这些目标也失去了兴趣，就开始刺明月，劈清风。等到对一切目标都没了兴趣，他就跑到洛阳城里，坐下来打麻鞋。先打出像小孩子的摇篮一样大的鞋坯子，然后放到嘴里嚼，麻绳做成的鞋子就逐渐变小了。刚开始嚼时，新麻苦得要命，绿色的口水从虬髯公嘴角流出来，使他看上去像一只吐绿水的槐蚕。硕大的鞋坯子把他的腮撑到透明，透过去可以看见鞋底，整个脸都变了形，好像一个吹胀了的牛尿泡。嚼到后来，鞋子渐渐小了，他的脸相也就不那么难看。但是当他把鞋从嘴里吐出来时，模样还是非常的恶心。虽然打麻鞋的模样难看，他打出的鞋子质量却是非常好的，拿到手里冷飕飕、沉甸甸的，一点也看不出是麻做的。他打的麻鞋永远也穿不坏，放到火里也烧不坏，还有好多其他好处。但是鞋子也把他的腮撑坏了。到老时，腮就像两个空袋子一样垂在他肩上，把胡子都压到下面，使他的脸像个海蜇的模样。他一辈子打了二十来双麻鞋，其中一双就是给红拂打的。他们俩是老相识，在太尉府里就相识。那时候虬髯公是个门客，红拂是个歌妓。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除了给红拂打麻鞋，虬髯公还教过红拂用长剑去斩飞蝇的脑袋，太尉府里没有苍蝇，需要到外面捉回来。
虬髯公在杨素家里当门客时，当时他还没打过几双麻鞋，也就是说，他的腮帮子还没有后来那么宽大，他只不过是个面颊松弛的人罢了。杨素家里有个石头花园，里面的一切都是石头的，比方说，水池里的水是青石砌出来的，花坛是五色的碎石拼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白色花岗石砌成的。那些石头里包含的白色的云母片在太阳下闪着白光。正午时分，虬髯公总是盘腿坐在花园里，顶着阳光，嘴里费力地嚼着鞋子，这时候他满脸都是油汗。透过青色的半透明的腮帮，可以看见他的舌头像怪蛇一样在麻鞋中间拌来拌去，这个景象真是十个毕加索也画不出来。这时候红拂从外面回来，他总是费力地想站起来，想把嘴里的鞋子拿出来。而看到这种样子，红拂总是皱紧了眉头，加快了脚步跑开了。
石头花园旁边有一座石头房子，是两层楼。虬髯公和红拂就住在里面，那座房子也是白色的花岗岩做的，石头门扇，石头的窗棂，窗格子上镶着白色的云母，在阳光下，那些云母也在闪着光。红拂急匆匆跑过去时，身上穿着闪亮的皮衣服。这就是说，她到外面去了。有时候她也会穿着蓝底白花的蜡染布和服走出来，这就是说，她要向虬髯公学剑了。她从来没有和虬髯公说过话。如果这不可信的话，那么可以说她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声音和虬髯公说过话。在太尉府里，姑娘们都用一种训练出来的嗓音说话，那种声音就像小鸟“啾啾”的叫声一样，或者说像鸡脖子被踩住了一样，假如不注意就听不见。这是因为那种声音的频率太高，几乎属于超声波。看到了这种情形，或者听到了这种声音，虬髯公就把鞋坯子吐到地上（那东西湿淋淋软绵绵，就像刚生出的死羊羔），跑到屋里去把剑拿出来，教给红拂至高无上的剑法。这件事我以为是好的。我是过来人，年轻时过过苦的生活，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我说这些事是好的。当然，我的艰苦不是每顿只准吃半个鸡蛋，头上蓄着三丈长的头发，刚洗过头时，头顶有二百斤重。我说的艰苦是指去插队，接受思想改造，等等。我所受的训练也不是用长剑斩苍蝇脑袋，而是要把整本的毛主席语录背下来。不管这些艰苦和训练是哪一种，总之是好的。未曾经历这样的训练，我们既没有观赏性，也没有实用性。经训练以后，两种性质就会都有了。
虬髯公说，红拂是他的红颜知己。可怜他连这位红颜知己的嗓音都没听见过。他只听见一阵阵“啾啾”的声音，虬髯公不知道在太尉府里谁说话都是这样的，他还以为红拂说话就是那种声音呢。他教红拂剑术倒是尽心尽力的，为此每天都要到外面臭烘烘的公共厕所里去抓苍蝇。除了气味难闻一点，苍蝇倒不难捉。最难的是要把剑磨到对苍蝇的脖子来说锋利，干这种工作最好是有显微镜，但是虬髯公却没有这东西。随着剑术的精进，还要练习斩蚊子，斩蠓虫，磨剑的任务越来越重。而红拂一点也不想分担磨剑的任务。幸亏红拂总是停留在斩苍蝇的地步，否则虬髯公一定要变成个瞎子。就是这样，虬髯公教了半年剑后，就变成了三百度的近视眼。幸亏他斩苍蝇用不着看，听声音也能砍到。
后来虬髯公也承认，红拂根本学不会用剑，她充其量也就能学到把苍蝇砍成乱七八糟的两块。这是因为女人不可能以用剑为主业，她们的主业是保持漂亮、生孩子等等。但是他还是尽心尽力地教，因为除了打麻鞋和用剑，他再不会别的了；而打麻鞋根本讨不到女人的欢心。教剑的时候，虬髯公又禁不住要一本正经。这是因为剑术是他的事业，他不可能不一本正经。他把每一只被斩落的苍蝇都拣起来，盛进一个小纸盒，把头和身子拼好，埋葬后，还要在地上插上一个写有“苍蝇之冢”的竹签。葬完了苍蝇，虬髯公要对红拂解释尊重对手（哪怕它是一只苍蝇）是剑客应有的道德，但是红拂早跑得没影了。
红拂永远成不了剑客，这是因为她不能从剑术的精进里得到乐趣。偶尔她砍中了苍蝇，就“啾啾”地尖叫着“砍中了”，扔下剑跑了。她不可能像虬髯公那样，剑尖垂地，认真地察看苍蝇的轨迹。假如那一剑正确地砍掉了苍蝇的脑袋，没头苍蝇就会呈螺旋状升上天去。落下来时，虬髯公正好拿出纸棺材来接住它。虬髯公不知斩过了多少苍蝇的脑袋，但是再斩时，他还是那么认真，不管它是绿豆蝇、灰麻蝇，还是大肚子母苍蝇。虬髯公还给红拂表演过斩蚊子，但是她打着呵欠说，这不好看。虬髯公还给她表演了斩蠓虫的绝技，红拂却说：你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原来她根本没看见斩了什么。其实只要仔细看，是可以看到的。但是红拂不想仔细看，她只想换衣服去逛大街。女人就是有这种毛病。
六
李靖初见红拂时，她就是跑出去逛大街了。当时她穿那套衣服是杨府发的，上身是皮子的三角背心，下身是皮制的超短裙，脚下是六寸跟的高跟鞋。领导上还交待说，穿这套衣服时，要画紫色的眼影，装假睫毛，走路时要一扭一扭，这些要求像对今天的时装模特儿的要求一样。她们穿这套衣服给一个什么官儿表演过一次，那个官儿几乎当场笑死了，说道：
杨兄，真亏你想得出来！和大街上的——一模一样！红拂记住了大街上那几个字，跑出去时，就是这副装扮。她不知这是妓女的装束。而妓女这个字眼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就算是听说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一天红拂是初次到大街上去。后来她又去了好几次——她很想再看见那个紫眼睛、说话好听的男人。但是李靖在家里忙着画春宫小人书，没有出来，所以她没见到。她只见到了很多黑眼珠、说话难听的家伙，那些人管她叫雷子。后来她从虬髯公那儿打听出来雷子是什么，就对那些人说：我不是雷子。人家就问她：你不是雷子，是什么？她又答不上来，只好转过身去，扭着腰走了。她不论到哪里都很方便，过街时一招手，taxi就过来了。那些黑人还争先恐后，说道：小姐，到哪儿我驮你去。咱们从来不欠税。等到乘上去就说：您认识管路考的那个胖子大叔吧？咱其实是扛得动他，可要跑那么快就费劲了。要不就是：我有个兄弟从索马里来，您能和管居留证的大叔过句话吗？原来这么巴结是想走后门。相比之下咱们中国的妓女都更有骨气，见了她，就瞪着眼，哑着嗓子说：甭过来，你丫挺的！这就使红拂觉得寂寞得很。
洛阳大街上的妓女对红拂是最不客气的了，动不动就转过身去，撩起裙子来，给她看光溜溜的屁股，见到了这些屁股后，红拂才知道这些人原来不穿内裤。不穿内裤仿佛是要突出屁股，然而那些屁股本身并不好看。然后她们又转过身来说：想逮人吗？回去打听打听，老娘是几进宫！见到这种场面，红拂只好隔得远远地站着，看人家嚼嘴里的老牛皮，自己也拿出阿拉伯树胶制的口香糖来嚼。嚼烂的牛皮也能吹出泡来，但是没有口香糖吹得大。有时会有位木匠师傅走过来，提着小桶，手里拿着新的泡蜜牛皮，对每位妓女鞠躬，说道：姑奶奶，行行好。那些妓女就把牛皮胶吐到桶里去，拿一块新牛皮。原来嚼出的胶比熬出来的好，粘起东西来比焊的都结实。但是人家也不来找红拂。谁都知道口香糖不能粘椅子。假如硬要粘的话，就会粘出一件虚无之物，看着是有的，坐下去就没了。这说明红拂毫无实用性，连她嘴里的口香糖在内。红拂在这里也无事可干，只能逛大街。别人逛街是为了买东西，但是她不能买，因为她没有钱。本来她可以向虬髯公借，但是虬髯公也没有钱。杨府里别人也没有钱。石头洛阳里每个人都没有钱。有吃，有喝，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没有钱。钱这个字眼，她也没听说过。
红拂没有事干，又找不到李靖，就回去了。她想自己既不认识管路考的大胖子，也不认识管居留证的人，不该坐不花钱的taxi。因此她就想穿小胡同回去。但是小胡同也不好走，因为到处都在盖房子，搭着高高的脚手架。有一些牛车从城外运来了黄土，又有些人在黄土里掺上麻絮，送上了高架，放到模板里筑。有人把自行车骑到了小胡同里，这里没了泥水，就把脚从车把上拿下来，有些人为争路而争吵，另一些人息事宁人地说：路窄人挤，最好大家都去坐地铁。在拥挤的人群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地上有一对华表。华表是一道国界。在华表里面是一片石头地面，连一点土都看不见。石头中间长了一些松树，全都向地面匍匐，越老的树长得越矮。假如有一棵树长到了五百年，它的树干就会紧贴在地面上。假如一棵树长到了一千年，地面上就只剩了树冠。根据这个道理，石头缝里的一簇松针就是更老的树。当然，最老的树只有把石头掀翻过来，才能在石块背面看见。但是没有人敢在这里翻动石块。一棵树不见了，就会有人到深山里去找一棵相当老的松树来补种上，直到它在石头花园里长到不见了为止。除了这些一览无余的空旷地方，就是一些石头墙围成的府邸，每个府邸的门口都有一对石头华表，没有门，也没有人把守。其中只有一个红拂能够进去。她除了那个地方无处可去。
李卫公在洛阳城里有一座祖宅，是用掺了砂子的土筑的。经过了很多年以后，四堵墙逐渐分开，出现了很大的缝，阴面长满了青苔，房顶上的草也逐渐稀疏。很显然，这房子逐渐趋向于塌倒。李靖很想为它干点什么，但是又不知从何下手。要知道李卫公虽然多才多艺，却不会做泥水匠，虽然掘土和泥的活计人从出世就会，但是他早把那些先天的良知良能忘掉了。现在他能干的事，除了装流氓唬人，画春宫，做出各种荒唐发明，就剩下一脑子的数学和几何学。首先，他证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为此他挨了一顿板子；然后他又证出了费尔马定理，为此他又在洛阳城里呆不住，不得不逃了出去。要说明后一件事，我感到头绪繁多，不知从何说起。首先应该说说费尔马定理应该是什么——用费尔马本人的话来说，是这样的：假设有X，y，Z，各代表一个未知数，另有一个已知的实数N，设z的n次方等于x，y之n次方之和，当N大于2时，x，y，Z不得均为整数。但是李卫公绝不会这样表达——首先，说有x，y，z就太简单了，古人绝不会这样讲，最直截了当的说法也是“二友对弈，一人观局”。但这不是说真有张三李四在下棋，另有个王二麻子在看，而是以两个下棋者加一个观棋者代表x，y，Z。稍复杂的说法就要扯上紫微太乙之类天文学术语，或者黄帝素女东方朔一类的历史人物。考虑到李卫公的证明写在春宫里，后一种可能性相当大。再说说那个N，古人绝不会老老实实说它大于2、3、4；肯定要用两仪、三才、四象一类的说法代替；更可能说它是太极之象，河洛之象等等。根据这些原理，李卫公画的一幅春宫，上面有黄帝和素女在床上干好事，床下有个小矮子在看，半空中又画了个太极图，就是费尔马定理的表述，但是证明在哪里，我还没找到。因为整数、有理数、无理数这些概念，古人说成什么的都有，所以假如李卫公证出了费尔马定理，把它写成个什么样子实在是很难猜的事。到现在我也没把它猜出来。
我说李卫公把费尔马定理写在了一本春宫小人书里，有些同行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春宫里不可能包括一个数学定理。但是你又怎么能相信“老树开花廿一支”是在解不定方程？任何事都可以举一反三，由不定方程的解法是一支顺口溜，可以推断出有一个时期领导上不准大家解不定方程，但是有一个人解了出来，就把它编到了歌谣里。既然如此，李卫公年轻时，领导上也不准大家证费尔马定理，他证出来后，不把它写进春宫，又往哪里写？
